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于文革的文艺作品一直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再现那段历史，其中涉及到惨痛的毁灭性的记忆，那种对人性的摧残，对社会的破坏，那种对于历史的颠覆，一直成为有关文革小说的不朽内容。但是，这每一种描述真正使人们看出怎样的文革经历？对于文革的叙述，真正关于文学，创造了什么？

　　70后领袖作家之一陈家桥，近年推出的《爱情三部曲》中的《成都爱情》其中涉及到有关文革的书写，显示出他对于文革的新认识，并且在叙述上按照反向的逻辑，沉重地击打有关文革的社会记忆，这与以往所有有关文革事件的作品，产生了一些突破的意义。

　　陈家桥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成都爱情》描写的事件主架发生在九十年代。但因为故事的起点是由于中年四姨的死，四姨的死又与一桩承诺有关，而那承诺便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小说因此一直牵制在有关文革的一次秘密事件中，而秘密事件直指的便是那场惨烈运动的社会内核。陈家桥指出虽然我们对于九十年代的描述是困难而短视的，但这样的“失去角度”“零角度”正来缘于我们无法在历史中获得有效的参照。

　　文革到底是什么？陈家桥在他的创作中曾经提出过绝不能单纯地外部地看待文革，或者也不能过往的内部的看文革，作为一项社会运动，文革有它的“社会必然性”。文革中所有的人性大恶，均会在社会学、政治学和制度学上找出一些它的合成因素。《成都爱情》给了一个有关文革的预言，那是几千年前的预言，这实际上是揪结了一个点，一个甚至可以完全历史化的点，近而指出“文革”是一项普遍的必然的社会运动。四姨之死，以及由此之后，她的丈夫和女儿的死，这三个人在九十年代的去世，从不同的叙事通道上，与文革或“有关文革的遗嘱”有关，在叙述上讲，所有对文革的主观超越都是草率的，《成都爱情》正在说明文革是历史上重大阴影，是所有人的阴影，文革是它自身的遗嘱。

　　70后作家群是一个在当代文坛短暂登场的集体，前有60年代的大批作家，后有80后的青春写作，70后作家群光芒暗淡，但陈家桥以及一批70后的写作中坚力量正以他们亦轻亦重的复杂心态，描写现实，正视历史。《成都爱情》和陈家桥，向读者证明，70后是思考的一个群体，是可感受的责任的群体。我们特别看到陈家桥对于历史和现实，那种庄重的书写态度。

　　陈家桥认为历史和现实，有其相对的集中和起伏，但社会与制度变迁，均有其广义的政治逻辑，在陈家桥看来，当代社会生活即使从事件意义上看，也并没有象余华所说的那样浓缩西方400年的历史。陈家桥的《成都爱情》及其他作品，一再表示，历史的合理性，历史的逻辑，最终仍是会以人性的承受力，生命的感受力，以及微观政治上的更迭来体现，40年就是40年，一个等长的社会现实无法真正获得那种粗劣的夸大和浮躁，社会现实有其均衡的质感，从这个意义上讲，《成都爱情》中的90年代或者文革记忆，均是在恰当的可感受的书写密度上呈现社会事件的张力，它的结构是一种有效的结构，是轻重并存的。

　　陈家桥强调，之所以认为从文革至当下的社会现实有其主体上的均衡，质感和普遍性，是因为作为中国作家，作为汉语书写者，小说家必须恰当地看待现实之于小说的意义。余华围绕《兄弟》所展开的有关中国40年巨大变化，包含有西方400年时代大跨度的论述，实际上是一种有缺陷的急躁看法。40年就是40年，那种把40年等同于400年，是一种急于向西方提供“中国新现实新表象”的了草意见。这种意见，陈家桥认为极其浅视而孤立，把对于文革和九十年代的说成两种巨大对立，从根本上就有错误，这是什么样的对立呢？如果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感受，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一种前进的社会现实，你可以批判也可以讴歌，但你必须在中国的方式上还原“中国的现实”。陈家桥的《成都爱情》在小说人物有限的承载幅度内，以他的视角，再现了这两段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