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奢极侈亡国菜
清代饮食业是病态的繁荣，尤以晚清为甚。上海、广州、苏州、天津、北京……都流传过一些“唬人”的烹调秘方。不外穷奢极侈，失去理性的招摇。
著名的文人冒辟疆 买走名妓董小宛那位 曾大宴天下名士。请到一位京师头等厨娘，问她需要什么材料 “席有三等：上等需用羊五百只、中等三百、下等一百。其他物品随用随取。”主人备中等数目，看她如何处置。
那天，厨娘应约，随从百多人，她自己珠环翠绕，高座指挥，下人奔走厨房刀砧间听从调遣。———那三百羊，每头只割下唇肉一斤备用，其余全部丢弃。旁人惊问故，她答：“羊之美全萃于此，其他皆腥臊不足用也。”
又有河运总督驻清江浦，国家每年拨给治河经费高达数百万两白银，实际用于工程不到十分之一。他家设宴，上了一味猪脯，与会皆赞叹精美无比。客人上厕，忽见无数死猪枕藉于地，才知席上一道菜，即此猪群里脊肉。生前闭锁空屋，壮丁执竹竿追打，由它们号叫奔绕至死，立刻划取背上一片肉，乃全身精华集中处。余肉失味，不堪再食了。———会吃，吃得好，又吃得起。是的，但清朝亡了。
摘自《水云散发》，作者李碧华
英国家庭的“绅士教育”
在英国的家庭中，绝对看不到对孩子没有理由的娇宠，犯错误的孩子会受到纠正甚至惩罚。家长们往往在尊重孩子独立人格的前提下，对孩子进行严格的管束，为的是让孩子明白，他们的行为不是没有边际的，不可以为所欲为。英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允许家长体罚孩子。
在一般的家庭中，５岁以下的孩子都不准与大人同桌吃饭，不允许挑吃挑穿，到了该做什么的时候一律按规矩办事，故意犯错误或欺负幼小孩子，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是对什么人，孩子必须懂礼貌，说话客气，对父母、兄弟、姐妹也不例外。
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认为孩子应该懂得忍耐，因为现实的成人社会里有太多的需要忍耐的事情。英国人认为，作为一个绅士，缺乏忍耐和自我克制是最令人瞧不起的、最没有修养的。即使是孩子，如果不能学会忍耐，将来也不会大有作为。所以，即使孩子大哭也绝不会在父母那里得到安慰和同情。
摘自８月１５日《中国幼儿》作者叶运生
生命是一种责任
赵吾文在８月２０日《中国妇女报》撰文说，北大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时五名队员失踪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样一条消息：五名队员中有一名来自农村，他的家庭为了供他上学已经欠下了１０万元，为了支持他的这次登山行动，父亲又欠下２０００多元外债。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的未来和希望，但这个希望随着这个生命瞬间消失而消失了，留下的只有一生的痛苦和债务。
通过社会的认可获得对自身价值的实现，这原本无可厚非。但在一个浮躁的时代里，过多的一夜成名被认同为最捷径的成功方式，现实的浮躁在某种程度上也纵容了大学生的冒险心理。对于还没有来得及面对生离死别的年轻人来说，还很难真正理解生命的责任，但一个生命的产生和消失，对于一个家庭的意义十分深远，所以说没有人可以随意将生命置于无谓的牺牲。
生命是珍贵的，我们无权随意挥霍自己的生命。据悉，登山前各种数据证明希夏邦马此时根本不适合攀登，他们自身的条件也根本不具备攀登希夏邦马峰的可能，而他们却一味地攀登了。在这里，我并非只想指责已经离开我们的五位同胞，而是想说，当我们做出有可能献出生命的冒险时，我们要仔细考虑其后果，因为，生命并非只属于某个个体，它和周围的一切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想起了施罗德
公车私用一直就不是个别现象。今年元月至６月，阳新县３１个行政单位的小车预算费用是２５６．８万元。该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仅专车费用就如此惊人，那么，全国那么多县、市小车的开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这也难怪老百姓要愤愤不平。
由此，我想到了德国总理施罗德，由于曾经离婚三次，施罗德花光了他的全部积蓄。于是这位掌管德国经济命脉、发誓要振兴德国经济、降低失业率的总理，被迫为自家过日子勒紧裤腰带。虽然政府专门为他在柏林区建了一座豪华别墅，施罗德却无法享受 每月１４８０英镑的租金、加之来回的交通费，令他望而却步 。他只好带着妻子住在一套两室的公寓中 每月３６６英镑，离他办公室只有２０步之遥 。公寓里只有一个卧室、没有窗户的浴室、小小的厨房和餐厅。如果继女来这里度周末，施罗德夫妇的双人床旁边就要多一个“露营床”，三人睡一个房间。
为了省钱，施罗德私事外出一般都乘火车，而且只能选择二等车厢，德国政府给他配备的高级防弹轿车不是其个人财产，如果周末使用必须按规定付费。为了省钱，只好不用，而改坐自己的“大众”车。施罗德每周只雇得起一次清洁工，而现任妻子、堂堂德国第一夫人多丽丝•施罗德不得不亲自买菜、下厨、熨烫衣服。
德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我们是否也应该采取“拿来主义”。
摘自８月１７日《亚太经济时报》作者郭振亚
三百年校庆与一分钟致辞
我刚到耶鲁大学进修，恰赶上该校庆祝三百周年校庆。
盛典伊始，立马给我一个不小的意外：上台致辞的堂堂耶鲁大学校长，竟然是刚才排在我前头的那位随大流入场的银发老人 他和别人一样把入场券交给门卫，门卫也和对别人一样，把一条作为进出凭证的蓝纸带系在他的手腕上，与众不同之处只是他西装笔挺，在人群中比较显眼。
“今天，我们不要只说耶鲁的历史上出了五位美国总统，包括近几十年来接踵入主白宫的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也不要只说耶鲁是造就首席执行官最多的大学摇篮。我们更应该记住，耶鲁的毕业生有三位诺贝尔物理奖、五位诺贝尔化学奖、八位诺贝尔人文奖和八十位普利策新闻奖、奥斯卡电影奖、葛莱美等奖项的获得者。耶鲁，我们的耶鲁，自始至终坚持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服务的理念 ”一座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回顾自己三百年的辉煌，不到一分钟，寥寥百余字。 摘自《党员特刊》第８期
德国的“家庭小工厂”
在德国我亲眼见过许多德国“君子”愉快地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以“君子”之手干“小人”之活儿。例如议员在家里爬到房顶修整瓦片，坐在梯子上粉刷墙壁；大公司老板在庭院里满头大汗推着剪草机来回奔忙；大学文科教授自己组装电脑，设计连接家庭电脑网络；学者修打火机、配钥匙、安装上下水管道等等……
我结识的德国朋友中不乏动手能力特别强，一专多能者。这并非天赋，也是后天培养锻炼出来的。德国人一般都有自己的单层或若干层小楼房，房内有面积很大用途不同的地下室，但几乎家家都在地下室里辟出一间“家庭小工厂”，供大人和孩子在这里维修、拆卸、安装、加工制造、做实验等等。
卡尔先生是研究欧洲古代哲学史的教授，一天他带我参观了他家地下室的“小工厂”。这间“小工厂”简直是个工具展览馆，从原始工具到现代化工具，从木工、瓦工工具到钳工、焊工工具应有尽有。
卡尔的这栋三层小楼房除了设计和盖房是请人帮忙，余下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干的，如房屋及地下室装修、厨房和卫生间的设计和安装等。卡尔告诉我，绝大多数德国人都自己装修房屋，把家庭内部装修当作调节家庭生活情趣、改善家庭生活环境的乐趣。尽管德国人普遍富有，但在家庭室内装修上并不攀比豪华，他们觉得家庭装修用钱来堆那是愚蠢的。
卡尔告诉我，凡事自己动手干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此来影响和培养下一代。卡尔说：“德国人重‘身教’轻‘言传’，要用父母的行动教育孩子，让他们懂得一切靠自己而不能坐享其成，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
摘自《妇女之友》第８期作者黄学峰
作文评分要不要道德尺度
《解放日报》８月１６日刊登王宪华的文章说，最近一篇题为《潘金莲的选择》的高考作文，被一些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考试的题目，叫做《心灵的选择》，这位考生却写了“潘金莲的选择”，开始阅卷老师只给了２０分，满分６０分 ，后经数十位阅卷者讨论，分数扶摇直上，评卷指导委员会委员们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又给了相当高的分数”。
据介绍，《潘金莲的选择》一文，从潘金莲自身的角度，分析了选择武大郎和西门庆的种种利弊，最终其“心灵”选择了西门庆。
凡读过《金瓶梅》或《水浒》等小说的人，对潘金莲、西门庆、武大郎这些人物形象都不会陌生。虽然这些年不少人为潘金莲抱不平，认为她其实也是那个社会的受害者，但西门庆流氓恶棍的帽子似乎是摘不掉的。
虽然潘金莲自有“心灵”选择西门庆的自由，但一位当代考生为这种选择寻找种种理由，高唱赞歌，居然得到评委们的嘉许，就有些不可思议。不妨作一假设：如果顺着文章思路写下去，陈世美就有充分的理由换老婆；如果从古代小说人物写到当代现实人物，那么成克杰们的情妇“心灵”选择成克杰们，都会“自有一番道理”。而如果真有一位考生以此为素材写一篇作文，“言他人所不敢言”，不知阅卷者们能给多少分。
由此，文章提出了一个疑问，除了艺术尺度，作文评分还要不要道德观、价值观的尺度呢
评卷老师 心灵的选择
８月１５日《中国青年报》刊登文草的文章，对今年高考作文的评分状况作了评析。文章以两篇作文为例：
例１：《爷爷，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叙述“我”在到省城参加英语竞赛之前得到了爷爷病危的消息，是去参赛还是去探望爷爷 “我”最终选择了参赛，并拿了一等奖。回来后爷爷已经去世，“尽管我没有与爷爷说上最后一句话，但我的一等奖一定会给九泉之下的爷爷以最好的告慰。”此文得５７分。
例２：《我无怨无悔》，叙述“我”经过层层选拔，与学校另一名同学获得了数学竞赛决赛的资格，在决赛将要进行的时候，“我”舍弃了竞赛，选择陪伴癌症晚期的奶奶度过人生最后时光。“我”的那名同学因竞赛获奖而保送上了重点大学，而“我”却失去了那样的机会，今天还在考场上拼搏。但“我”无怨无悔。此文得３７分。
文章认为，这两篇文章在布局谋篇、语言表达上并无大的差别，不同的就是面对同一事件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对这些选择，不能简单地用“对”或“错”来评判，也应当没有高低之分。但是在作文评分者心中显然有优与劣之分。选择拼搏、奉献的往往得高分，而儿女情长的却不被人欣赏。所以，一般情况下，评卷者在心灵上肯定的是理想的、高尚的，而非人情的、平凡的。
另外，今年作文高分多集中在这样的题材中：：拾到钱包后经过“心灵的选择”上交；面对大城市的诱惑与“大山”的需要时选择“大山”；公共汽车上有高分：经过“心灵的片刻犹豫”，“我”给别人让座或者勇斗扒手；填志愿时毅然选择黄土高坡、青藏高原。
作者认为，这些内容已成了一种流行倾向，占到了惊人的比例，如果评分人不假思索，一律给予高分，那么就一定会误导一届又一届学生在作文中写虚事、抒假情。而今许多学生一写作文就玩虚的，高考作文评分的误导对此是难辞其咎的。
成本及其他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告诉我：学经济学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记住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两个字是什么呢 就是“成本”。
有一个与企业有关的例子。人们总是以为投资的成本就是投入资金的数额，其实这是不完全的。投资的成本除了钱之外，更重要的还有投资者接下来要花的时间。如果你投资股票，你得盯着行情；如果你投资２０００万元办一个分公司，除了事先的考察论证之外，事后你还得花时间去听汇报，派人去审计，听汇报的时间就是新的成本，因为你不能做其他的事了，于是产生了机会成本，派人审计的费用也是新的成本，就是最后要退出，也还有一个结清契约的成本。更简单的例子是，你投２０块钱，到书店去买一本书，如果回来要看它，你就得投入时间，时间就是得到这本书的知识的新的成本，如果你没有时间看，２０块钱投资就浪费了。
生活中到处可见成本：向前迈一步的成本是不能退一步，欢乐的成本是忘却痛苦；偷懒的成本是失去工作，勤劳的成本是引来忌妒；学习的成本是寂寞，思考的成本是孤独；清高的成本是失群，随和的成本是被轻视；权利的成本是义务，贪图享乐的成本是虚度年华；分工的成本是知识的分立和信息的不对称，合作的成本是个人服从组织和兼容并蓄；规范的成本是创新，创新的成本是风险……呜呼，死的成本是一无所知，而生的成本是喜怒哀乐愁
摘自《一个民企经理人的思与说》，作者郭梓林
“如果”或“下次”
一位资深精神病医生退休后，写出了一本医治心理疾病的专著，书中有各种病情的治疗方法。
有一次，他受邀到一所大学讲学。在课堂上，他拿出了这本厚厚的著作，说：“这本书有１０００多页，里面有治疗方法３０００多种，药物１００００多种，但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归纳为四个字。”
说完，他在黑板上写下：“如果，下次。”
医生说，造成自己精神消耗和折磨的是“如果”这两个字：“如果我考上了大学”、“如果我当年不放弃她”、“如果我能换一项工作”……
医治方法有数千种，但最终的方法可以归纳成一种，就是把“如果”改成“下次”：“下次我有机会再去进修”、“下次我不会放弃所爱的人”……
摘自７月２８日《深圳商报》作者陆勇强
尊 重
前不久，一批台湾作家来江苏访乡采风，著名诗人余光中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的演播室里见到阔别５４年的老同学李镇东。当主持人问李镇东读过老同学多少首诗时，李镇东的回答多少让在场的观众有些尴尬。他说：“没读过”
余光中笑了。观众们也笑了。
不读老同学的诗，似乎并没有妨碍李镇东与余光中成为好朋友，他们在演播室内相拥而泣……忽然悟出，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而尊重其实是一个多项选择题，对朋友的兴趣、爱好、性格、事业，可以全部“情投意合”，也可以在某一点上相知、相通、相谐，有时候甚至可以“背道而驰”。真正的朋友总是非常尊重对方的选择。“尊重”的答案丰富多彩。
一直以为，尊重就是认可、赞同，绝不否定、舍弃，现在想想实在是有些误读。朋友，其实只要彼此内心尊敬、重视，足矣。我们应当给对方自由发展的空间。强求“你唱我和”、“步调一致”，甚至唯唯诺诺、召之即来，其实早已搀杂了别的成分。
摘自８月１０日《新华日报》作者周云龙
邓小平的语言特色
１９７３年２月，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回到北京。毛泽东第一次召见他，开口就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邓小平心中本来有千言万语要回答，然而他却把千言万语凝结为两个字：“等待”。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狠抓各行各业，特别是军队的整顿。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４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题目就简单朴素：《军队要整顿》，内容更是抓住要害，狠抓五个字：“肿”、“散”、“骄”、“奢”、“惰”。简单明了，掷地有声。而且说了就做，做就做好，为此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军事基础。
１９７５年冬天，毛泽东要求邓小平主持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评价的决议。可是邓小平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对毛泽东也不肯让步。他又是言简意赅地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他宁可被再一次打倒，也不在原则问题上做交易。
邓小平退休之后，他的女儿毛毛准备写一本书《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没想到邓小平居然只回答三个字：“跟着走。”
素质是一种积累
在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歌手的素质考核引起了观众及媒体的广泛关注。本届大赛的素质评委滕矢初认为，素质是一种积累。
他说，在第七届歌手电视大奖赛之前我一直担任大赛的乐队指挥，记得在一次比赛前的排练中，一个选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赛歌曲都是新歌，很多通俗歌手习惯口传心授，不识简谱没有音准，所以他们总是让我给他们一个音，但只有一名选手例外，他自己拿起小提琴拨了一个音出来，他在那次比赛中表现得很出色，事后我知道他儿时学了６年小提琴。作为一名歌手会一件乐器是一件好事。有些媒体认为，第十届加入乐器测试是一种哗众取宠，或者说有些做秀成分，我觉得这样说不够客观。一个孩子能自觉成长固然好，但外界施加一些压力帮助他成长有什么不好 我想再过几届，也许我们的选手都可以用一种乐器演奏自己参赛的歌曲。素质测试也如此，电视歌手大赛从第八届开始加入素质测试，三届下来，褒贬不一。我认为，参赛歌手表现出来的素质虽然并没有明显的提高，但是一个人的素质是要靠时间来积累的，对于选手来说，比赛中答对答错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参加大赛前积累知识的过程。据我所知，为了参赛，很多单位都有自己的复习提纲，解放军艺术学院有２０多万字的大纲，一般参赛前一年他们就进入复习状态。所以说，大赛的素质测试虽然从屏幕上看没有明显的成效，但是对于参赛的选手来说是终身受益的。另外，素质测试对于评委也是一种督促、一种学习。假如说有这样一道题：请说出舒伯特两部作品，对于选手来说只要知道两部作品就可以得到分数，但对于评委来说就要了解舒伯特６００多部作品的６０％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当评委。所以说，素质测试对于选手、对于评委、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一种督促。
摘自８月７日《光明日报》
谁是穷人
《你为什么是穷人》一书正在全国热销，我原以为这是一本调查中国低收入阶层的状况和贫困原因的书，随手翻翻才知道，它是借用“穷人”这个词，来概括、评价、嘲笑、引导那些刚富起来的有钱但缺乏某种时髦“品位”的那一类人的。文中说“穷人吃肉，富人吃菜，穷人白胖，富人黑瘦———赘肉是穷人的标志；穷人的名片总有许多虚头八脑的头衔”；“他们月收入几千，整日轮请吃饭、结伴美容、拉帮购物、集体泡吧；他们喝可乐、吃汉堡包、看流行卡通，生活奢侈，还成天把年薪挂在嘴头”等等。很明显，这类“穷人”与我们常说的穷人毫无关系。
这个作者不是始作俑者，而是在城市上层人中流行的一种漠视和歧视穷人思潮的个体反映。导演冯小刚去年对记者大讲自己是一个农民，刚刚走红的演员雪村也称自己是农民。他们为啥要用农民来形容自己呢是在用农民的朴实、贫困和默默无闻来表示自己对成功、显赫、荣耀、金钱的轻视；用农民来反衬他们的成功人生。
中国真正的穷人们为什么这样穷怎样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分治、教育投资不公、社会资源分配倾斜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作为一个应该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你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也就罢了，但你绝对不能拿“穷人”这个词作为开涮的工具，要知道，真正的穷人们看了这样的书，他们会骂娘的。
摘自７月２６日《大河报》
驻美外交官碰到的尴尬事
张海洋是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的商务领事。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了很多国内来美做生意的、招商引资的。也碰到过很多因为中美文化差异引起的尴尬事。他说，举一个小例子。某市市长到纽约去招商引资，带着一个代表团去。某市外办给我们使领馆发一个传真，他在安排方案里提了很多要求，其中有一条要求写着：“请安排少年儿童到机场迎接，并安排女青年献花。”这是某外办发来的传真。我当时觉得这帮人没睡醒，这都什么时代了你到了美国，要求少年儿童接机要求安排女青年献花这是什么状态这说明对美国文化的不懂。在东方文化里面，老美来了我们也是少年儿童迎机，我们是表达心意了，但是老美不欢迎，他感觉少年儿童不上学，还要在这儿晒着太阳。
再比如去接了很多代表团，一年接１００多个团，带着去大公司，惠普、思科、英特尔，我们说这是个省长，你们得副总裁、总裁出来。人家百忙之中出来，出来谈了两句，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谈不下去了，都睡觉了。开始我感觉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这帮人素质偏低。后来我想想，素质是一方面的问题，这里面又是对西方文化不太懂了，这种睡觉是时差问题，有几个是不睡觉的：第一，私营企业的老板不睡觉，他能克制住，因为那是关系着自己的利益；还有代表团的头儿不睡觉，因为他有面子问题，他底下的人在看着他；底下那些人、政府官员，又不是头，又不是他发言，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其实不见得他素质特低，就是时差。你说让你２４小时不睡觉，再让你去谈判，没有不睡觉的应该怎么办？
摘自７月３１日《北京青年报》
学学人家的整洁习惯
石河在８月２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说，近日一位朋友从海外回国探亲，我认为他一定会为国家这些年的发展称赞不已，不料他竟摇摇头说，硬件发展不错，软件还差得远。以他所居住的国外城市住房为例，如果你沿着清洁如洗的蜿蜒小街前行，就会看到几乎每一幢住宅前的小花园都经过精心的修剪，许多简直就是艺术品。盛开的鲜花、别致的绿篱和草坪，各有特色的山水盆景，目光所及美不胜收。走进任何一幢形状各异的住宅，尽管也许这幢房子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让你几乎看不出这是旧房子，因为房主平时非常注意房子的整洁和维护。
而对于中国，这位朋友说，讲究家园美、维护和清洁房屋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没有养成。现在可以随处很容易地看到，一幢刚使用没有几年的住宅楼，楼梯间、入门处、过道就都变得相当脏旧，好像几十年的老楼———白白的墙上几个大黑脚印子，丢弃的纸箱瓶子无人清理，灰尘满地，各种小广告贴满门窗。
一位加拿大朋友曾对笔者说，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现代化生活不习惯、不适应的状况，是和他们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他曾参观过江南一处富裕的农村，这个村家家修起了楼房，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每一处楼房外都污水横流、道路泥泞，农民家里，依然凌乱、脏差，距离现代生活标准还很远。
笔者在此不禁想到，什么时候，人们都学会了保持房子与周围清洁的时候，中国才会变成真正清洁怡人的绿洲。
丁肇中的“不知道”
前不久央视的《东方之子》栏目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进行了一次专访，丁教授面对记者紧追不舍的一个简单问题，连续几个“不知道”，令人感慨。
记者提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您对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很明确的选择。比方说小的时候对科学、对科学家感兴趣；大学的时候，就锁定了要研究物理；然后每做一个实验也是力排众议，自己坚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够这么坚定和正确呢 ”这位记者想要获得的答案谁心里都明白，因为在已经太多的名人访谈中，这样的问题显然都是为对方作秀进行的铺垫。然而，丁肇中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能比较侥幸吧 ”
记者不死心，又追问道：“在这里面没有必然么 ”丁肇中依然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记者还是不死心：“怎么才能让自己今天的选择在日后想起来不会后悔 ”丁肇中依然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后悔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无奈：“我发现在咱们谈话过程中，您说的最多一个词就是‘我不知道’。”丁肇中这次做了正面回答：“是 不知道的，你是绝对不能说知道的，我们那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不要猜。”
丁肇中的严谨态度，的确是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地步。也许在普通人看来，取得了丁先生如此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张口闭口都说“不知道”，显然太失颜面，甚至是有失身份的。然而，这就是作为科学大家的丁肇中，他认为不知道的就一定要回答“不知道”。 摘自７月３０日《中国商报》作者周士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