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旦投入到作品中去，情感的消耗很大———中国的评论总把小说的深度定义为思想深度，我认为小说的深度是情感的深度。当我的情感空荡荡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干涸的湖底。”
没有人知道阿来酝酿一部小说所调动的脑力、情感、时间、经验的能量总和，阿来自己也不知道。在他心里，写《尘埃落定》像谈一场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恋爱。“相比之
阿来写《尘埃落定》是10多年以前的1994年。那时候，他30多岁，写过很多诗，曾经在岷江边上的夜空下豪情万丈。《尘埃落定》1998年满蕴着诗情横空出世，发行量近100万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当这一切尘埃落定以后，“让我第二天立即对另外一个故事投入感情，我做不到”。
《空山》是《尘埃落定》之后的又一场恋爱。“大概到了2001年、2002年，我慢慢开始有写作的愿望了———也许心里养了那么一点点气，有了那么一点点情感。”
《空山》被称为是“一部中国的村庄秘史”。书中透露出阿来对藏族村庄文化、宗教的独特体验。同时，他将那些被人漠视的、麻木的伤痛揭示出来，也由此形成了小说的宏大格局、庄严主题、厚重内容和繁复结构。有评论称：“它构成一幅立体式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
在人们的印象里，《尘埃落定》是世外桃源式的唯美传奇。阿来希望他的作品最大限度地接近现实。“现在，非常困扰中国作家的命题就是‘现实’问题。如果让我写小说，我肯定要现实。《尘埃落定》也是具有现实感的，关键是怎么看待‘现实’，在里边开掘什么。”
《空山》的现实意义在于呈现了中国当下乡村的某种破碎的东西。阿来举一个例子：四川有个笑话，两个割麦子的农民讨论理想中的好日子———就是睡觉的时候，床这头放一碗红糖，床那头放一碗白糖。醒过来，高兴就吃一口红糖，喜欢又去吃一口白糖。这就是农民想像中的幸福。而他们讨论如果当了大官该怎样时，一个就说，割麦子时，我在陇这头放一碗回锅肉，那头放一碗红烧肉。割到这头吃一口，割到那头再吃一口……
“花瓣式结构”是《空山》的结构方式。即，诸多故事独立成章，又互相牵连。目前它只是花瓣之一，此后，阿来将推出花瓣若干，拼合起来会产生花束效果。“现在算是第一部，大概有20多万字。我计划写六七十万字。估计今年年底完成第二部，明年年底完成第三部。我想完成整个故事大约需要五六年时间”。
在阿来看来，乡村生活更多是零碎的拼图。“中国的传统乡村小说，如《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通常只有一个线索一以贯之。以我个人的乡村生活经验来看，我认为这并不恰当。第一，当下乡村的命运被城市所影响和左右，所以很多事件并不是连贯的。第二，乡村里全是小人物，如在小说中体现，并非一定要有一个中心。如果要写好当代乡村史，一定是多中心的，多线索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当中扮演各自的中心。”
据悉，《空山》包括两个故事。其一是《随风飘散》，以一个小男孩为主人公。其二是《天火》。《随风飘散》描述的是道德和怜悯心的消失。《天火》写的是强大外力对人的异化。《随风飘散》与《天火》，一动一静。
“最好的人类学、历史学著作，告诉人们一个旧的东西瓦解之后，会成长起来一个新的东西。但现在中国乡村面临的问题就是：乡村文化瓦解以后，自身不能再成长出新的文化。因为当下的乡村已经没有自主演进的能力。”“少数民族乡村更面临着双重的命题———既有着本民族文化的瓦解，也有村镇文化被瓦解的悲哀。”阿来说，“比起人类所有的共同性来讲，文化的差异、生活的差异是小的，人类在生存命题面前的共同性大于差异性。”
文坛有一句话：“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阿来认为自己不缺乏把握语言的能力，也不缺少故事的素材，“甚至也不太缺少思想”。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中国作家的终极目标。创作的时候总考虑得奖，就等于不断用别人的标准来干扰自己。“我哪有心思去揣摩另外一些人的文学标准？”
“对我来说最要命是，我一旦投入到作品中去，情感的消耗很大———中国的评论总把小说的深度定义为思想深度，我认为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你有哲学家深刻吗？你有历史学家深刻吗？我认为小说的深度是情感的深度。当我的情感空荡荡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干涸的湖底。”(徐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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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小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