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鲁迅的文化选择，一直是中国精神文化界无法绕过的热点问题。90年代以后悄然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就最终构成了对鲁迅的否定性评价，因而也就使鲁迅研究界面临严峻的挑战。每一个严肃的鲁迅研究学者都不能不对这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张富贵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充实提高而成的学术专著《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作为刘中树先生主编的《东北学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由吉林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11月郑重推出了。对鲁迅研究界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作出了及时而富有理论思辨性和学术份量的回应，其意义就可想而知了。
　　张著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就事论事地作枝节的回应，而是开卷就占据了理论的制高点，从大历史观的广阔视域鸟瞰了中国文化的三次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固有的大一统的西周文化受到地方文化的强烈挑战，所谓贵族化的‘天朝文化’逐渐丧失了其正统性，而由世俗化的‘豪强文化’所取代。
　　这是一次由下到上的文化变革，变革的主要路向是以世俗的或平民的文化代替贵族的文化。”“在这次转型过程中，中国文化完成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合，其文化转型或整合的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两个方向。
　　第一是上下移动，以地缘政治为界限，发生着下对上的刺激；第二是南北移动，以地域文化为界限发生南与北即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流。”这次转型“属于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区域、不同等级的文化调整。因此，严格说来，这次变革不是完整意义的文化转型。”第二次“发生在南北朝及唐时期，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转型”。一是由于历史上被称做胡狄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大一统的汉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由北向南发生最初的融合”；二是由于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中国思想文化出现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局面。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到了19世纪，“终于开始了第三次也是最为激烈、痛苦和漫长的一次转型。这次转型与前两次相比，具有显著不同的时代特征。”最大的不同，就是“此次中国文化所面对的是另一个强势的文化----西洋文化，这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心理上，都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冲击”。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这样的冲击，作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化选择。
　　再现了中国文化第三次转型中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之后，张著又机智地提出了“两个世界”的命题，认为：“对于近代的传统中国人来说，一般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在列强的强权政治入侵和经济掠夺之下，‘天朝’大国地位丧失，中国处于刀俎之下任人宰割。这个世界的存在，使一般中国人忧愤不平而又伤心不已，遂起救亡图存之心；另一个是意义的世界：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固有文化体系受到挑战。但辉煌的历史构成对传统文化自崇心理的最有力的支持，从而坚信中国的精神文明‘世界第一’，坚信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永恒的意义世界。如果仅把这一意义世界，作为失望的传统中国人现实世界之外的精神家园的话，倒也不过是一种思想逃亡和心理寄托。但是，如果把后一个世界作为前一个世界即现实世界存在之上的真实存在、本质存在的话，则会带来无穷的灾难。用意义世界代替现实世界，必然造成人们不肯正视现实，甚至出现将虚幻当作真实，而把真实视为假象的可怕局面。鲁迅的文化危机感可以说是从现实世界中深入下去，构成了对意义世界的颠覆，从而把握住了近代中国在现实世界里衰败的精神根源。”
　　“两个世界”的命题，是张著的一个创造。在第三次文化转型的历史情境下，按照“两个世界”的大思路进行思考，就不难看出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了：鲁迅正是在这“进向‘大时代’的时代”里，颠覆着封建士大夫们妄图“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义去规范列强，德服洋人”的幻想，颠覆着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作“人类最高文明的标志”和世界文化“唯一的价值尺度”的虚幻、迂腐的“意义世界”。
　　由此出发对鲁迅小说创造的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审视，就会发现这些人物正是鲁迅这种文化选择的艺术转化形态：《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长明灯》中的疯子这种“觉醒者形象”，是颠覆这个“意义世界”的“生命强力的载体或象征”，“是一种情绪或精神力量的迸射，是生命强力的高扬”。《阿Q正传》所概括出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从深层意识上批判了“逃避现实”、躲进“意义世界”去的“卑怯心理”。而《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又形象地说明了精神现象不能脱离物质根基，更不能脱离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涓生、魏连殳、吕纬甫的失败即是明证，充分证明了人首先须生存、温饱的道理，证明了实在的“现实世界”必然会对虚幻的“意义世界”形成最为有力的颠覆。
　　坚持这种颠覆是需要精神力量的。张著又分析了宗教精神对于鲁迅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在鲁迅思想发展和人生行为的整个过程中，其早期宗教精神表现为内外两种转化形式。第一，是将宗教意识的向上与宗教徒的献身精神内化为一种实践性的个人品格：自我牺牲式的救世精神；第二，是以宗教信仰的价值意义为尺度，批判物化、虚假和马虎的病态人格和社会。前者表现为道德人格上的真爱，后者表现为心理性格上的真诚。从而全面表现了鲁迅对社会改造和民族人格重塑的整体思考。这也正是他矢志不渝坚持颠覆那虚幻的“意义世界”的精神支柱。
　　张著在整体上显示了作者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辩能力和富于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水平。作者不仅以沉潜的思想，提出了“两个世界”的新命题，还提出了“适时批判”与“超前批判”的区分概念，论述了鲁迅超前批判的意义和命运；关于鲁迅对“众治”的独特性质与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章太炎思想的差异，超前性与文化保守性的共性以及辨证思维、深度现代化等等重要课题的论述，也是颇为精彩的部分。即使是对于某些原始的命题，例如“任个人而排众数”和“掊物质而张灵明”等，也都有所深化。此外，对鲁迅关于“中国人”和“世界人”的概念的论析等等，也都给此书带来了特有的深度和思辩的色彩。
　　而最富论战性和思辨性的驳论，还是张著最后关于“彻底反传统”在文化转型期的方法论价值的论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鲁迅都被一些人视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过激派的代表，因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过“吃人”、“人肉的筵宴”等彻底否定的概括。相对而言，折衷论便以其公允、辨证的抽象逻辑而获得了真理性的价值评价。张著没有完全否定折衷论，反而首先“承认折衷论作为一种文化价值重构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具有一种平衡矛盾、抑制偏颇的理论上的作用，而且它也是对文化发展史的一种认识结果。而鲁迅早年对于‘文化偏至’的纠正，就表明了这种认识。”然后，张著笔锋一转，指出：“但是，经过具体的实践过程，鲁迅很快认识到这一文化重构理论的非实践的虚幻性。”“说到底，折衷论是建立在文化价值重构的逻辑过程之中，而不能应用于重构的实践过程之中。它是逻辑的而非实践的。作为一种‘两全其美’的文化理论，折衷论应是文化价值重构的目的而非方法。”尤其是在文化转型期的特殊文化环境中，不仅缺少实际效力，甚至于具有某种阻碍变革的迷惑性，因而鲁迅始终着力批判“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中庸、调和的折衷论，而采取“彻底反传统”的态度。因为在存在强大传统阻力的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特殊国情里，“彻底反传统”这一激烈的方法，则可能恰好达到“批判地继承”的终点和目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
　　“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衷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由此，张著作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称中国文化特性为‘硬化’，对于‘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和‘硬化的社会’，必须使用‘强酸剂’和‘大鞭子’。”如此进行驳论，既有力反驳了贬损鲁迅的观点，又把“彻底反传统”与“全盘西化”严格地区分开来，的确比就事论事的枝节性反驳具有更大的说服力，显示出整合性思维方法的效应。就这一问题来看，张著这一节是我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为圆满的论析。
　　张著对鲁迅的文化选择这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是还没有最终完成这一课题，以后的论争还会开展下去，鲁迅研究学者仍须继续努力。诚如已是前辈鲁迅研究专家的孙玉石教授在序言中所指出的：“福贵具有很强的思辨能力，这一方面为该书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思想动力，将对象纳入自己的思想框架之中，得出完整、系统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过于追求结论的体系化，思想之刃有时便把一种生动的现象或一种直观的思想，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分解。所以，对于某些问题的提出和分析往往是思想大于实在。比如，对文化建设的目的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论述，便有此类偏向。读过之后，总感到观点还缺少更丰富的事实的支持，好像是一种思想在作者意识中单独运行的结果。因为，有时候对对象的细密分析并不比直觉或形象地把握更准确。”我完全赞同孙先生的中肯意见，并确信年富力强、善于学习的富贵，在以后的著作中一定会克服这些弱点，奉献出更为丰厚、坚实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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