（实习生 燕舞 本报记者 徐虹）
接受采访时，余华开玩笑：“作家小说没写完的时候，怕有人来问；小说写完了，又怕没有人来问。”这一次，在《许三观卖血记》后十年没有创作新小说的余华，终于可以让那些担心“余郎才尽”的读者放心了——他的长篇新作《兄弟》（上半部），7月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首发。
《兄弟》讲述了江南小镇上，李光头和宋钢两兄弟在“文革”岁月中的扭曲故事。他
作家往往会在作品里埋藏最核心的“心脏”。余华说，《兄弟》的“心脏”，就是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他俩是‘心脏’的‘左心房’和‘右心房’。”
《兄弟》是余华从事创作以来所写的篇幅最长的作品，他在小说中第一次正面写到“文革”，并直面当下生活。
在1991年到1995年的短短5年时间里，余华创作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三个著名长篇，代表了他创作的第一个巅峰。1995年后，他写了很多随笔，包括应《读书》执行主编汪晖之约写的“重读经典随笔”。2000年，余华开始写一个讲述四个家族百年故事的长篇小说。“但后来使足劲儿，也写不下去了。”
而2004年动笔写《兄弟》，“一写就写下去了。从去年4月份写到现在，一口气写了40多万字”。
写《兄弟》，余华每周写三到四天，每天睡三五个小时就醒。他最得意的篇章是李兰回到刘镇，得知自己丈夫死了那一段。“按照《活着》的写法，我可能写几千字。但在《兄弟》中，这一段写了六七万字——没有一句废话！”
“正面写一个时代，叙述往往最困难，需要一个最独特的角度。”余华说，“而‘文革’和当下时代，单独写没有吸引力。直到用李光头和宋钢两兄弟把‘文革’和当下连接起来，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亲人间的互相出卖和“划清界限”，是很多人关于“文革”年代的回忆所必带的残酷表征。但《兄弟》却反其道而行之，颂扬冷酷年代里亲人间的忠诚和爱。
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和少年的余华认为，我们过去可能过多强调了“文革”中互相攻讦的一面。“文革”中，人性的丑陋、卑鄙固然被推到极端，但人性的善良、伟大、忠诚的美好品性，也被推到极致。“比如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中描述的和钱钟书先生的生活，淡淡几笔，就能让人体会到共患难易，同享福难，这是人性中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活着》的前言里，余华曾说，“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只有这样，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亮”。十多年后，余华仍坚持这一主张，“‘和谐’和‘冲突’的两面，我兼而有之。”
余华多次强调对现实的“正面强攻”。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等伟大作家写的小说，比20世纪的作家们更强有力。他们是笨拙的，不像20世纪的作家那么聪明、那么轻巧和善于迂回。他们直来直去，正面展开攻势，而这，最需要功力。”
常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挂在嘴边的余华认为，“大师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他看来，当代作家接受前辈作家的影响，“这种影响应该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这才是影响的本质。”
年底才能出版的《兄弟》下半部，写的是“真正的现实”。“下半部更具有挑战性。写到下半部，我终于知道我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了。”
十年了，挑剔的读者和余华都在成长。他深知“超越自己几乎做不到”，但他承诺，“我要努力走在自己的前面。”“现在我脑子里已有新长篇的思路了。写作进入疯狂状态是美好的，我已经十年没有遇到这种感觉了。”
（编辑：临江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