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十年，余华携新书《兄弟》回到大家的视野；十年，文坛已换了两个世代，当年的先锋派、实力派作家相继消声，而他在战胜了一次写作危机之后，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宣告：“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
文/戴婧婷
7月底，继1995年的《许三观卖血记》之后，十年未有新作的余华推出长篇小说《兄弟》上部，冷清已久的文坛和纯文学图书市场掀起了波澜。十年来，他的身影出现在出国交流、电影改编里，他还在《读书》开随笔专栏，唯独远离了小说创作的老本行。在这期间，《活着》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许三观卖血记》被韩国人买走了电影改编版权，他的书也奇迹般越卖越好，成为当年的先锋作家中少见的畅销作家。
这一个月来，他一反以往的低调，接受了无数媒体采访。尽管每天都说得口干舌燥，但只要一提起他那疯狂的写作新状态，语气就变得兴奋而自得，仿佛十年的沉郁之气终于一扫而空。
读者和媒体的反应让我觉得很意外
十年前，《许三观卖血记》悄无声息地出版，没有排长队的签售，没有络绎不绝的采访。这本书在书店里静静地躺了三年，才开始引起读者的关注。
如今，纯文学被边缘化早已是大势所趋，同样久别文坛的先锋派作家格非和徐星去年推出的长篇新作都只在小圈子里略有反响。余华的《兄弟》只出了上部，就成为今年图书市场上堪与《哈里·波特6》比肩的热点。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新书引起了读者高度关注和追捧，你预料到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吗？
余华：从读者到媒体都让我觉得很意外，想到可能会有媒体关注，毕竟我十年没出书，如果早知道大家对我有这么高的期待，我就不该轻易地把上部单独拿出来，我会把上下部写完再出。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乎书的销量吗？
余华：我当然希望越多越好，但是有可能到了一个量，就上不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考虑销量是否会给你的创作带来压力？
余华：没有。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一个市场，我只是要把每部小说写好。写好有两个原则，一是好看，二是好的品质。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这两个标准之间有矛盾，你会优先考虑什么？
余华：好的品质。品质对我更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提到“如果让我选择是出版界认可还是文学界认可，我肯定选择出版界认可。”为什么？
余华：过去出版业是不存在的，主要就是文学界，如果能在《收获》这样的文学期刊上连续发几篇小说就能引起整个文坛的关注。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文学期刊衰落了，发得再多也未必会有很大影响，而出版业则蒸蒸日上，所以我更看重出版界的认可。
一直想写一部“大”小说
余华早期的代表作《现实一种》、《一九八六》以冷酷血腥的暴力描写在文坛独树一帜，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他逐渐褪去血戾之气，风格转向舒缓平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甚至显示出近乎含情脉脉的温和。而《兄弟》既把早期的暴力描写充分细节化，又把后来的温情表达推向了爱的礼赞。除了直面梦魇般的文革记忆，《兄弟》还直面余华未曾涉足的当下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兄弟》中那些暴力的细节是有原型还是你的想象？
余华：是我从一些文革资料中看到的，当时红卫兵、造反派们发明了很多酷刑。我所写的只是文革期间用得最多的几种而已，把猫放进裤子里和肛门吸烟是我们小时候都亲眼见过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过分细节化的描写似乎有将暴力奇观化之嫌，你在创作时是否会担心掉入这样的陷阱？
余华：我觉得这不是奇观化，既然我要正面描写那个时代，就必须写出它的特征，写出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我不能刻意回避。
80年代刚开始创作时对我影响更大的是20世纪现代派形式主义的技巧。而1996到1999年，我发现了19世纪作家如狄更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非常了不起，当他们把一个人物推入某种情景时，他们可以一分一秒、一毫米一毫米地往前写，把人物的状态写得很充分，故事写得更加激动人心，这是我在《兄弟》中想做到的。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暴力，《兄弟》的另一面是对家庭之爱的描写，这些年你的小说中温情的成分似乎越来越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余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写作时候自己不会意识到，就是不知不觉产生。我觉得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应该会有这种变化。
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我把外部环境写得越糟糕，我就会把人物内心写得越美好。我就有这种写作习惯，或许因为写作也需要寻求一种平衡。要在20万甚至40万的长篇里面通篇都是残酷，我真的没法写下去，自己都会对生活绝望。
中国新闻周刊：这回你为什么选择正面去写文革？
余华：如果单单正面写文革，我觉得没有太大价值。或者正面写今天的时代，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角度，也没有很大价值。但是把这两个时代并列在一起，就突显出价值了。比如上部的前两章写禁欲、反人性时期因为偷看女厕引起的事件，下部的前两章就写纵欲、人性泛滥时代的卖淫嫖娼。我就是要形成这种强烈反差。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当下现实反而是最难写的，在写现实的部分你有没有感觉到困难？
余华：确实，文革并不是最难写的，毕竟属于过去的历史，反倒是描写今天的现实相对更难。其实我一直很想写一部“大”小说，而“大”小说应该是从正面去表现这个时代，比如像《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罪与罚》这种19世纪小说，但我总是没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
而这次写作没有感觉到难度，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了这个时代的传奇性，它的戏剧性在于可以发生任何稀奇古怪的事情。
今天这个时代有太多诱惑
在35-45岁的黄金时期，余华的小说写作却停滞不前。五年前他野心勃勃地开始写一部横跨一个世纪、围绕三个家庭展开的史诗性作品，遭遇了创作的瓶颈，两年只写了20多万字。暂时放弃了那部小说后，他在《兄弟》的写作中重新找回了久违的激情，半年时间完成了30多万字，进入了“完全失控的疯狂状态。”中国新闻周刊：十年没出新书，文坛和读者都对你寄予厚望，你有没有压力？
余华：确实有很大压力，但每部作品都是代表一个阶段，我总想要超越自己是不可能的。我坚信的是作家应该走在自己前面，也就是不要重复自己，特别是长篇小说。
中国新闻周刊：避免重复自己是不是你创作速度减慢的原因？
余华：对。我的经验是一位作家写完一部长篇小说，至少要在这一部的阴影中生活半年左右，在这半年里创作总会走重复的路。
我写完《活着》是1992年，1993年辞去工作，因为没有了收入所以写了两年电视剧，大概赚了30万就停下来写小说。这段写电视剧的时间就让我完全摆脱了《活着》的影响，使我能够迅速进入《许三观卖血记》。但是写完这部之后1996年的创作却仍然停留在那里面，完全被《许三观卖血记》控制了，我只能停下来写随笔。
当我意识到应该趁自己身体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多写长篇小说而回到创作中的时候，我虽然摆脱了《许三观》的阴影，但同时也丧失了一些写小说的能力，我想写的史诗性大长篇写了一部分怎么都写不下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写不下去是因为技巧问题吗？
余华：技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生活态度问题。
我在写《活着》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困难，不过很快解决了。《活着》我最早是用第三人称，以旁观者的角度写福贵的故事，结果怎么写都写不下去。后来我改成了第一人称，由福贵自叙，就很顺利地完成了。像福贵这样一个人如果从旁观的角度看，他简直除了悲惨什么都没有，这只是旁人对他的一种判断。而用他的口吻去讲述就会发现他的悲惨中也有他的喜乐，会发掘出他的感受和经验。
我暂时停写的那个大长篇也是一样，我已写的部分叙述太精美了，我写不下去停下来去了一趟美国，回来后另外开始写《兄弟》，我渐渐意识到我原来看世界的方法有问题，小东西确实可以是精美、经过雕琢的，但是东西越大它就越趋于复杂，应该是粗糙的。所以《兄弟》的风格不是那么统一，到了下部这个特点会更明显。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期间你有没有担心过灵感枯竭？
余华：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写不下去的情况，基本能够一气呵成地写完。但写那个大长篇的时候确实非常焦虑，虽然也写出了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段落，但是它没有让我疯狂，只能保持两三天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去了美国四个月。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写作和其他行业一样，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是作家创作的旺盛期，越往后，该写的经历和感受都用完了，精力也不如前，尤其是长篇。你是否认同？
余华：我不这么认为。从全世界作家的状况来看，他们的重要作品基本出在40-55岁期间。因为他们的身体状态还可以，而想象力和创作力又被充分激活了。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目前中国跟你同辈的这一代作家的创作似乎都不如从前？余华：这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在外部环境上，80年代很单纯，我们可以比较安静的写作。而今天这个时代有太多诱惑，能够安静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就作家自身而言，确实有一些作家对写作失去了兴趣，或者一直思考希望有所突破。
我的感受是作家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是高产阶段，那时刚刚尝到了写作的甜头急于表达，所以对他来说创作量达到20万字相对比较容易，从20万开始变得很难，如果想自我突破，他的创作速度就会放慢。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纯文学已经衰落，你还抱有十年前做经典的文学理想吗？
余华：写小说时，必须抱着把它写成一部伟大作品的理想来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品质。所以写伟大小说不是结果，我把它当作过程。一部小说究竟如何，要让读者、让时间来评判，但是写作过程中一定要怀有这样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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