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脑海里，作为文坛旗手的鲁迅耿介、倔强，既不宽容，又从不妥协。你也许无法想象，同样的一位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在教育部任职长达14年，试图扮演好恪尽职守的公务员角色。
　　
　　全心投入
　　
　　留学日本归来后，鲁迅因卷入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学潮，生活日渐困厄。时逢南京临时政府草创，教育部急需人才，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做事的许寿裳适时向领导推荐了自己的好友，一荐成功。国家革故鼎新所激发的从政热情，“学而优则仕”的士官传统，继承祖业、重振家风的现实需求，促使鲁迅毅然应召出仕，赴南京任职，南北议和后政府北迁又随之进京，他的公务员生涯就此开始。
　　进京上班的第一天，鲁迅竟然“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但初到北京的日子，他还是干劲十足，参加临时教育会议，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虽然政界斗争使蔡元培飒然离去让他伤神，但是教育部所派公务很快使他轻灵地运转起来。
　　受命主持设计国徽，应当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也是国家大事。在与钱稻孙、许寿裳的通力合作下，任务顺利完成。就在承担此项任务期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总统钦定，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
　　公务员生活向他展露了精彩的一面，鲁迅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免忙累了，忙坏了，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明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头脑岑岑然”。岑岑，头脑胀痛之意也。
　　
　　坚守立场
　　
　　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个人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实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督办。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
　　袁世凯死后，一切恢复正常，然而鲁迅“不听话”的强硬作风却影响到他在官场的生存。1916年，鲁迅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
　　鲁迅的公务活动日趋减少，无事无聊，有事亦苦闷。正是黑暗、高压而混乱的政局，摧毁了鲁迅的政治理想与从政信念；动荡的政局还影响到公务员的待遇，1920年薪俸的发放开始拖延，且再不能足额。1924年，鲁迅官俸的总收入甚至不及其业余笔耕的稿酬与讲课费。
　　
　　进退维谷
　　
　　教育部走马灯式频繁调动的领导大人，也让鲁迅感到不踏实、不舒服。在鲁迅1926年去职前，教育部总共更换过38次教育总长、24次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总长，除了与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鲁迅再没看得顺眼的了。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得了个“痰桶总长”的绰号；最极端的例子是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委任的教育总长王九龄，竟有贩卖烟土的劣迹，被教育部和各校教职代表阻止入部办公，免职了事。
　　最让人难堪的是，年长鲁迅3岁的汤尔和1922年翩然出任教育总长，鲁迅内心必大震撼。一个与鲁迅前期经历极其相似的朋友，归国后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待过。民国初，汤并未马上进入仕途，而是当上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1914年1月5日汤还到教育部访过鲁迅，“似有贺年之意”。没承想当初紧着巴结自己的朋友，反过来成为自己的最高领导，鲁迅该如何自处？
　　鲁迅长期得不到升迁，同其不谙或不愿遵守官场潜规则亦有着重要的关联。做官是要有官相的，然而鲁迅衣着随意，渐趋颓废；不尚虚名，不喜陪会；还有更重要的，不听领导指令与招呼。鲁迅与他的顶头上司——社会教育司夏曾佑司长都处得不够好。夏是当年的维新党人，著有《中国历史教科书》，做社会教育司司长时，已年届五十，开始摆资格，吃老本，混日子，让鲁迅难以忍受的是这位上司的衰年任性与纵酒胡为。
　　需要言明的是，与上司处不好，并不意味着在同事间没有人缘。鲁迅在教育部的交友，除了许寿裳、张协和、杨莘耜、钱均夫等故旧之外，还结交了一些新相知：钱稻孙、齐寿山、许季上、徐吉轩等等。鲁迅买屋装修亦有赖同事相助。最让人感动的是鲁迅被免职时，许寿裳、齐寿山还抛出《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声明：“今则道揆沦丧，政令倒行，虽在部中，义难合作，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罢工抗议教育部权贵对同事的迫害，谁说名利场找不到可贵的友谊？
　　
　　业余生活
　　
　　决定公务员彼此不同的，在于他如何利用业余时间。
　　尽管后来举家北迁，鲁迅仍过着实质上的单身汉生活，但他不忘苦中作乐，频繁交游、招饮宴享，并注意从平日的饮食、休憩等生活细微处创造着生活的情趣。闲暇时间，鲁迅看书、抄录古碑、阅读佛经、整理金石不辍。沉到古代里去，是消遣，是麻醉，也是个人爱好，其收益是国学底子愈见深厚。
　　《狂人日记》使鲁迅横空出世，从此一发不可收，并最终杀入北京教学界，执掌教鞭。新的身份使他全力驱动创作、翻译与研究的三驾马车，灵感激情一时喷涌。
　　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也就不会有《狂人日记》的一声凄厉，又何由来得《呐喊》与《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甚至见不到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那经典永恒的《中国小说史略》……14年的公务员生涯，对鲁迅最终成长为文学巨子与思想伟人至关紧要。
　　
　　毅然出走
　　
　　但是鲁迅走得更远，实际上，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有自己的文化坚持，还有抹煞不掉的“顽张”个性，凡此从根子上注定了他不适合久在教育部。
　　支持女师大学潮，是老师对学子的护佑，是情人对所爱的偏袒，凡此又均不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相悖。鲁迅坚决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拿起他的笔来回敬相关的谣言与中伤。恼羞成怒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对这位下属实行了绝罚——免职。
　　鲁迅作出快速反应，决定用法律维权。双方通过平政院互送答辩会进行辩驳。1925年11月29日，游行学生捣毁了章士钊等人的住宅。章士钊等人再次避居天津。继任的教育总长易培基不愿前任的浑水，1926年1月16日，签发部令恢复鲁迅的佥事身份。两天后，鲁迅到教育部上班。
　　有如此“刺头”记录，终难在政府部门长久地安身立命。随后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又传言执政府将鲁迅列入黑名单，一时风声鹤唳，鲁迅四处避难。政府越来越不讲理了，与许广平的爱情进展也要求鲁迅换个环境。恰好林语堂先行到厦大任教，成为鲁迅南下的先行官。8月26日，鲁迅偕许广平离开北京，开始新的生活。由于鲁迅没有明确辞职，直到3个月后，教育总长任可澄才签发了“周树人毋庸暂属佥事”的部令，鲁迅的官场生涯由此画上了句号。
　　
　　(周玉镇摘自《北京科技报》)青年文摘网 www.21rea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