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林语堂亲疏议
天 俊
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几张鲁迅与他人的合影。照片上的林语堂均被洗掉了。如，1927年1月2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和林语堂及泱泱社成员的7人拍照；1927年10月4日，即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第二天，鲁迅与林语堂等6人的合影；1933年2月17日，在上海宋庆龄旧居，欢迎萧伯纳时，鲁迅与林语堂等人的留影。这种“加工”历史的做法，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都是科学研究所不可取的。
诚然，有了鲁迅和林语堂的几次合影，不能说明林语堂和鲁迅是始终紧紧站在一起的，但它可以表明他们两人确实在一起站过。
1923年夏天，林语堂偕夫人从欧洲留学归来。于9月间重返北京，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主讲文学批评和语言学。
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林语堂成了周氏兄弟的忠实盟友。这个选择一般人意料不到，林语堂自己也感到奇怪，他和胡适有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却站在了鲁迅的旗下。
1924年12月，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创刊，这个刊物以“精神的独立”为标榜，也批评过段祺瑞执政府，但在“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以“公正”的“正人君子”面貌出现，与语丝派的态度形成了较强的反差。
《语丝》创刊之初，邀有16位撰稿人，坚持到后来仅剩五六人，其中就有“无所畏惧”的鲁迅，“随便而谈”的周作人，“一团矛盾”的林语堂。就林语堂而言，“五卅”惨案之前，他的笔锋主要指向旧文化及其卫道者；其后，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论战。是时，林语堂比鲁迅还激烈，他在1925年6月24日，批评丁在君“不负责任的高调”时，就与现代评论派交火了，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林语堂和鲁迅一起，站在进步力量一边，支持爱国学生。这招来陈源（西滢）的“闲话”，说“这次闹得太不像话了。……好像一个臭茅厕，人人都有扫除义务”，甚至另一位教授竟攻击语丝派的人“形同土匪”。
此时的林语堂，不仅要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飞色舞，感到自豪。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鲁迅和林语堂交往中，是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两天，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当年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那场论战，最先是围绕“女师大”学潮展开的，学生们反对杨荫榆的专断，章士钊的复古，《语丝》同人大都表示支持，于是现代评论派指责语丝派煽动学生闹事。1925年五六月间，鲁迅作《忽然想到（七）》和《碰壁之后》，周作人作《女师大的学潮》，杨荫榆变本加厉，进一步迫害学生，引出陈源以“闲话”为题攻击语丝派。
陈源打上门来，鲁迅首先应战，林语堂跟着出击。陈源写了《粉刷茅厕》，鲁迅指出《并非闲话》，林语堂斥之《谬论的谬论》。
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鲁迅呐喊助战，林语堂跟着与军警搏斗。现代评论派污他们为“学匪”。林语堂就索性著文——《祝土匪》，“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文章末尾还高呼一声“只不要投降！”这种“土匪”的气魄和雄风，振动了古老的北京城。
鲁迅比林语堂有着更清醒的头脑，他一面斥责“中国有枪阶级的凶残，走狗帮凶们的卑怯”，一面告诫青年，不要一上战场就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稍有成功又将幻想飞得很高，一旦坠落在地，伤势就格外沉重。
这时候，杨荫榆被逐。1926年元旦刚过，陈源匆忙地在《现代评论》上声明，从今年起，“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了。然而，闲话家是闲不住的，陈源一面宣布撤退，一面又摆出要算总帐的架势，主要矛头仍然指向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
在这之前，章士钊们已经成了“落水狗”，周作人和林语堂思想上也一度出现了反复，但是，落水狗们并无改悔之意。这就激怒了曾经倡导“费厄泼赖”精神的周作人和林语堂。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自己绘制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漫画上的鲁迅，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的头，那狗在水中挣扎着。
陈源对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文章很头痛，对林语堂的漫画很恼火。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长信中挖苦影射林语堂，说他先是跟了周作人不赞成打落水狗，而后又跟着鲁迅主张痛打落水狗。林语堂会骂人也经得起人骂。到了3月10日，林又撰写了《泛论赤化与丧家的狗》，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思想上一脉相通。一个星期后，血腥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这时刚就任女师大教务长才两天的林语堂全力站在爱国师生一边，3月21日，挥笔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赞叹刘杨二女士“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死的光荣”、“死的可惜”。3月22日，周作人作《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4月1日，鲁迅作《纪念刘和珍君》，先后发表在《语丝》周刊上。
段祺瑞执政府从3月19日到3月26日，接连开了两次通缉名单，共48人，林语堂也在其内。“三·一八”之后，陈源又忍不住说起“闲话”来，他既斥责政府和卫队，又要“追究”受害者的“责任”。林语堂一读到“闲话”就大骂闲话家是“畜生”、“妖孽”，进而写出《讨狗檄文》，4月17日，他以亲身的体会给人写信说：“狗之该打，此人类皆同意。弟前说勿打落水狗的话，后来又画鲁迅打落水狗图，致使我一些朋友很不愿意。现在隔彼时已是两三个月了，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
4月24日，直奉军阀以“宣传赤化”为罪名，封闭了《京报》馆，逮捕了总编辑邵飘萍，26日邵遭奉军杀害。北京笼罩着黑暗与恐怖。知识分子由北向南的大迁徙和大逃亡开始了。他们有的到了上海、南京，林语堂和鲁迅则是先后到了厦门。至此，语丝派结束了在北京的战斗时代。这一时期，观林语堂的言行，他和鲁迅是亲密的，量其大节，他是语丝园地上成长最快的一株大树。
作为语丝派的急先锋，林语堂的思想有过反复。1925年12月8日，林语堂写了《插论语丝的文体》，论文走了一段退路，他步周作人的后尘——提倡“费厄泼赖”精神，进一层发挥了周作人的意思。鲁迅读到此文不以为然，再联想到吴稚晖的“不打死老虎”，周作人的“不打落水狗”，鉴于辛亥革命以来，种种血的教训，12月29日鲁迅撰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明确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张，凡是咬人之狗均在可打之列。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批评林语堂的，倒不如说是针对吴稚晖和周作人的，特别是周作人。此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两年有余，鲁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不便也不愿意触及这块内伤，鲁迅点了林语堂的名字展开评论。这和点着陈源的名字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是朋友间的思想讨论，一个是论敌间的较量。类似这样的思想交流，在语丝派内部是常有的。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26年5月10日晚，林语堂在北京大陆春设宴向鲁迅等朋友告别。5月13日，鲁迅等人饯别林语堂。5月24日，林语堂向鲁迅辞行，并摄影留念。然后携全家往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林语堂不忘旧情。他刚一落脚就为厦大引进了一批新文化名人，先是鲁迅系统语丝派人士的到来，随后现代评论派人物也接踵而至，并且越来越多。鲁迅对此感到忧虑。但是，林语堂是个重感情的人，他看胡适和鲁迅一样是他的朋友。他站在两个朋友中间，尽情向左右抛掷花环，结果如鲁迅在《两地书（60）》中所说：“敌人即无所顾忌，玉堂的国学院就要开始动摇了。……真是糊涂。”
厦大校长林文庆是个守旧派人物。他把厦大的情形弄得“比北大还坏”。鲁迅颇感失望，便想辞去教职，林语堂诚心挽留，又对他的生活很操心。11月8日，鲁迅决计要离开厦大，依然牵挂着林语堂，“我还要忠告玉堂一回，劝他离开这里”（鲁迅《两地书》（75）），29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还说：“现在的去留，专在我自己，外界的作祟，一时还攻我不倒。我很想吃杨桃（指去广州），其所以还熬着者，为己，只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鲁迅和林语堂的关系并非一般。待到鲁迅对他“爱莫能助”的时候，于1927年元月，应中山大学之邀就南下广州了。事情不出鲁迅所料。此后不久林语堂即被排挤出厦大。往别处另谋职业去了。
林语堂前进的路断了，后退的路也没有了，厦大留不得，也回不了北京。于是，1927年9月，上海成了他的避难所。他选择了自由的专业写作生活。
1927年10月3日午后，鲁迅与许广平从广州到达上海。是日晚，林语堂闻讯立即前往旅社拜访。谈至深夜，第二天上午，林语堂再次来访，中午由孙伏园兄弟作东，请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及林语堂聚餐。饭后6人合影。这是鲁迅到上海后第一张照片，通称鲁迅许广平“结婚照”。
林语堂和鲁迅，都是在思路被“轰毁”的情况下来到上海滩的。两人的遭际和心态有相同之处。两人手里都有一支笔。走向却不一样了。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这是一次深刻的分化。
有人说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是鲁迅对林语堂的一次不调和的思想斗争，言下之意是林语堂堕落的结果。然而我认为，这只是一次误会。
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另一个当事人林语堂，40年后《忆鲁迅》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对这一“风波”起因，鲁迅和林语堂持不同见解，“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一场误会，说简单也简单。若是原则问题。鲁迅决不会“和解”的。他至死对怨敌还是“一个也不宽恕。”
误解归误解，两人思想深处的分歧还是存在的。没有思想上的分歧，这场偶然的误解也就不会发生了。
“南云楼风波”毕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此后三年又四个月的时间里，鲁迅日记里没有两人友好往来的记载。1936年10日，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惊闻故友逝世。11月22日撰文《鲁迅之死》悲悼。他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然吾私心终长辈视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林语堂说的“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南云楼误会结束了第一次“相得”，开始了第一次“疏离”。这一疏离长达40个月。30年代初，随着林语堂的推波助澜，文坛上逐渐兴起了幽默。1932年9月16日，《论语》创刊，“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鲁迅：《一思而行》）。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在同一铁幕下，鲁迅“怒向刀丛”，林语堂做起了“幽默大师”。这一点使鲁迅大有反感。直到1932年底，林语堂的“匪心”又悄悄复活了，12月17日，他和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等人一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他自己还担任了“宣主任”，他敢于用笔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当胡适和“民权保障同盟”总部有分歧时，他也主张开除胡适。
是林语堂重新复活的信号，使鲁迅和他第二次“相得”了。1933年2月，新春伊始，萧伯纳来到上海，国内立即刮起一阵“萧旋风”。
林语堂有一种幽默的力量，这力量加上他的英语，使他比鲁迅更接近了萧伯纳。在宋庆龄寓所的那次聚会，原来是想让鲁迅主持对话的，后由林语堂取代了。留给世人的共同财富是他们的一张合影照片。
正当林语堂名声直线上升的时候，1933年6月18日，上海法租界里响起了几声沉闷的枪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被杀害了。“同盟”里外的人都很震惊，有人说林语堂胆小得连杨杏佛的悼念活动也不敢参加了。鲁迅也说“语堂太小心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冯雪峰：《回忆鲁迅》）
吊唁杨杏佛的仪式共有两次，一次是6月20日，即鲁迅批评林语堂没有去的那一次。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的送殡下葬仪式。这两次有的人是都参加了。林语堂和鲁迅各参加一次，都是冒着危险去的。
杨杏佛遇害不足一个月，林语堂写了《谈女人》一文，他说他要谈女人了，“不管他妈瓦上霜”。这话还是愤怒的反语。3个月后，他终于按捺不住，又打出了《论政治病》一文，矛头直指上层当权派，他说：“我相信官僚都是贪食无厌，……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这是林语堂对反动当局的尖锐讽刺。由此，一个活蹦活跳的，热辣辣的林语堂又和鲁迅显得特别和好了。从1933年2月11日，到1934年8月29日，两人再次“相得”，交往多达39次。林语堂主事的《论语》，对社会是全方位开放的。撰稿人来自左中右，其中刊发鲁迅的文章就有十多篇。
从1934年下半年起，左翼作家增强了对林语堂和论语派的批评，把他们视为和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一样。主要是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斥责幽默刊物为“麻醉文学”，这就有了鲁迅和林语堂的第二次疏离。这一疏，两人再无来往，林语堂的名字，也从鲁迅日记里完全消失了。
林语堂总是这样一个人，左翼作家批评他，右派文艺家也攻击他，把他和鲁迅列在一起，在《申报》上进行“声讨”。林语堂却固守着《论语》和《人间世》，坚持着“幽默与俏皮”的文风。鲁迅曾劝林语堂不要再搞这类小品了，可以翻译一些英国文学名著，但林语堂回信说，这些事“等老了再说”。于是鲁迅又疑心林语堂讽刺他“老了”。8月13日鲁迅给曹聚仁写信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这话传到林语堂的耳朵里，他笑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施建伟：《林语堂在大陆》）
误会，又一次误会，破坏了两个人的感情。一次次“误会”之后鲁迅对林语堂不再“以朋友待之”，甚至不与同席。1934年，另一位语丝派健将徐，在上海大观楼补办婚宴，林语堂夫妇最先临，鲁迅旧帽遮颜，姗姗来迟，双脚踏上楼梯，一眼瞧见林氏夫妇，便掉身出门，终不见归。这两件事，从现象上看，是鲁迅的窄狭，实则是鲁迅的深刻。在鲁迅看来，林语堂似乎是不可救药了，就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他除了写《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外，还于1933年至1934年7月，在赛珍珠的激励下，用英文完成了《吾国吾民》的长篇，次年这本颇有影响的大作在美国出版，使林语堂一鸣惊人，也使外国人看到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这就是《林语堂自传》里所说的，“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喜欢人家指出来的。”
这时候，远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也注意到了上海文坛和文坛上的林语堂，通过萧三多次给“左联”写信，指出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情势下，要团结像林语堂这样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于是“左联”方面的“文学社”、“太白社”和“论语社”求得大同，签署了《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1935年底，鲁迅发表《杂谈小品文》，这大概算是最后一击，此后双方也就平静下来。
1936年8月10日晚，林语堂一家乘“胡佛总统号”客轮前往美国，至此他和鲁迅再无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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