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就我涉猎的十余部萧红研究专著来看，还没有像曹革成这部《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这样系统、全面、公允、详实的评传。我之所以这样首肯曹著，当然是因为其沉甸甸的学术分量，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萧红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背景下，在历史和文化的传承衍变中，对萧红的生活和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观照；当然是因为作者以较高的思想站位，努力摒除各种感情人事的干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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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婶婶萧红》一个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从特殊的角度走近传主，通过大量丰富翔实的资料给予“萧红现象”以令人信服的破译和匡正。
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中最为抢眼的热点之一。一位只有三十一年的人生历程，创作不过百余万言的作家，竟然赢得读者这样的青睐；一位辞世只有几十年光阴，人生履迹十分清晰，亲人朋友当时又多健在的女人，生活道路居然被描绘得这样纷纭复杂，甚至大相径庭，难怪人们称其为“萧红现象”了。在我看来，萧红研究的歧异态势固然是由于研究者的文学观念、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的不同所致，但又不能排除急功近利、考证粗疏的负面影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在狭小的研究空间内，大家蜂拥而上，一篇篇评论似曾相识，一本本传记如出一辙，或互相引证，或彼此雷同，或照抄亲历者特殊情境下的孤证，或重复权威大家尘封多年的经典，能不使萧红研究陷入浮躁的迷宫吗？倘若说，一些传记只是忽视了个案因素的背景，没有以史的理念整合繁复的事件，或者因为作者的叙述无法印证某些当事人所经历的事实，因此不能达到历史水准的高度重构，那还是可以原谅的——问题是，一些传记中，史的意识和观念非常薄弱，认真的研究，冷静的思考，必要的参照都在惯性的操作中被消解；一些传记的作者，又过分钟爱自己的主体感情，忘记了文学史研究应有的质疑性，这样，就使文学历史变成了当代某些健在者的口述实录，变成了维吾尔姑娘的小辫子。须知，艺术是纯粹的直觉，历史是科学的考证，因此，当我们震惊于某些研究者的轻率、武断和媚俗时，是否应该不再对这种现象三缄其口？
现在，曹革成经过多年的积淀，终于用这部学术性与通俗性并重的传记作出了自己的发言，以家人、晚辈的独特视角投向了自己的婶婶，投向了属于全民族的天才女作家萧红。显然，这个发言不会是轻松的。两年前，他在《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的《后记》中就曾说过：“面对出于不同感情，目的、态度或因记忆问题写出的互相矛盾，甚至黑白颠倒的史实，我下了一番去伪存真的工夫。我有一条原则，审视各种回忆，紧紧依靠萧红留下的作品和书信，紧紧依据真实的历史背景，紧紧依据客观事物发展的逻辑。我的目的是恢复萧红本来真实的面目。”诚如斯言。《我的婶婶萧红》就严格遵循着三个“紧紧”，聚焦传主萧红，寸步不离本体，驱除各种遮蔽，还原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东北才女、反帝爱国作家萧红的形象。在这里，萧红的人生不是某些传记中刻意描绘的红颜薄命、悲苦凄凉的悲剧人生，也不是某些专著中极力渲染的孤独寂寞、哀愁无助的苦闷人生，而是追踪时代、服务祖国的奉献人生，拼搏向上、勇敢奋进的战斗人生。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萧红，一位写出了中国人民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萧红，猛烈鞭挞封建思想、腐朽道德的萧红，深刻揭露国民痼疾，民族根性的萧红，虔诚献身写作，无限怀念亲人的萧红。不能否认，像曹革成这样特殊身份的作者，撰写此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比局外人还要难。他不仅需要极度的冷静客观，深刻警惕家族记忆中感情因素的干扰，还要无情拒绝狭隘、偏见和专断对传记真实的非理性破坏，这样才能以远距离的零度写作态度达到信史的学理高度。也就是说，他所进行的萧红研究必须绕过长期存在的、流布甚广的误区，反拨那些凭借着强烈的先验思维和浓重的情感倾向不加汰滤地引进个别亲历者的叙说，制造了一个个冤假错案的皮相研究。他深知，某些事件亲历者的见证性叙述，虽然有着无可替代的权威性，但他们的叙述也摆脱不了主体情感、个人经验和本我认知的局限，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纯客观。更何况，当年他们曾是“围城”中人，现在他们又生活在特定的语境里。基于此，历史专业科班出身的曹革成不迷信既成的结论，不因袭传统的话语，努力调整精神站位，挣脱家庭和感情的牵缠，以学者的良知、操守、严谨和苛刻来秉笔直书，从而闯出了萧红研究的新路向。
《我的婶婶萧红》的另一特色，在于它破解了许多萧红研究中扑朔迷离的疑案，深入到这个领域的盲区，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填补空白的历史资料。
当然，这里最受一般读者欢迎的，必然是那批从烟锁尘封的岁月中淘洗来的、初次面世的珍贵照片。它们给那个时代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以历经沧桑的图影向后人深情地倾诉着那永不复返的往昔。稀世的老照片不再绝版，怎不令人欣喜？至于职业读者和众多的萧红研究者，则必然会对专著的研究向度和学术维度产生浓厚的兴趣。比如萧红和她的第一个丈夫汪恩甲的关系问题，作者经过艰苦的内查外调，对传统的“金屋藏娇、蹂躏虐待、债台高筑、始乱终弃说”予以了彻底否定；对究竟是谁拯救萧红出于水火的问题，也依靠可信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和论证。“没有老裴，何来萧红？”作者认为，发现萧红、拯救萧红出力最大的裴馨园先生不该被历史遗忘。这些看法都非常新颖、中肯，能为学界接受和认同。还有，专著对二萧分手的问题，也坦陈了自己的观点。作者指出，思考他们的分道扬镳，应该从他们的结合之初和此后的感情危机中寻找原因，他们这个没有恋爱的婚姻乌托邦，被两人迥异的性格和感情合谋摧毁，是或迟或早的事。长期流传的所谓二萧分手答案，实际上是有意无意贬损萧红的“神话”。无庸置疑，这些新见都会给传统的学术观点以猛烈的冲击。
不过，专著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还在于它清晰地勾勒了萧红创作生涯中最后四年，也是她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四年的人生轨迹，多视点、多侧面地透析了她创作巅峰期的思想和生活，并对其巅峰之作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文本细读。同时，对充满矛盾与悖论的流行说法和观点一一进行了整合和梳理，为萧红研究建构了不容小觑的参照系。专著还第一次披露了萧红丈夫端木蕻良先生弥足珍贵的回忆，为解开多年来一个个被谣传误导的迷团和公案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如萧红与端木的结合，千里江行，“秘密”飞港，庸医误诊，魂断香江，临终遗嘱等，都具有宝贵的文学史料价值。的确，如果说，侠肝义胆的萧军，与萧红相伴跋涉文学和人生之路功勋卓著，那么，萧红和端木联姻，相濡以沫比翼齐飞铸造提升了萧红文学的辉煌更是功不可没，我们为什么不能摆脱狭隘单向的思维定势呢？曹革成先生在书中表现的缜密探索和理论热情，确实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无疑，萧红是属于中国的，属于历史的，对她的研究还亟待拓深。我们衷心希望，曹革成先生这部极富探索精神的专著，能为当下萧红研究的更上层楼加瓦添砖。
(王科，渤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