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研究之研究

冯光廉

一 “我”的主人公地位

　　《故乡》的主人公是谁？过去的研究者几乎都无例外地认为是闺土。这种看法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七十年代末，有位研究者曾提出“我”是《故乡》的主人公，但几年后他出版鲁迅作品研究论文集时却未收此文）。但我认为此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可以提出来研究。

　　什么是作品的主人公？判断作品的主人公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当前文艺理论批评界对此问题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分歧。大家普遍认为：作品的主人公是指文艺作品中着重描写的中心人物，是作品中构成矛盾冲突的主体，是作品主题的集中体现者。一部作品情节的展开及其他人物的出现和活动，都以主人公及其活动为中心。一篇（部）作品可以描写若干人物，人数的多少要看作品反映的生活内容和主题构思的需要而定。但描写最突出的一般只有一个，并以他为中心来组合人物关系。按照这种公认的对主人公的界说，我认为《故乡》的主人公应该是“我”，而不是闰土。

　　从情节的构思安排来看。“我”是《故乡》贯穿全部情节的中心人物，是推动矛盾冲突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他人物都是环绕着“我”的活动来安排的。《故乡》一开始所写的是“我”乘船回乡，准备把眷属从南方搬至京城去住。这是故事情节发生的动因。“我”回乡时的心绪颇悲凉，因为此后便要与故乡诀别，要与乡里亲朋分离，而流徙至异地他乡，内心怎能不抑郁伤感？而回乡时一路所见的又是苍黄的天色，萧条的荒村，断茎的枯草。这自然景色无疑会大大加重“我”的悲凉心境。同故乡的自然景色相比，乡里亲朋的变化就更大了：往日的朋友闰土那样聪明活泼，与“我”的关系是那样亲密友好，彼此以兄弟相称：而今却变成一个木偶，并且神情麻木，尊称“我”为“老爷”。这堵被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所构筑起的“厚障壁”，尤使“我”感到气闷和悲哀。从人物的使动关系看，闰土的出现显然是基于“我”的渴见故友，是闻讯而来的，“我”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推动情节的发展和深化。杨二嫂这个人物的出现，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在情节线索里的中心地位。她从“豆腐西施”变为自私自利、舌尖嘴利的“泼妇”，一方面使人们看到农村经济危机的深重，以至连乡镇小市民也变得更加穷困潦倒了，这无疑也会加重“我”的悲哀的心绪；另方面杨二嫂的言行，她那令人厌恶的捧和令人难堪的骂，又增大了“我”的心绪的烦闷和悲怆。杨二嫂的“辛苦恣睢”，强化了对旧社会的批判，也更加促使“我”去探求新的人生道路。有的研究者仅从“揭示了小市民阶层堕落人物杨二嫂对他进行的诬陷和排挤”这一角度来说明杨二嫂的作用及同闰土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顺着情节的发展线索再向前追寻，情况则更加了然。闰土诉说完他的困难境遇之后，出去到厨下吃饭，小说接着叙说母亲和“我”对闰土的景况的叹息，将故事的底子落在“我”的思想情感的深处。小说最后写“我”在离开故乡的航船上对社会人生的思索，把前面所写的人物故事加以归拢，使闰土、杨二嫂和“我”的生活道路形成有机的串联和对比，从否定现有的三种不合理的社会人生，到思考未来美好的社会人生，小说的情节变得完整了，充满着诗和哲理的双重韵味。很清楚，小说故事的起点、中点、终点的联结，都是由“我”来完成的，“我”是情节发展的动力和贯通全篇的主线。闰土显然没有居于小说情节的中心地位，也不具有如此重要的巨大作用。

　　从主题思想的表达来看。关于《故乡》的主题思想，过去的研究是没有抓准的，影响较大、使用较广的仍是所谓多重复合主题。有位研究者说：“《故乡》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农村经济日趋破产情势下，广大农民生活痛苦和精神麻木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对农民的残酷奴役和迫害；通过我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热爱、敬重和同情，对同农民形成‘厚障壁’而感到气闷和悲哀；进而提出了愿同农民联成一气（后一辈实现也好），为创造未经生活过的新生活而斗争的希望和信心。”这种归纳表面上看很全面，实际上是求全并列，没有抓到问题的核心。也有的研究者力图避免面面俱到的弊端，捕捉小说思想内容的突出之点，认为“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隔膜。”这实际上仍未抓准作品的思想核心，把小说的一个线索和一种思想，误认为是作品的主题思想，因而同样是不确切的。前些年有的研究者提出，“《故乡》是以人生道路的探索作为主线的。”“摆出三条辛苦的人生道路，揭示出造成这种人生道路的社会根源。”最后“唯有以航船上的沉思，才能把这三条人生道路进行纠结比较，使追求人生道路的主题趋于完整。”我认为这种归纳是颇有道理的。它辩证地分析了小说的三条人物线索及其相互关系，抓准了鲁迅着力表现的深层思想。它精辟地评估了结尾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作品的尾部是情节发展的高潮和最后完成，有力地促成了小说结构的平衡与和谐，又强调是主题思想的充分体现和进一步深化，增强了主题思想的完整性和鲜明性。而居于结尾处的全面及中枢地位的是“我”，是“我”对于过去和现在的不合理人生道路的反思，对于未来光明美好的人生道路的憧憬和坚信。“我”在这里既是故事情节的纠结和对比者，又是主题思想的集中体现者和完成者。闰土这个人物显然不居于这样的中心地位，对于主题思想的完成和实现，也不具备如此重要的作用。现在有的研究者把“我”在作品中的重要性放在闰土和杨二嫂之下，这种估价实在 太片面了。

　　有的研究者提出：“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来考查，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也可以做为作者本意是在把闰土当做主人公的一个旁证。他前一年7月（按：应为1919年11月）写了《一件小事》，1921年1月又写了《故乡》，显然都在于歌颂劳动人民，而以‘我’做陪衬。所以把‘我’当做主人公是不对的……”这些论断是难以成立的。其一，上面摘引的鲁迅那段话，是对他的整个创作来说的。闰土固然是属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但并不能说凡是不幸者都是小说的主人公，像小D、夏四奶奶、小栓……就未成为作品的主人公。况且“我”“辛苦展转”，难道不也是“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故乡》探索人生道路，提出三种人不合理的人生，同样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两者紧密相连，并不相悖。因而，以此为理由来论证闰土是主人公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其二，《故乡》确实赞扬了少年闰土的聪慧活泼，知识丰富，友好热情，但决不能据此说明《故乡》是一篇“歌颂劳动人民”的小说。因为作品赞美少年闰土，乃是为了对比二十多年后中年闰土的巨大变化，强调“我”和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厚障壁”，后者是重心所在，前者是衬托，是为后者服务的。

　　知识分子形象在鲁迅一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地位，本来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不应该成为十分艰难、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却一直未能获得妥善解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对知识分子的忽视和低估，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以他们为主人公的作品最有意义和价值；肯定他们的主人公地位，更符合唯物史观的要求和无产阶级文艺观的要求。而知识分子则是团结改造的对象，他们有软弱性和动摇性，有个人主义的劣根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若肯定他们是作品的主人公，政治意义不大，不利于突出作品的思想意义和鲁迅的伟大正确。因此，便在感情和态度上格外重视对劳动人民形象的评价，而把知识分子置于次要的地位。其实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主要地不是取决于作品的主人公是谁，而要看作者怎样写，看他们在形象里寄寓着何等的社会历史内容，蕴含着怎样的思想情感分量，拥有多大的启示和感染的作用。现在，妨碍我们正确评估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原因已经消除了，应该按照作品的实际，理直气壮地肯定知识分子的主人公地位，全面地把握知识分子形象的思想和艺术的内涵。

　　准确地评判作品的主人公，决不是一个简单地排座次的问题，说明谁是一号人物，谁是二号人物，而是直接关涉到小说的主题思想、艺术构思、创作风格、审美特点的理解和评价问题。因此，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那种以为此问题无关紧要，可以弃而不论的观点；或者以为此问题比较棘手，便以无主人公、或双主人公了却此事的主张，都不是正确的态度。

二 闰土的“余温尚存”评议

　　有的研究者认为：“《故乡》的局限性是在于对闰土的精神剧变看得太绝对。这与鲁迅早期对人民群众的消极面估计过于严重的思想局限有关。”“鲁迅在写小说时，往往为了强调精神虐杀的创伤，而忽视闰土童年热情的余温尚存。像《自题小像》一样，‘寄意寒星荃不察’对‘荃’的估价偏低了。”作为鲁迅前期的小说，《故乡》确实是有局限性的。但论者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已超出了鲁迅思想局限这一范畴，而直接关系到对闰土形象的真实性的认识和评价。因而，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首先，应当充分认识闰土的精神剧变的可能性。在世界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最长，统治最严密、最残酷。我国的农民，作为被统治者，受到的经济剥削最为深重，不仅有地租剥削，苛捐杂税，还要承受种种超经济的剥削，天灾人祸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整年累月挣扎在生死线上。我国的农民，作为被压迫者，无权无势。地主豪绅，官府衙役，可以随意欺压蹂躏他们，使他们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我国的农民，作为分散的小生产者，受个体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局限，往往目光短浅，思想狭隘，愚昧落后，极易接受封建传统思想和旧的习俗观念的影响。我国的封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制订了一整套极为完备、极为严密的礼教制度，通过政权舆论的力量和风俗习惯的力量，将旧礼教、旧观念潜移默化，灌输到农民头脑之中，成为世世代代农民所虔诚尊奉的规范。尤其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上的封建等级观念，更是影响深远，无知无识、无权无势的农民以下等人、卑贱者自命，尊奉有知有识、有权势有地位的上等人为“老爷”、“太太”。长幼有秩，贵贱有别，是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普遍风尚，也是被社会一般人视为懂规矩、明礼义的一种道德尺度。二十多年后闰土所生活的恶劣社会环境，所经受的残酷剥削压迫，所承受的深重的精神毒害，使他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鲁迅既惊心动魄地写出了闰土精神剧变的现实情景——从幼年聪俊的小英雄到中年迟钝的木偶，简直判若两人；又无可置疑地写出了导致闰土精神剧变的社会原因：“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前者令人震惊不安；后者则令人确信不疑。这就是这篇小说现实主义描写所达到的创作成就，所拥有的思想力量。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描写的真实性。鲁迅在《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作为我国农民的一种典型人物，闰土的精神剧变，正是劳动者被压得“萎黄，枯死”的真实写照。这正反映了鲁迅对农民所受的精神虐杀的感受的深切，艺术描写的切中底里。他没有陷入表层的乐观，而是深进到现实历史的深层。他是清醒的，求实的。说小说有绝对化的局限性，似乎苛责了鲁迅。

　　其次，对“余温”的理解。的确，闰土每次到来“总”问起“我”，“很想”见“我”一面，由此可以看出在闰土的心目中，他们童年的友谊是“活”着的，闰土向往重温童年友谊的热切愿望也是存在的，闰土与“我”见面时的表情也毕竟还有“欢喜”的一面，“动着嘴唇”想叫“迅哥儿”的一面，由此论者才感到闰土作为“珍珠”的侧面还在。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鲁迅“忽视了闰土童年热情的余温尚存”呢？作品分明地写出这样的“余温尚存”了嘛，否则，研究者怎能感受到“童年的友谊是‘活’着的”，从何领悟到闰土存有“向往重温童年友谊的热切愿望”和“欢喜的一面”呢？这里的问题恐怕出在：论者笔下所指的“热情的余温”，不只是上边说的那些东西，那种程度，还要求更多的内容，更大的程度，更明的亮色，将闰土的热情再升高一些，精神境界再升华一些，将悲凄的精神再减少一些，麻木迟钝的性格再弱化一些。我不怀疑论者此种要求的合理性。从典型人物的多样性来看，塑造此种类型人物形象也是可以的。但如果照此去写，那便不再是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闰土了。至于小说的震魂惊魄的艺术力量会不会因人物精神境界的提高而加强，恐怕不易作出十分乐观的估计。闰土形象的真实性，他的巨大的审美价值和杰出的历史地位，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可以寻找《故乡》的局限性，但不一定要从“对闰土的精神剧变看得太绝对”这一视角来认识。

　　最后，我想谈一下对中国现代文学中悲剧型农民的评价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作家。由于自身独特的生活、思想、艺术的规定性，这批作家主要描写了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的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刻画出这些人物的勤苦、忍辱负重的性格特点，揭示了他们屈辱不幸的生活道路，像臧克家的《老马》、《三代》所写的那样。这些作家有的虽然也写到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的优点，但基本上限于勤劳、正直、善良、俭朴、豪爽等传统美德，而没有描写他们的觉醒、自觉反抗和集体斗争，亦未预示他们的翻身解放的胜利前景。对这批作家作品的评价，只能按照其实有的特质，用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作家作品的批评标准，来衡量其作品的真实性，它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历史地位。否则，就会不公正地低估其价值和意义，把一批可贵的精神财富置于十分不相宜的低下位置。公式主义的机械论的批评，如对鲁迅《阿Q正传》的批评，对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的批评，对臧克家《泥土的歌》的批评，对路翎、沙汀一些小说的批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次发生的此类批评的沉痛教训，我们应该认真加以吸取，而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三 杨二嫂形象研究的两极性

　　对杨二嫂形象的认识，存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第一种，认为杨二嫂完全是一个否定性形象，说她原先就不地道，“擦着白粉”，“终日坐着”，作风不好，行为不端；后来又尖酸刻薄，明抢暗拿，甚至恶言中伤闰土。说作者从外形到内心，对她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弄，流露出强烈的厌恶之情。这种分析，离开了作品的实际描写，是过头的，不公正的。

　　杨二嫂年青时家里开豆腐店，“擦着白粉”，不过是想以自己的姿色招徕顾客，以便多赚几个钱，使生意好些。从这里很难看出什么作风不好，行为不端，所谓“荡妇”、“女流氓”云云，确实冤枉。后来，她变得尖嘴利舌，泼悍恣睢，不过是为了想多弄点东西，贪点小便宜。这本身就是可悲的。作者通过杨二嫂今昔性格和经济地位的巨大变化，写出了旧中国村镇经济急剧破产和日益凋敝的景况，突出了中国社会危机的深重，从而丰富和深化了小说的思想意蕴。另外，也以她的尖刻自私，反衬闰土的善良忠厚。诚然，作者对她是有讽刺的，也带有颇为强烈的厌恶情绪，这是小说的主要方面。但仔细体味，作者对她的讽刺还是较有分寸的。杨二嫂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她个人的过错和罪孽，而是那动乱黑暗的社会造成的。因而，作者的真意乃在于通过这个形象，让我们认识旧社会对她的戕害和摧残，从而唤起对旧社会的不满和仇恨。杨二嫂也是不幸的，可悲的，何尝不可以说她也是旧社会的牺牲品呢？透过作品的讽刺，仍然能感受到作者在思想深处对她潜藏着一定的哀怜和同情。我们要深入领会作者的寓意和感情分寸，不要把杨二嫂贬得太低。过去有人推断她“心是和闰土走着相反的方向，完全发展成为追随敌对阶级的敌人，假使有着可能，她还不会和夏三爷一样出卖自己的侄子么？”这实在太过分了。文学批评应该从作品实际出发，作品写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写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不应该根据自己的主观情绪——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所形成的主观情绪，而任意将人物形象推得过远。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对一些消极落后、自私贪小的作风虽然要给以尖锐的讽刺，但对一切备受旧社会压迫毒害、处境日渐悲惨的不幸的人们，总要施以不同程度的同情。把革命战士的鲁迅理解为铁石心肠，对杨二嫂之类的受污辱受损害者深恶痛绝，无情嘲讽鞭挞，是不懂鲁迅的宽厚胸怀和人道情感的表现。

　　第二种，认为杨二嫂说“我”“放了道台了”，“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娇”，是暗喻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升官发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说“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揭示了剥削阶级唯利是图、一毛不拔的本质。并且发出了“我们的杨二嫂确实不简单！”的啧啧美声。这种分析同样离开了作品的实际描写。她的这些话是为了向“我”讨东西，在未能达到目的之后讲的，其真意仍在于捞便宜，并不是写她对旧社会的腐朽恶浊和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有何深刻清醒的认识。如果她真的痛恶“剥削阶级唯利是图、一毛不拔”的丑恶行径，为什么自己还不择手段地偷偷摸摸，贪图便宜？有的研究者为了拔高杨二嫂的形象，还在“阶级分析”的名义下，责难鲁迅写杨二嫂诬陷闰土埋碗碟，损伤了“这个城市贫民的形象”，“是不应该的”，批评鲁迅对杨二嫂的描写“缺乏无产阶级观点”，这种认识更为不当。

　　杨二嫂这个家开豆腐店的小商人，在旧社会的压迫、腐蚀和蹂躏下，从外形到思想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她既然对又“阔”又“有钱”的知识分子“我”当面明讽暗刺，毫不客气；对老实巴脚、穷困微贱的闰土还分外留情吗？作者这样写，是真实可信的，没有什么不应该。通过这种描述，正可以看出旧社会对杨二嫂思想侵蚀的深重，看出她经济状况的恶化，从而有利于深化主题思想。至于是否损伤城市贫民的形象，也不应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来理解，好像城市贫民都应该具有什么优良品质，否则，较突出地写其弱点，就是缺乏阶级观点，就不真实，不应该。按照这种逻辑，不损伤杨二嫂的形象，把她写得很先进，有较高的思想觉悟，那小说的构思、主题，将会如何？我们应该从现实生活出发，从艺术形象的多样性出发，顾及作者独特的构思，而不应该从书本出发，从条条框框出发，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出发。

　　有的研究者说：“根据阶级论，杨二嫂至少是豆腐店的老板娘。”言外之意是，杨二嫂属于剥削阶级中的人物。这看法也是不准确的。按照毛泽东的理论和党的政策，杨二嫂属于小资产阶级。把她视为小商人也好，手工业主也好，都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毛泽东根据经济地位的不同，把小资产阶级分为三个部分。他指出：“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我所以引用毛泽东这么长的一段话，目的在于从经济地位上科学地界定杨二嫂属于人民的范畴，不能因为她是豆腐店的老板娘，尖嘴利舌，贪占便宜，有市侩习气，而将其推向剥削阶级行列。这样分析，有助于解释小说的形象描写和作家的主体情感，有助于解释作品结尾处的“辛苦恣睢”的涵义，并不是机械地为作品人物定阶级划成分，重蹈庸俗社会学的覆辙。这是必须说明的。

　　在《故乡》的结尾处，“我”否定了“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现在不少的分析研究材料说“辛苦恣睢”的生活，是指那些骄横跋扈、凶暴放纵的剥削阶级生活；“辛苦恣睢而生活”者，是指对广大人民横征暴敛的反动统治者；“辛苦”是反语，在这里有讽刺意义，是说那些人处心积虑地追求剥削阶级享乐生活。此种解释很有可议之处。

　　从词义看，“恣睢”在这里是任性随意的样子。从全篇看，杨二嫂的形象颇切合这个特点。几十年前的杨二嫂是“豆腐西施”，几十年后却成了“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两手搭在髀问，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她那尖酸刻薄、随意出口伤人的气势，她那明抢暗偷、顺手牵羊的行动，她那任意诬陷闰土的作风，无不展现出任性随便，毫无拘束的特点。但是杨二嫂也是不幸者。她在困危的每况愈下的生活境地里挣扎，精神痛苦也大；因此，作者把“辛苦”二字也给予了她，和“恣睢”结合起来，以此概括此类人的生活是恰当的。反动剥削阶级不劳而获，依靠从广大劳动群众那里榨取来的财物，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哪有什么“辛苦”可言？

　　小说前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前边写闰土、“我”和杨二嫂这几类人，所以后边就顺线而下，概括这三类人生活的特点（辛苦），并给以否定。这样，前后呼应，联成一气，由此促成了小说构思上的缜密，结构上的严谨。前边没有谈及剥削者、反动统治者，后者为何突然扯起他们？况且在三种生活前面都贯上“辛苦”二字，这正显示出这三类人的共同点；而“辛苦”后边的二字（“展转”、“麻木”、“恣睢”），则写出了他们的区别点。作者把共同性与区别性结合起来，准确地概括出他们生活的情状。读者从对这三种人生活的否定里，正可以加深对“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的未来的认识。“辛苦”就是辛苦；三个“辛苦”并列蝉联出现，涵义应该是统一的，为何第三个“辛苦”忽然变成了“处心积虑”或“挖空心思”之类的“讽刺意义”的反语呢？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解释呢？问题可能出在对“恣睢”一词的涵义的选用上。查辞书可以知道，“恣睢”确有“放纵暴戾”的意思。但“恣睢”还有另一解：“放任无拘束貌“（见《庄子·大宗师》）。联系全篇，小说应取第二解。这一事例告诉我们：汉语中的许多词汇的涵义，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究竟选取那种涵义合适，要联系全文，精心抉择。否则，粗心大意，随意而取，是会出差错的。

四 故乡与故乡人的关联

　　有的论者提出：“从作品的实际去考察，《故乡》中凡是写到‘昔日’的地方，都根本不是要写昔日故乡的社会的‘美丽’，既不是写现实的昔日故乡的‘美丽’，也不是写‘幻化’的、‘美好理想神化’了的昔日故乡的‘美丽’，而主要是表现昔日的‘人’。”“所谓故乡的‘美丽’只是感情中的事，实际根本不存在。”“说鲁迅在《故乡》中描写了昔日‘故乡’的‘美丽’，并由此引出什么今昔‘对比’等，实在是一些研究者的心造的幻影，是研究者自设的‘陷阱’。如果不跳出这个‘坑’，无论怎样解释——说‘梦’也好，说‘神化’也好，说‘幻化’也好——都是不能圆满的。”这的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不仅关系对《故乡》的构思、思想倾向、艺术特点的理解，也涉及到对鲁迅和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认识。

　　首先必须弄清楚故乡与故乡人的关联性。

　　少年闰土聪明活泼，知识丰富，英俊敏捷，热情好客，宛然是一个令人钦服的小英雄。作者怀着深厚的情感，刻画出农家小朋友的美好形象，并在这一形象上寄托着他对劳动人民的赞美、热爱和亲近之情。但是，这位故乡中的农家小朋友的形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他来自故乡的土地，同故乡的风物、故乡的环境氛围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是吗？如若离开了深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的沙地，离开了那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离开了那从胯下逃走的猹，离开了那发生在农村的雪地捕鸟、沙地捉跳鱼儿的故事，闰土的美好形象何以能够完整的构成？何以能够获得坚实的依托，并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人之常情说，任何一个思念家乡的人，在他返顾自己故乡的时候，在他回忆自己童年朋友的时候，不可能只是孤零零地眷恋一个人，而毫不牵连故乡的山水风物，环境氛围。我们在考察现代乡土文学时，决不能将故乡人与故乡地机械地分离开来。

　　现代乡土文学是作者在成年后返顾自己童年和少年生活而创作的。他们离开故乡后，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年龄的增大，童年、少年时代的许多东西会谈化下去，甚至竟会忘却。但一些当年印象特别深刻的事物，经过时空的淘洗，不仅能继续清晰地保留在记忆中，而且往往会借助于幻化的神力，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升华，成为一种最深切、最美好的意象。这些平常淤积于心灵深处的情感记忆，当被某种东西引发的时候，便一下子以最集中最强烈的形式鲜活起来，迸发出来，并且常常被幻化、诗化，发酵成为一种浪漫主义的美感力量，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和震动，所以我们在分析这类乡土文学作品时，一定要注意到作者的情感蒸馏，从作品所突出的整体意象中，把握其所含蕴的生活真实和情感真实的内容，切忌人为地将其单一化，抽象化。实际上，《故乡》所展现给我们的，既有对昔日故友的美好印象和美好情怀（这是主要的），也有紧紧附丽于故友的昔日故乡的某些美丽的风物环境片断。前者一般具体突出；后者则较为散落迷茫。但总起来看，两者是紧密相联，并存不悖的。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这段委婉曲折的叙说，意在表达作者在悲凉的心绪影响下内心的怅惘和失落之情，简直到了无可抒说，不想、不愿抒说的程度，并不是否定昔日故乡无丝毫的“美丽”、“佳处”可言，说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剧，封建统治的日趋腐败，中国社会经济危机日渐深重。在各种“洋货”的排挤下，中国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不断破产，呈现出江河日下、难以为继的危险情势。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趋加深，农民群众生活命运日渐悲惨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态势，在诸多中国近现代历史著作中，在毛泽东著作中，在王统照、王鲁彦、茅盾等一些小说中，在刘大白、臧克家、田间的一些诗歌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和反映。鲁迅小说《风波》里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咒语和牢骚之言，内中也透示出东西愈来愈贵，生活每况愈下的真实情景。承认这种情况，并不是美化封建社会，也不是说鲁迅怀恋“封建农庄”，而是从今昔的对比中，进一步地说明农村经济危机的深重，农民处境的悲惨；表达鲁迅对黑暗现实的悲愤，对农民群众生活命运的关注。从鲜明的对比中，从故乡和故乡人的巨大变化中表达主题，抒发情感，这是《故乡》的创作实际，是无法否定的。我们爱护鲁迅，批评那些认为鲁迅怀恋“封建农庄”的观点，强调鲁迅主张向前看，向往新生活，这些都是对的，但决不能因此而不承认小说反映有故乡不故、故人不故的变化，有今昔对比的构思和描写，这就不实事求是了。尤其是把承认小说有“今昔对比”、“故乡不故”，是“幻化”的美好理想神化了的”昔日故乡的“美丽”，说成是“研究者心造的幻影”，是“研究者自设的‘陷阱’”，更是一种过分的批评。论者想跳出这个“坑”，岂不知又陷入了另一个“坑”，同样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论者承认小说中所写的“圆月”、“沙地”、“西瓜”等，“只是为烘托那个小英雄而创造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并不是对昔日故乡整个社会面貌的典型概括”，这也是一种并不怎么确切的讲法。“特殊的环境”难道不就是昔日故乡所有的？这“特殊的环境”不正是作品所说的构成昔日故乡的“美丽”之处的材料吗？它所蕴含的特殊韵味，所呈现出的审美境界，不仅为小英雄的形象塑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赋予故乡以特殊的魅力，并对反衬此后故乡的剧变产生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特殊的环境”基本上属于乡土世界的自然环境，或者说是人化了自然环境，而不是对昔日故乡整体社会面貌的典型概括。但即使如此，它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其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不可忽视。况且它还是构成小说典型环境不可或缺的一种因素呢。

　　《故乡》的创作方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融合的。就基本倾向看，它是写实的，真实而具体地写出了故乡、故乡人的巨大变化，成为中国二十年代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但同时也带有相当浓重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色彩。浓郁的抒情气息——对“我”的悲凉感伤心绪的抒发；鲜明的象征色调——破败的农村景象，神异的农村图画，路的哲理升华，无不具有象外之意，弦外之音，体现出含蓄蕴藉的丰富意味，开拓出广阔深远的想象空间。其浪温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为依托的。只讲故乡的美丽的幻化、神化为人——闰土，而不承认其中含有写实的成份——故乡中的自然风物，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看，这种彻底分离说也是讲不通的。

　　还应该指出，昔日故乡的“美丽”之处，不能从一般的抽象的意义上去认识。作品中的“我”，这位封建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少爷”，平日“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有时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抗。”在如此高楼深院的禁锢中，在如此森严的家教的束缚下，“我”的生活的枯燥，知识的贫乏，精神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少年闰土的到来，给“我”打开了从未领受过的新鲜有趣的世界。农村自然景色的魅力，少年英雄渊博的知识，聪敏沉毅的性格的魅力，乡下刺猹捕鸟之类的魅力，给“我”以强劲的吸引和巨大的激动，这也是可想而知的。“我”对乡下这别一世界的欣喜，对闰土这位启蒙挚友的钦佩，是不言而喻的。只有放在“我”童年时代的特殊环境中，才能深切理解“我”对故乡美丽佳处为什么如此神往，如此礼赞；也才能真正感受到为什么时过二十多年之后“我”的脑海里依然能够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并深深为之激动；而当返乡后目睹眼下的故乡和故友发生剧变后，又为何如此惊异悲凉，痛苦不堪。

　　总之，从近现代社会历史的演变趋势看，从作者所描绘的意象构成看，从“我”特殊的环境和心态看，故乡和故友的关联性是确实存在的，无法割裂的。若否认这一点，将难以准确领悟小说的整体构思，难以深入剖析小说的意象机制，难以理清“我”复杂变化的情感世界，难以描述作品的审美韵味。这是必须顾及的。

五 “新的生活”辨

　　《故乡》中所向往的“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理想？该怎样进行科学的评价？

　　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涉及到对《故乡》的理解，而且直接关系到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把握。

　　过去有的研究者说：“鲁迅当时所希望的新社会，不过是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新中国。”这显然讲低了。小说通过对三种生活的否定，强调大家都不应该为个人而“辛苦”，各走各的道，而应该共同寻求一种美满幸福的新生活；这“新的生活”是“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很明显，它所指的，既不是过去有的封建社会的生活，也不是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而是区别于这两者的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鲁迅把自己的最大的关注集中在农民身上，探求的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试问，从这里怎能得出“资本主义的新中国”的论断？对于封建、半封建的社会，鲁迅在中国已经亲历目睹过了它的腐朽和黑暗，鲁迅早就深刻洞悉，深恶痛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鲁迅在日本也亲身体验过，并通过其他许多途径，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严重弊端。对此，鲁迅非但不景仰，不渴望，反而在《文化偏至论》等早期的论文中作过深刻的剖析。“五四”前后，他还在自己的小说中对领导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妥协性进行过尖锐的批判，而不再寄予什么希望。如果《故乡》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他完全可以预示得清楚明白些，还“茫远”什么呢？由此观之，上述所谓的资本主义理想说，是脱离作品的实际和鲁迅世界观的实际的，是站不住脚的。

　　也有的研究者说：“鲁迅当时所向往的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而且在讲到这理想的社会时，总是马上补充强调说：“鲁迅先生的理想而今已经变成了现实。”这种讲法，显然不妥。因为《故乡》只是否定了三种生活，希望有不同于这三者的新生活。至于这新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具体的确切的内容和特征，如何才能将这希望付诸实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当时是无法回答的。即使这新生活无压迫无剥削，那也不能真正说明它是共产主义社会，而只能说，它在客观上同人民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有某些相通之处。因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作为一种完全崭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理想，共产主义具有特定的严格的内容，它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来实现的。1921年时的鲁迅，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中虽有阶级论的因素，但尚没有建立起明确的阶级观点，进化论、个性主义还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他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还没有和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也没有找到到达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和依靠力量。因此，认为《故乡》中的新生活是实指共产主义社会，显然有些拔高。尽管鲁迅也认识到：“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但这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事了，创作《故乡》时（1921年1月）的鲁迅，远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1933年，鲁迅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中曾这样来概括《语丝》的思想特色：“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这段话应该说基本上也是符合鲁迅这时期的思想实际的。他所憧憬的新生活，带有朦胧性，既不是“资本主义的新中国”，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他既彻底否定了旧的社会，热切渴望着新的理想生活，但这新的究竟是怎样的，他又缺乏明确具体的认识，——这种状态和特点，正是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思想的一种反映。当然，《故乡》是短篇小说，是艺术作品，我们不能要求它像社会科学著作那样，准确具体地列举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描绘出未来实际生活的现实图景。我们要把握此时鲁迅思想的基调和总倾向，从这样的背景上，给小说的理想以恰如其分的分析。

　　恰当地评价鲁迅前期的理想的性质和特点，对正确理解鲁迅前期的创作，特别是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两次强调：“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吃人”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统治的形象化的讲法。“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是说将来的社会要消灭剥削阶级，消灭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现象。有的研究者据此推究《狂人日记》的理想是平等幸福和谐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因素的具体体现。这种看法无疑是拔高了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混淆了革命民主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性质界限。1925年4月29日鲁迅写了杂文《坟·灯下漫笔》，文章满含悲愤的情感，慨叹“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他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直截了当地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发出响亮的召唤：“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鲁迅在这篇杂文中，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痛斥了封建等级制度对人的尊严价值的扼杀，对民族精神的摧残：“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可见，鲁迅在谈及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生时，具有坚决的彻底的革命批判精神，对旧社会对旧人生的野蛮性、荒谬性、不合理性作了深刻的洞察和坚决的否定，以义无反顾的坚毅态度，激励人们和旧社会、旧人生告别。并且以乐观的精神，鼓舞人们去追求、创造全新的生活。对未来崭新社会的坚定性、执著性、不动摇性，构成鲁迅理想观的又一显著特点和可贵特色。在这些方面，鲁迅的革命精神，同无产阶级的历史要求，也有相通之处、一致之处。但自然也不能将“第三样时代”解释为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支持和指导这些思想的理论基础，基本上还是“将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进化论。这是不必讳言的。

　　我这样解释《故乡》所向往所渴求的“新的生活”，对于习惯了以什么什么主义来判定理想性质的人们，总感到不满足，主张还是下个明确的定义，这样醒目好记。前面讲了，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可否说是空想社会主义？鲁迅，作为一个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和孙中山有一些相似之处。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主张未来理想社会应该人人自由平等，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美满幸福，和谐一致。这种愿望固然是美好的，但通过什么样的道路和方法来实现，孙中山并不了然。学术界认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不同于资本主义，亦区别于共产主义，而是空想社会主义。鲁迅此时的社会理想，若如此界定，也许大体是合适的。“鲁迅先生的理想，如今已经变成了现实。”一些教学研究者在讲析到《故乡》的“新的生活”时常常这样说。既然鲁迅那时的理想还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空想社会主义，同我们建国后所实现的初级阶级的社会主义都不同，因而，轻易地作出这种结论，这跟教学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是相违背的。

　　“‘闰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我们讲解《故乡》时常用的一句套话。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在某些意义上看又不完全对。封建的等级观念、封建的礼教规范真地已经绝迹了吗？我们面前那些睁着天真无邪的眼睛听我们讲解《故乡》的学生，在将来真地便能完全避免鲁迅与闰土那种关系的变化了吗？他们之间真地便能不再隔膜起来了吗？《故乡》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过时，因而它还是有现实意义的。”这段话实在讲得好，讲得深刻透辟，辩证恳切。从反面说，鲁迅的《故乡》批判封建等级观、封建礼教规范对闰土的毒害，指出是这类东西破坏了人们之间原来存在的美好关系，造成了彼此间的“厚障壁”，实在可恨而又可叹，必须拆除墙壁，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然而，封建的等级观念在我们现阶段社会生活中完全绝迹了吗？没有。什么官本位，自视特殊，高人一等，看不起普通老百性；什么怕大官、怕洋人、怕权势者，缺乏自信心、自豪感，如此等等，都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败坏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从正面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格心理、道德境界如何？那种拼命向上爬的人，那些一阔脸就变，不再亲近、尊敬自己平凡乡亲朋友的人，那些以高踞于普通老百姓之上而洋洋得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人，在社会上也并不少见。《故乡》中“我”主动亲近、尊敬、爱戴农家朋友，以同他们隔了一堵“厚障壁”而震惊、而惶恐、而悲哀的崇高人格，渴求同普通农民建立平等互爱、亲密无间关系的高尚品德，都值得学习、效法。我们要自觉地从鲁迅的作品里吸收战斗的精神力量，改革的智慧力量，做人的道德力量。

六 永久的魅力

　　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写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鲁迅这里所提出的“思乡的蛊惑”，我以为是研究《故乡》一个极好的视角，启示我们去探求小说魅力的所在。

　　人谁没有故乡？谁没有童年的乡亲故友？然而，整年累月，一生一世，总是生活在故乡的土地上，总是同那些举目相见的乡亲们朝夕相处，共度人生，也未必能深切地感受到故乡的可爱可亲，未必会产生最为强烈的难以割舍的深情厚意。人往往只有在远走他乡（特别是都市），四处奔波之后，在隔离多年、极难返乡的情况下，在自身几经飘零、命运多舛情景之中，才会分外产生思乡的蛊惑，在心灵深处荡起对故乡对故友的怀念和思恋之情。对故乡对故人的这种几乎人皆有之的感情，为领受《故乡》所深蕴的魅力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相近似的情感体验的基础上，取得精神的共鸣，达到审美的契合。

　　从审美情感说，《故乡》最能扣击读者心弦、唤起读者心理共鸣的是由故乡不故、故人不故所引发出来的深重的酸痛悲凉感。在通常情况下，人对自己的童年和童年的故乡、故友，总会留下若干美好的印象。那块生养自己的土地，那些伴随自己成长的自然风物、习俗和亲朋好友，总会在自己记忆的碑石上刻下深深的烙印。不管你走到哪里，历经多久的岁月，她都会长驻不逝，萦绕于心。每当想起她，一副副鲜活的形象，一股股亲切的感情，立即会在你的心田里浮现。久居外乡，年岁增高，这种印象会更深切，情感会更炽烈。那些记述游子迢迢千里探寻故乡的诗文，广为人们喜爱，经久传诵不衰，正是这种思乡情怀的强烈共鸣所生发出来的审美效应。

　　然而，人世沧桑，美景易逝。许多人朝夕思念、梦寐以求的故乡，在历经战乱或其他变故之后，却改变了昔日的风貌，和记忆中的故乡故人形象相距甚远。于是，面对这故乡故人剧变，归家游子的心碎了，幻灭、失望、惆怅、酸痛、悲伤……一齐涌上心头。然而，情感的丝线又剪不断，理还乱，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精神的纠缠。故乡不故，故人不故，不忍睹，不敢想，可又不能不睹，不能不想。这情感的矛盾，心灵的折磨，郁结于心，无法摆脱，便形成一种永存的酸痛悲凉感。这种失落的酸痛悲凉感经过审美的积淀，转化为艺术魅力的潜能，一旦有外部事物的引发，便出现强烈的情感共鸣，使人领受到苦中有乐，酸中有甜的审美快感——不管怎样，故乡故人总算见到了！《故乡》所抒发的正是这种人所共有的酸痛悲凉感。它起初唤起人们的惊动不安，继而推动人们去思索造成故乡不故、故人不故的原因，进而探寻改变故乡故人可悲命运的道路。于是，读者便从失落的情感痛苦中逐渐升华出一种崇高的创造新生活的理性力量，给人以激励，以希望，以鼓舞。这就使《故乡》的艺术魅力既同传统文学中的思乡母题相承接，相契合，又超越了传统思乡母题中过于伤感、过于酸痛、过于低沉的局限，到达一种深沉、激越、亢奋、崇高的审美境界，铸成一种“永恒的魅力”。

　　剖析《故乡》的永恒魅力，还要探讨它的艺术审美机制。

　　为了强调“故乡不故”，“故人不故”，小说运用了多重对比手法：一、环境的对比；二、人物的对比；三、心绪的对比。通过对比，把故乡和故人的剧变揭示得鲜明充分，强烈有力。

　　为了增强小说的感人魅力，鲁迅着意突出小说的抒情色彩。开头通过描写故乡荒凉破败的景象，抒发“我”的悲凉的心绪。接着运用曲折跌宕的语言，表达对故乡的总体印象，把“我”的不好心绪又加重一笔。然后具体刻画人物，抒发“我”对昔日故乡故人的钦服和赞美，对今日故乡故人剧变的惊异和哀痛。最后借助于饱含诗情画意的哲理思考，将“我”对故乡故人的酸痛悲凉感升华到新的境界，寄托“我”对改变故乡故人的命运的热烈期待和坚定信心。《故乡》中的现代意识和理性精神，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审美力度。往日的美好已经消逝，未来的美好必将到来，失望、悲凉、希望的多重情感的交融，将“永恒的魅力”加重到饱和的浓度，以无法阻遏的热流，重重地搏击着人们的心扉，从而获得美的陶冶，美的升华，美的超越。研究分析《故乡》必须从审美的角度开掘其巨大的“永恒的魅力”，而这，恰是过去研究界所关注不够的。《故乡》等开启了我国现代感伤悲凉型乡土文学的先河，体现了此派小说创作的许多可贵特色。

　　（原载《鲁迅作品教学新探》，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