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张冠生 《费孝通传》作者
著名学者费孝通的去世牵动了很多普通百姓的心，江苏南部开弦弓村的一位老人回忆费孝通时，深情地说：“我感到像失去了亲人！”
的确，从风华正茂的学子，到声名卓著的耄耋老人，费孝通的步履遍及祖国的山山水
从1988年民盟中央进行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考察开始，张冠生参与了费孝通先生的实地调查课题，到世纪之交，前后十多年。在跟随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的过程中，他积累了费孝通先生田野工作的丰富资料。2000年，他撰写的《费孝通传》出版。该书中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生动细节，为读者了解费孝通提供了特殊的视角。
费老是个大记者，大时代的大记者。他很用心地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历史风云
记者：上世纪30年代末期，费孝通以江苏南部的开弦弓村为蓝本，写下其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之作《江村经济》，被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后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费老还20多次重访“江村”，搜集大量实证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晚年还旧地重游，以《三访江村》等作品为自己的田野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您对费老多年坚持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这一举动本身有着怎样的理解？
张冠生(以下简称张)：费老是个大记者，大时代的大记者。他很用心地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历史风云。第一层是事件的外貌和性质，第二层是事件的过程，第三层是事件背后的动因。费老经常要求自己和学生“看到事情背后的东西”，而且不满足于“那个东西”的结果，要看出过程。“背后”、“过程”应该是体会费老治学风格和方法的关键词中少不了的两个词。比如，他到农村调查，听农民说收成、讲收入，有的人满足于数字，费老作为学者，留意的是过程，是数字背后的内容。他会细细地问收成是怎么来的，逐层“剥笋”。
费老自己不愿意写自传，他说，把我的一生写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更真实、更完整的自传
记者：您最初为费老做助手的时候，当时有没有想过写费老的传记？您写这本传记的出发点又是什么？
张：一直都没有想过。我只是感觉，费老的实地调查过程是一个很好的流动课堂。跟他一起出去的时候，我留心他的研究方法，尽力记录他在路上的所思所讲，算是记课堂笔记。我争取多保留点图片、文字、录音资料，想的就是保留。费老自己不愿意写自传，他说，把我的一生写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更真实、更完整的自传。他也表示，没有找人写传记的打算。他说：“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看他的文章，听他说话，有时候会意识到他有一种很深刻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可能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在学术上，缺少在同一水准、同一境界上对话的人。这一点，他很少讲。再一个是在做人标准上，这一点，他在许多文章里都表达过。我在写他的传记时注意写进去了。写这本传记，不是费老找的，也不是我找的，是事情到了那一步。不能说“水到渠成”，却可以说是“无心插柳”。
写《费孝通传》，是一项带有学术内涵的工作，我用十多年的积累，述而不作，用几十万字记录费老其人
记者：60年前中国的史学、哲学、美学、政治学、人口学，都有着骄人的业绩。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赵元任、冯友兰、贺麟、金岳霖、朱光潜、钱端升、马寅初，都是60年前光照天宇的巨星。我们都能感觉到埋头苦干、为国为民、不求人知是费老那一代学人共同的精神特征，这样的一种学术态度和精神在现在社会也是十分需要的，对此，费老自己怎么看？
张：费老在讲一代学人的精神特征的时候，常说上一代，不说自己。在为潘光旦的译作《人类的由来》写后记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感慨，他说，从1957年开始，潘光旦用他的才能和韧性费了10年的时间翻译了达尔文的这本书，现在还有多少学者能为一项学术工作坚持不懈达10年之久呢？我认为费老的问题是问了整整一代人，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发问。我属于费老问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个。我愿意对费老的提问作出回应，无声的回应，用做事来回应。写《费孝通传》，是一项带有学术内涵的工作，我用十多年的积累，述而不作，用几十万字记录费老其人。对费老来说，这几十万字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后人中还有愿意学着前辈那样用心做事的。我希望能在精神上给费老一丝暖意。
记者：对于您要写他的传记，费老的态度如何？
张：费老当时对我说，我不会帮助你，也不会干涉你，我就想看看你们这一代人怎么看我，骂我都行，只要骂得有道理。你看，他不在意你是毁是誉，却在意你毁誉的依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水土是文化的水土，这一方人是文化意义上的人
记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有一个名叫戴维·阿古什的学生，他写了一篇题为《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于1981年正式出版，封面右角印着“费孝通传”四个中文字。阿古什当时没有条件来中国内地访问有关人士和搜集资料。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主要是在美国和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进行的。从资料的丰富性和对于费孝通本人的了解来看，您写《费孝通传》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么您在写作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样的写作方法？
张：《费孝通传》的写作方法，是“自然史”的方法，那就是高度忠实于事物本身，是什么样就怎么写，尽量去还原历史。这是费老对我写这本书惟一的点拨。当时他正读他的美国老师帕克先生的传记，那本书就是自然史写法。除了真实性以外，“一个人、一个学科、一段历史”是我在写费孝通先生的时候想要展现的。一个学者的个人历史，有一层层背景。学科史、学术史、社会史、文化史、自然史，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我尽我自己的力量去理解他作为一个文化生命的出现和成长。有句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水土是文化的水土，这一方人是文化意义上的人。费孝通成长的文化环境是滋养他的文化生命的深厚营养。
社会学要到社会中去学，这比光掌握研究方法更重要，因为社会学的本源不是在社会学概论中，而是在社会里
记者：您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行行重行行，已是费孝通的生命方式”，很多人感佩费老的一个地方就是，只要身体允许，他都会坚持在工作的第一线，带学生、下乡调查、写书。2003年，93岁高龄的他还坚持下基层去做调查研究，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在早年是否受到过什么人的重要影响？
张：费孝通青年时期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美国社会学大师帕克曾经来华，给费老讲过课。当时帕克经常把他们领出课堂，到北京的大街小巷、监狱、天桥，甚至到八大胡同这样的地方去认识社会。帕克认为，社会学要到社会中去学，这比光掌握研究方法更重要，因为社会学的本源不是在社会学概论中，而是在社会里。这对后来费孝通的学术道路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在进行实证研究的时候，是保持理性和冷静的态度的，他总是在尽量避免感情因素对于观察和表述的影响
记者：对于费老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学者认为，过分强调实证研究并非没有缺点，最重要的缺点就是看问题比较偶然和孤立。费孝通先生偶然地选择了经济历来富庶、商品交换历来发达的苏南的开弦弓村作为其一生的研究重点，如果他当年碰巧选择的是一个中西部的贫穷小村，实证研究也许还会继续，但是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对此，您怎么看？
张：实际上，费孝通先生在进行实证研究的时候，是保持理性和冷静的态度的。他的文章里说过，他总是在尽量避免感情因素对观察和表述的影响。费老的同行也曾经问过他，能否把开弦弓这么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和“中国农村生活”画等号？费老是遵循实证调查方法的。实证调查只能这么做。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不等于中国农村生活，但它毕竟属于中国农民的生活。要具体了解中国农村生活，你只能先到一个小村去看、去记录，做个案研究。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是由这样一个一个村庄构成的，其中必然有共通之处，尤其是在文化上。费老并没有跑遍中国农村。可是你看他写的《乡土中国》，说明他真正懂得中国农民的生活。
他们那一代学人总体上做人的标准很高，个人的功利心极淡。他们想的是大问题，想的是民生
记者：费孝通先生的离去带走了一大笔精神财富，他身上的哪些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张：费老那一代学人身上的优秀品质，现在越来越稀缺了。他们那一代学人总体上做人的标准很高，个人的功利心极淡，他们想的是大问题，想的是民生。他写的文章中，提到过“人生的天平”。他真心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多，付出的太少，不平衡。所以在不停地走，不停地出主意，为社会做事情。他说，自己的这些想法，这些主张，这些学术成果，来得不容易，是社会花了很大的代价换来的。总要把这些东西再还给社会。这样，人我之间才有了平衡。这样想，这样做，更主要的不是对得起别人，而是对得起自己，这样自己才会安心。
费孝通，1910年生于江苏吴江，早年师从社会学家吴文藻和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1936年负笈英伦，师从人类学泰斗马林诺夫斯基，曾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所著《江村经济》被公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先生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桂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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