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人物和写作特点　　

　　吴登植　　

　　小说主要塑造了三个典型形象。闰土是一个勤劳善良，但不觉悟的农民形象，杨二嫂是一个贪婪、尖刻、鄙俗的小市民典型，“我”是一个对现实不满正在寻求中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

　　闰土这个人物虽有生活原型，但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是鲁迅家长工章运水父子的概括，也是他们同时代同命运的贫苦农民的概括。少年闰土敢月夜看瓜刺猹，会装弶逮鸟，知道沙地有跳鱼，海边有贝壳，他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是儿时“我”羡慕向往的英雄。20年后，少时的勃勃英气荡然无存，苦难的生活把聪明机敏的闰土变成了板滞麻木的闰土了。他“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他那红活圆实的手”，“已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松树皮了”。作者不仅在外貌上描写闰土的变化，而且描写他心灵的变化。他见了久违的“我”，压抑住炽烈的友谊，以“老爷”称呼；他不甘于自己的境遇，而不知如何摆脱，只是寄希望于香炉烛台，向渺茫的“神”顶礼膜拜。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地主的盘剥、军阀的统治，“多子，饥荒，苛捐杂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而闰土寄望于神佛，不反抗也不思反抗的麻木状态，则是走向革命的障碍。这样写闰土，表现了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杨二嫂也是一个性格鲜明的形象，她是一个农村市镇上的小商贩。在“我”的孩童时期，她终日坐在店里，擦着白粉，以姿色招徕生意，“买卖非常好”，人称“豆腐西施”。20年后，她不但变成了“凸颧骨，薄嘴唇”的“细脚伶仃的圆规”，而且变得更加势利贪小了。为了从“我”的搬家中捞点东西，不惜无中生有，曲意奉迎，说什么“我”“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大轿”等；为了一个狗气杀，竟凭空栽赃诬陷，这些都是病态社会的反映。在小说中，杨二嫂是作为陪衬人物出现的，杨的尖刻自私衬托了闰土的憨厚朴实。通过杨二嫂更深刻广泛地暴露了旧社会的腐败残酷，连借色相招徕生意的“豆腐西施”也被挤压成了泼妇式的“细脚伶仃的圆规”了。杨二嫂是个既可恨可鄙又可怜的人物。

　　小说中的“我”，有作者的影子，但绝不是作者。“我”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但同情劳动人民，憎恨旧社会，憧憬新生活，希望大家一起起来，创造一种“未经生活过的”理想生活。“我”回乡看到面目全非的故乡，心不禁悲凉起来，反映对故乡遭受荼毒的悲愤，而绝不是对自己封建家庭的衰落表示惋惜。作者用大量篇幅描写“我”与闰土的两次会面。后一次会面时，“我”“慌忙站起来，迎上前去”，“啊！闰土哥，——你来了……”这感人的描写表现“我”对人民的热爱，对等级观念的否定。当“我”发现闰土的隔膜，“打了个寒噤”，“说不出话”，感到悲哀和压抑；当“我”看到闰土被折磨得像个木偶人时，心情沉重；当闰土叫“我”老爷时，心情更悲痛，但对闰土不觉悟，要香炉等则持否定态度，殷切盼望他醒悟。“我”寄希望于未来，却又感到渺茫。但这个矛盾，并不使“我”感到悲观消极。他大胆否定如自己“辛苦展转”的生活，如闰土“辛苦麻木”的生活，如杨二嫂“辛苦恣睢”的生活，而要追求新生活，而且坚信只要大家都来走路，新路是可以走出来的。

　　《故乡》是一篇很成功的短篇小说，具有鲁迅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

　　对照是它的独到特色。在对照中刻画人物，表现主题。少年闰土和成年闰土的对照，反映农民命运的日益悲惨；“我”和闰土关系的前后对照，反映等级观念的鸿沟难于逾越；闰土与杨二嫂两个典型的对照，表现了作者对闰土的崇敬与同情；杨二嫂前后生活的对照，反映黑暗社会病入膏肓；故乡情景的前后变化对照，反映每况愈下的中国农村经济；“我”和闰土的关系与宏儿和水生的关系的对照，反映作者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运用景物描绘渲染气氛，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开头的景物反映农村的衰败和悲凉的心情；作为少年闰土活动背景的“神异”图画，创造了明朗愉快的气氛，烘托“我”对闰土的热爱；离乡时的景物创造了静谧的气氛，形成情景交融的深远意境。

　　运用准确的性格语言表现人物。例如杨二嫂，就完全可以从语言看出这个人的思想性格来。“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声音也表示着。”杨二嫂锋利尖刻、咄咄逼人的语言，就活脱出她小市民的形象。

　　巧妙地运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使小说结构流转自如，疏密有致，浓淡相间。“我”的活动贯穿全文，以“我”的回忆与感受刻画人物，展开议论，挥洒自如，行文自然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