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本姓周，幼名阿张、长树、长庚，学名樟寿，字豫山、豫争。1898年18岁时考入南京水师学堂，他的一个本家叔祖为他改名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1912年改号豫才。别号有弧孟、俟堂、戎马书生、戛剑生、会稽山下平民等。1918年5月，他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开始用“鲁迅”的笔名。取这个笔名，一方面与他母亲姓鲁有关，另一方面则有自我鞭策之意。他有一次与许寿裳交谈时说到，用这个笔名的原因之一，是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唐锼在回忆鲁迅的散文《琐忆》中写到：“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更换笔名。”这的确是斗争的需要。鲁迅在《自由谈》用的笔名有一尊、丁萌、丰余、丰子余、韦士繇、士繇、韦素、苇索、尤刚、元艮、公汗、邓当世、史贲、史癖、自在宣、华圉、余蹈、虞明、何家干(斡)、家于(斡)、干(斡)、张承禄、罗怃、宓子章、赵令仪、苟继、桃椎、莫朕、倪朔尔、朔尔、旅隼、黄凯音、曼雪、崇巽、康伯度、符灵、越侨、越客、孺牛、游光等40余个。这还只是鲁迅笔名的一部分。据统计，鲁迅一生用过130多个笔名，这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鲁迅笔名的取名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笔名与自己的小名、字、号或出生地有关。如在《北斗》《太白》用小名“长庚”作笔名；在《每周评论》写文章用“庚言”作笔名，也由“长庚”而来；在有的书信中用“周玉材”署名，则是“周豫才”的谐音；在《新青年》上发表《梦》《我之节烈观》时用笔名“唐俟”，则是与别号“俟堂”有关；在《太白》《自由谈》上用的“越丁”“越山”“越侨”“越客”，则与出生地绍兴是古越国有关，用了借代的手法。
　　有的笔名取自成语典故。如1921年在《新青年》连载小说《阿Q正传》时署笔名“巴人”，则是成语“下里巴人”的节缩。宋玉《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日《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其曲弥高而和弥寡。”《下里巴人》是古代楚国民间的通俗歌曲，一个人在都城中唱，有数千人跟着唱和，说明这是人民群众喜爱的歌曲。“下里巴人”作为成语，泛指通俗的文学艺术。鲁迅取“巴人”这个笔名，用意也是非常清楚的。
　　有的笔名是在与反动派的抗争和与论敌的论战中针锋相对而取的。如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曾诬蔑鲁迅为“堕落文人”，并下了通缉令，后来鲁迅就用谐音节取其中的两个字，以“乐文”“乐贲”“乐雯”为笔名，在一些翻译作品上署名。现代评论派陈西滢骂鲁迅是“土匪”，鲁迅就以谐音“杜斐” 为笔名，以示蔑视。一些政客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鲁迅就以“封余”“丰余”“丰子余”为笔名，以示回击。有人诬蔑鲁迅是“叭云汉奸”，鲁迅就以离合字形法，从四个字中各取一半，合成“公汗”为笔名，嘲讽丧权辱国的诸公应该汗颜。
　　许多笔名饱含鲁迅的爱憎与忧思。“孺子牛”是一个古老的典故，讲春秋时齐景公喜爱儿子少孺子，给他当牛骑，结果跌断了牙齿；而鲁迅在《七律·自嘲》中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则表明自己甘于俯首为人民大众之牛的心迹，他在《自由谈》上用的笔名“孺牛”则是这一心迹的再次表白。再如《自由谈》上用的另一笔名“莫朕”，“莫”是“暮”的本字，“朕”是先兆的意思，“莫朕”即是“日暮的先兆”，意为中国将面临空前的黑暗，作者对国家民族的痛切之心、对反动派的憎恶之情表现得十分强烈。
　　林林总总的鲁迅笔名，有着丰富的内涵。窥一斑以见全豹，由这些笔名，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鲁迅超人的睿智、幽默和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