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冷暖凉鞋
   转眼间绿树成荫，夏天真的来了。
   我翻箱倒柜，居然找不到一双能在夏天穿的鞋子。沮丧之余，穿着目前惟一还能忍受的球鞋上了街，立志不淘它一双舒适的凉鞋回来誓不罢休。
   原本以为，买双鞋子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走了一街又一巷，筋疲力尽，眼看天色渐渐暗下来。正当我灰心丧气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双白色的凉鞋。它没有尖得夸张离谱的头，也没有高得让我胆战心惊的跟，很简单地在两侧分别系着一个小蝴蝶结，鞋面上也只是绑着一缕秀气的麻花辫，它静静地卧着，白得那样的纯洁，那样的让我心动。
   　　我挑了合适的尺码，快乐地带着它回家，它的朴实无华甚至让我为它感到骄傲。
   第二天，我高兴地穿着它去看望朋友，可这种愉快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很久。才走了一段路，我就明显感觉到脚指头的压抑、脚面的疼痛和脚底的麻木。我恶狠狠地瞪了它一眼，完全忘却了昨天它如天使般给了我希望。
   回到家，我将它晾在了门外，以惩罚它对主人的不忠。它带着一身的尘土，很无辜地卧着，看着我无情地关上了门。我捏着肿胀的脚，甚至邪恶地想：要是它被别人偷了，我岂不是可以买一双新的鞋了？
   第三天，下雨。我不想弄湿球鞋，于是勉强穿上它。
   第四天，其热无比。穿球鞋实在太憋气，于是无奈地穿上它。
   一星期过后，我忽然发现，穿着它的脚不再疼痛了，反而轻松自在了很多。在这个穿凉鞋的季节里，它比球鞋更能让我轻舞飞扬。再看它，已经风尘仆仆，疲惫不堪，连曾经纯洁的白也变得黯然无光了。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可耻，很自私，对这样一双没有丝毫辩解能力的鞋子也如此忘恩负义……
   “可以吃饭了。”厨房里，妈妈系着围裙忙碌着。一阵温暖袭来，我的眼模糊了。
  
   ２、会长苹果的罐子
   记得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了一个铁皮罐子。秋天来临的时候，罐子里就装满了苹果，一打开，便是满屋子的清香。
   有一次，苹果罐子里吃得只剩下了一个苹果，于是我告诉妈妈，妈妈笑着拍着我的脑袋说：“没关系，把这一个苹果留着，没几天它又会长出满满一罐子的苹果。”我信以为真，把那个苹果小心翼翼地放到罐底，每天都偷偷去观察是否长出了新苹果。
   果然，到了第三天，我放学回家，当我满怀期待地打开罐子的时候，只见里面真的长了满满一罐子的苹果！
   自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水果快吃完的时候，我都要认真地留下最后一个。
   年复一年，多少个秋天擦肩而过，我由一个小丫头变成了一个大姑娘。我渐渐地明白，罐子里是不会长出苹果的，但是，我依然会留下最后一个——为了童年美好的梦想。
   那，是一种愿望，承载着妈妈的祝福，让我无论处于什么恶劣的环境中，我都会坦然地面对自己，“别担心，我还有一个苹果，我并不是一无所有！”
   那也是一种希望，延续着妈妈的疼爱，让我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积极地面对生活，“哪怕只剩一个苹果，那也是一种财富，总有一天，它会带来更多的苹果！”
   那更是一种盼望，寄托着妈妈的相思，让我不管走多远，仍然惦着自己的故乡，常回家看看，“最后的苹果，象征着平安。只要全家平安，哪怕只剩这一个，已经是满满的幸福！”
   我相信，今年秋天，罐子里又会长满苹果。
  
   ３、空弹壳
   许多年前，连长在射击场告诉我们这些新兵：打靶的意义在于，哪怕你打偏了99颗子弹，只要有1颗子弹中靶心，你就会享受到成功的喜悦。
   对于新兵来说，想要枪枪命中靶心是困难的，然而，当我们的靶位旁的空子弹壳越来越多时，我们已成了富有射击经验的老兵。
   许多年后，为了生存而奔波忙碌，没有安稳感，我一度对生活产生了疑问，不知道这一切究竟要到何年何月才是尽头。
   但这一切仅仅持续了不到七年。这七年里，我所经历的挫折、失意，曾经那么锋利地一次次伤害过我，令我消沉、自卑，如今我才明白：它们只不过是那一大堆空子弹壳。
   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我是否在经受挫折和磨练，也不在于我要经受多少挫折和磨练，而是在于坚持不懈。当然，这个坚持不是单纯的等待，而是“射击”。经受挫折和磨练是射击，瞄准成功的机会也是射击，只有经历了99颗子弹的铺垫，才有一枪击中靶心的结果。
  
   ４、诗意的安居
   　我曾读过火凤凰书系的几本书，但其中一本始终没有读，就是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安居》。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我惧怕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也许就是我的生活离诗意还相距遥远。但是，当我从僻居在深山里的何纵那儿回来后，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尽快读一读海德格尔的这本书。何纵并非在隐居，这一点是务须说明的，他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意志消沉或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才从都市移居到偏僻的深山里来，相反他是用积极进取姿态，选择人生最恰当的方式。他在那儿活着，诗意地安居着。
   那儿是一天难以到达的地方，如果没有汽车这个东西，当然我说的是从县城，如果从北京、上海、香港甚至国外，也许就很难有人知道，在地球上会有这样偏僻、这样小的一个地方。但是阳光是绝对照得到的，也许比许多地方更充足；没有什么噪音，所以人在很远地方说话，仿佛就在眼前；邮路畅通，只是时间稍微晚一点罢了，我在何纵那儿看到寄自全国各地的邮包。
   他的小屋在一座高山的山脚，背倚着茂密的丛林，在深绿的背景衬托下，几片红瓦显得格外突出。山前自有流水，水上自然就有小桥，桥边当然就是古树。何纵真有眼光啊！也许这是人间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但我不知道他在湖南、在北京、在上海、在深圳，怎么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地方。
   诗意，正如我前面所描述，是可以感觉到的。但感觉是用心灵而非眼睛的。所以，我们身边许多诗意溜走了，没被我们粗糙的心灵发觉。比如同样翻着一本普希金诗选，何纵一下子收到心灵中去的是这一首：谁能在僻静的居处幽居／远离那些苛刻的无知之徒／在劳作和懒散、回忆和希望中／打发掉日子，谁就有福。
   他当着我的面朗读，声音柔和、谦逊，富有诗意。也许，诗意本身就是谦逊、简约。我在何纵面前极易想到梭罗，想到他的富于诗意的人生态度和表达方式。“我很久以前失掉一条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仍在找寻它们。我向许多游历的人说到它们，描写他们的足迹，怎样唤它们，它们就会应声而至。我遇到过一两个人曾经听到那猎犬的吠声，与马蹄声，甚至于看见斑鸠在云中消失，他们也急于要寻回它们，就像是他们自己失去的一样。”这是梭罗的心灵话语，我从张爱玲小姐的翻译中转述。这段话，也使我想到何纵，他现在还没有丢失他的“猎犬”、“马”和“斑鸠”，可是，我们许多人的都丢失了，我的自然也丢失了，充其量还保留一只斑鸠罢了。
  
   ５、事事有准备的将军
   想成就事业的年轻人，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普法战争前，普鲁士著名将领毛奇已经作了多年的准备。普鲁士全国的每一个司令都有一个密封着的信封，信封里放着关于战争的秘密训令，比如怎样调遣军队，怎样进攻退守等等作战方略。此外，作战的地点也预先有规划，设置在地理最恰当、交通最有利的地方，以便作战时的调度。
   对于订下的作战计划，毛奇将军还常常加以变更和修正。据说在1870年应用的最后战略，1868年就已经确定。普鲁士军事当局事事都有准备，而法国当局竟然事事没有准备。战争开始后，法国的将领常从前线打加急电报给总司令部，不是说缺乏给养，便是说缺少扎营材料，还常报告军队不能迅速集中。毛奇的军队则攻守有序，进退自如，好似钟表里的发条机制一般准确，很快就击败了拿破仑三世。
   “读史使人明智”。这段历史可以给每个青年人以很大的启示。有多少人因为对事情的没有准备，而最终败得一塌糊涂呢？一个年轻人如果希望后来能有丰盛的收获，必须要准备充足的肥料，撒上美好的种子。
  
   ６、金子与小石子
   一位自以为有才华的青年因得不到重用，非常苦恼，他质问上帝，命运为什么对他如此不公。
   上帝从路边随便捡起一块小石子，又随便扔了出去，问青年：“你能找到我刚才扔出去的那块石子吗？”
   “不能。”青年摇了摇头。
   上帝把手指上的金戒指取下来，扔到石子堆中去，又问青年：“你能找到我刚才扔出去的金戒指吗？”
   “能。”果然，青年没多久就找到了金戒指。
   “你现在明白了吗？”青年犹豫了一阵，兴奋地回答：“明白了。”
   其实，当一个人抱怨自己怀才不遇时，许多的情况恰恰是：他还不过是一块小石子，而远远不是一块金子。
  
   ７、外衣
   某菜市场里最近出了一件让商贩们很郁闷的事。每天大清早，就会有一个穿着财神袍子、戴着官帽的人来要钱。此人每到一家商铺门口，就会举着一张小黄纸片朗声吼：“财神到！”商贩们如果不拿钱出来“接财神”，他就不走。市场里二三百家商铺，每一家要一到两元，大一些铺面的要五元，一天下来收入可观。
   做生意的人就图个每天早晨吉利，明知这个乞丐与其他乞丐一样都是以乞讨为生，但就因为他把自己打扮成财神爷的样子，谁也不愿得罪他———哪个愿意把财神往外轰啊！
   一件外衣的作用竟有如此之大，难怪有些人总喜欢找各式各样的外衣披在身上。
  
   ８、仗义执言的贺龙
   1965年12月6日，贺龙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到上海去开会。
   以往通知开会都同时告知会议内容，可是这次没有。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贺龙联想起了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11月初，军委直属机关按照林彪的安排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那次会议将要结束时，会议主持人跑来对贺龙说：“贺总，现在正在批判肖向荣，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问：“根据是什么？”主持人说：“一次，一位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爱看战争片，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就是暗指林总，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贺龙又问：“还有别的根据吗？”主持人说：“没有了。”贺龙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但是，过了两天，12月2日，那位会议主持人又来了，一坐下来就哭。主持人说：“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马上要出简报了，简报里还要写上肖的后台是罗瑞卿。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贺龙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主持人又问：“你这话能不能传达？”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
   此事刚过6天，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这个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贺龙敏锐地感觉到，这次会议非同寻常，有可能牵连到自己。会议开始后的第四天，叶群突然来访。她说林彪很关心贺总，要她来代为问好。过了两天，薛明回访叶群。叶群说：“1965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是林总决定用贺总名义发表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过了两天，叶群又对薛明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罗荣桓元帅夫人）的弟弟是军统特务，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说不清。”薛明解释说，这是总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送给他看的，都是一般文件，但叶群根本不予理会。上海会议从12月8日一直开到15日。在7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不久，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开始了。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工作组时，有人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王府井大街上。贺龙听说后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贺龙要薛明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说：“解决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说明来意。周恩来问：“这都是谁的意见？”薛明说：“贺龙、李井泉，还有王任重，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周恩来问：“他们是这样说的吗？”薛明说：“是。”回来以后，薛明把这一切告诉了贺龙。贺龙说：“好，见到了就好。”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什么人登上天安门成了政治晴雨表。人们一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是否登上天安门和站在什么位置上看出他政治地位的变化。8月18日，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刘少奇、邓小平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上了天安门，尽管他们已在党内受到了批判。贺龙对这样的安排是满意的。回来后，听到有人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的。”他立即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所以会议越开越不实事求是，上纲越来越高。贺龙对此很不以为然。
   在此期间，贺龙和肖华谈起“文化大革命”和怎样看待老干部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照现在这种搞法，好像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几十年，有的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杀头。他们是什么阶级，难道党还不清楚吗？”
   9月中旬，一个被当作“叛徒”、“走资派”批判的领导干部把他的检查稿拿给贺龙看。检查稿的最后提到要“炮打司令部”。贺龙看后说：“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自始至终都不认为党内存在一个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认为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那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天，康生碰到贺龙，问他：“你知道杨植霖这个人吗？”贺龙说：“我知道。”康生说：“他到伪军里工作，是叛徒。”贺龙反驳说：“他不是叛徒，是组织上派他去的。”1986年，劫后余生的杨植霖在谈起此事时说：“事实上当时贺老总已经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还这样仗义执言，保护我们。这种为他人和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特别可尊和可贵。”
  
   ９、一个没有小偷的城市
   济州，是韩国西南海上最大的岛屿， 1955年建市，是一座有 3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人称济州“无乞丐、无小偷、无大门”。
   一天晚上，我们来到了济州闹市，在一个拐弯的路边角上，发现了一个水果摊。我本想买点水果带回宾馆，可是，售货主人却怎么也找不着。问了韩国朋友，他告诉我们，这里每个水果都标了价，如果售货摊主人不在，你拿多少就把钱算好，放在一个固定的铁桶里。我问，拿了水果不付钱的有没有？他摇摇头。这个水果摊我们先后转了两遍，的确，没有发现水果被人偷的现象。
   联想起白天，我们在公路边看到树上垂下的许多鲜红的桔子，举手可摘，济州的桔子味道极其鲜美，却没有发现有人去动它。
   在济州民俗村，我发现此地的农户院有门框，而无大门，门框内有三根活动的横木栏杆。据介绍，三个栏杆都横置放着，表示主人已出远门，暂时不会回来，来客就不必等了；如果两根栏杆横着，放下一根木棍，说明主人出去办事，稍晚才能回来；如果横着一根栏杆，放下了两根，说明主人就在附近串门，一刻就会回来；如果三根栏杆都斜着放下，说明主人在家，来客可以进去了。这种习俗延续至今。
   济州人虽有贫富差异，但却以盗用为耻，以劳动守法为荣。这可能就是“无小偷文化”的历史渊源。
  
   １０、标致雪铁龙的启示
   葛宗渔在8月6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说，汽车与环保的矛盾并非永远无法解决。不久前，他在巴黎科学城展馆内看到了一个植物的微缩景观。这是由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出资1000万美元资助的一项科学研究计划，其实际实施地是在巴西亚马逊森林遭到破坏的地区。科研人员介绍说，在这一地区重新种植220万株当地的各种树木，由于植物的光合作用，森林会像“碳井”一样吸收大气中过量的二氧化碳，大大改善空气质量。在经历了5个种植季节之后，所种树木整体存活率高达80%，2003年已实现碳吸收的零级水平。数年后，巴西法曾达地区约2200公顷的热带森林将被恢复，科学家估计，届时将有700万吨二氧化碳被森林吸收。
   文章认为，汽车对大气的污染可以通过种树加以治理。企业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一定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环境问题，尤其是那些对环境造成了损害的企业更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