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陶渊明，代表了两种人生模式，或云载道文化与闲情文化之别。一般士人，往往既做不了屈原，又做不了陶渊明，只是跟着屈原愤世嫉俗，深恶痛绝地指责而不付诸行动，跟着陶渊明吟唱自赏而行动上另有所图或远离诗意。通过长期领悟屈原，揣摩陶潜，对话沟通，触类联想，我更多地从二者之异中看到了明显的“同”。出身与来历他们均为元世显赫，当代没落，屈原唯一可以炫耀的是“帝高阳之苗裔”，至于父、祖辈，似乎无可称道，诗云“忽忘身之贱贫”，“贱贫”可能反映了比较真实的情况。陶渊明虽有曾祖陶侃光环的映照，但“昭穆既远，已为路人”（《赠长沙公》），故“少而贫苦”。大起大落的家庭阴影，由盛转衰的严峻挑战，良好文化教育的熏陶，使他们成为政治上积极进取的文人。但是，少年时代的巨大打击，在心理气质上留下了久远的阴影。屈原“生于国而长于野”，其中显然包括家庭悲剧的“蛛丝马迹”，有人推测为“英雄弃儿”似嫌过份，但父辈没有留给他财产、业绩，则显然是事实。陶渊明八岁丧父，而且其父“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命子》），亦明其事业无成。可见家庭留给他们的是遥远的回忆，现实的困窘，良好的教育，情绪的起伏，情感的脆弱。屈原没有在作品中言及自己的儿子，我们只能如此推测：即使有儿辈，亦无所作为。根据屈原的心态与习惯，如果儿子有所作为，那一定要大书特书聊以慰藉的。陶渊明饮酒过度，导致五个儿子智商不高，雍、端二子１３岁那年，还难于区分“六”与“七”，不是痴呆又是什么？一一这样理解，虽然有所偏颇，违背了陶潜“贬”子蕴爱的本旨，但五个儿子平庸无成，亦是事实。追溯二人家族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如一颗明亮的彗星，迅速升起，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只不过在广袤的天空中留下一道渐渐淡褪，又永恒难灭的痕迹；他们虽然来有影，去有踪，但无法寻代那源远流长，极为显赫的家庭背景，又找不到子孙绵延，事业家传的家庭线索。家庭的精华似乎正如代代蓄积的能量，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作了“一次性释放”，从而也就染上了一层伟大、神秘的色彩！才能与志向他们的志向主要在政治仕途方面，可谓远大、执着。屈原的志向正在辅君之“美政”，举贤授能，君臣契合，“循绳墨而不颇”，“及前王之踵武”。而陶渊明亦不同寻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论及实际的治国才能，则令人遗憾，屈大夫才气横溢，娴于辞令是事实，只是将繁杂的政治思想化、简单化，认为“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女矣”（《惜往日》）。他对自己才能的过高估计，导致了他的孤高自傲的高价值取向的形成。他缺乏从政入世的“苦难”准备，缺乏政治家宽阔的胸怀、胆略气魄，缺乏在社会关系中从容冷静、兼容协调的组织能力。屈原不能身居高位，是他的伤心处；假如真让他握有重权，推行改革，楚国也未必治得好。陶渊明做过祭酒、参军一类的小官，没有看出什么政绩与才能；他一方面很想做官，但官儿太小又不想好好干，所以刚刚到任，则又“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于是又隐居，因“家贫”与理想，则又出仕。十三年中，时仕时归，亦官亦隐，经过长久思考、选择，最后走上归隐之路。同样，在个性气质上，陶渊明亦不宜为官，他自己说：“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故要求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们对政治仕途的过高期望，对自身才能的过高估价，必然将“有志不获聘”的原因归结于政治黑暗，忠佞倒置，世风日下，无一可取。读读屈原的《离骚》《九章》，同时代哪里还能找到一个好人、一个贤臣，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且看《离骚》中所述：“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固时俗之工巧兮，亻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世并举而好朋兮”，“世溷浊而不分兮”，“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陶之归隐，他曾强调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质性自然”，但另一方面亦愤世嫉俗地归结为社会黑暗，无法生存，如“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饮酒》之六）、“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饮酒》之十二），故将出仕比为“误落尘网中”。他的《感士不遇赋》更是直接、愤激：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学，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所以他们的创作，很少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总是或远或近、或隐或现地与政治失落、怀才不遇有关。矛盾与斗争可以这样说，屈之沉湘，陶之隐逸，均是远大志向、政治理想与现实矛盾无法调和的结果。他们个性执着，与众不同，我行我素，常常令人不解，加之朋友有限，社会交流不广，以致给人们造成一种精神失常或心理病态的假象。其实，我们的诗人与一般的人一样，均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同样有做官的强烈欲望，更有“官本位”潜意识的痛苦的煎熬。他们在漫长的流放疏远之中，隐居躬耕之中，经受过无数次的犹豫、思考、彷徨、矛盾、斗争。他们的作品，正是他们心灵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是他们苦难历程的真实记录。他们的作品，准确地说，应是人生思索的“文学日记”或“日记题材的诗文”。无独有偶，屈原行吟泽畔，遇到了好心的渔父劝告；陶潜归隐弃官，遇到了好心的田父的劝告。且看他们的劝词：渔父田父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其氵屈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饣甫其糟而其酉丽？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再看他们的回答：屈原说：“安能以自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陶渊明说：“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之九）从二位诗人的作品来看，渔父、田父应该实有其人，而且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对其遭遇、处境是同情关心的，其劝告是发自肺腑的，其劝词亦是世俗的、普通的、随和的选择。二父所言，亦是二子思想斗争中不可回避的真实的一个方面。二子将其劝词写进作品，亦是承认在人生道路上确实还有自己抉择之外的选择，而且这一选择，也曾经对他们产生过动摇与影响。他们自身也曾有过这方面的考虑与斗争。只要看看二子的答词，无一例外地选择反问句式，即可见其一斑。反诘有力，表明自己的坚定执着，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因为对方击中自己的弱点，通过反诘来克服、克制、限制自身的弱点与动摇。这种反诘与其说是针对二父的，不如说是针对自身心灵深处的犹疑、动摇。通过反诘的强化以坚其志。由此观之，屈、陶之伟大，不在于表层上的选择与坚持：屈原被疏被放后决不屈服，沉湘以抗；陶渊明弃官归田之后决不出仕、终穷一生，而在于他们心理自我调节、自我平衡、自我净化、自我升华的胜利与成功。他们不掩饰自己的矛盾与动摇，他们能够正确地直接面对这种矛盾与动摇，从而通过自我调节与平衡，克服这种矛盾与动摇。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真实可信的心灵脉搏的跳动，有血有肉的苦难人生的追求，同于常人而又超于常人的可贵之处。假如我们对渔父、田父的解读，还感到不太可信的话，我们还可以找出众多的旁证。如《离骚》中的女须、灵氛、巫咸之词，《卜居》中的八种选择。选择代表了矛盾与动摇；选择，又显示了矛盾与斗争后的归趋与倾向。八问之中，如果说一、二问还多少带有可供选择的性质，那么，三至八问则明显为一是一非，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陶渊明自己就更坦率了，“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之五）。“贫”与“富”代表了两种选择：出仕？还是坚持隐居？两种思想在心里常常发生激烈的斗争，令人欣慰的是，最终“道义”战胜“出仕”。他的《饮酒》组诗亦常通过反问句式来表达他的矛盾、斗争，如“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之二）“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之十二）、“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之十五）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矛盾、动摇、斗争，他写下这些干什么呢？他的《归去来兮辞》向来获得好评，或称为辞官归隐的宣言书。窃以为此言过矣，此篇正是陶渊明冲动弃官、回家犹疑之后“以坚隐志”的作品。全篇采用了三种句式、三种时态。写现实思想矛盾，则采用充满理性的反诘句式，如“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这种反问本身，正是其归隐之后无法掩饰的追悔、动摇、矛盾心情的反应，亦是斗争以“道胜”为结局而以坚其志。写归田经过，则采用夸张、放大的手法，如云“草屋八九间”的住宅有“衡宇”、“园”、“松菊”等，同《归园田居》诗中“榆柳”、“桃李”、“深巷”、“户庭”一样，都是心灵化的描写，是所谓“无官一身轻”的自我安慰。写将来生活安排，则采用“或”字句式，写出绚丽浪漫的隐逸安排。这种超自然、超客观的描写与美化，也是其官本位失落之后的“异化”反映。寂寞与孤独伟人的心灵总是超越世俗的，其精神需求达到最高层次，其痛苦与忧愁，寂寞与孤独，也就达到最高程度，有人称之为“伟人宇宙孤独感”。用罗曼·罗兰的话来说，他们是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是远远走在现代文明之前的人，是被一般人误解、非议、“诬蔑”的人。陶渊明也是寂寞、孤独的伟大诗人，他的孤独首先呈现在作品中。屈原的孤独是没有人理解他，“众人皆醉吾独醒”，《惜诵》的抒发最有代表性：情沈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郁邑余亻宅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愿陈志而无路。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申亻宅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忄屯忄屯。而他的对立面又是如此的强大、众多，有“党人”、“众女”、“时俗”、“举世”、“众人”、“众谗人”。渊明隐居以后，也常常感到孤云无依、知音不存。其《饮酒》“序”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在《连雨独饮》中说：“自我抱兹独，亻黾亻免四十年”，时间实在太长了，常常“慷慨独悲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其《饮酒》结句云：“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被人斥为谬误，只好装醉汉，而无法将真实的心态表露出来，简直有阮籍《咏怀》味道，“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人间难觅知音，无法倾吐，只希望成为一只鸟，到千里之高空哀鸣倾诉！与屈原一样，渊明感到孤独，同时受到各方非议，如“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咏贫士》之二）、“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饮酒》之六）。渊明在《祭从弟敬远文》中，感激敬远对他隐居的理解：“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被众议。”而这一“唯一”的知音，亦于３１岁那年过早去世了。颜延之很敬服渊明的不顾众议，“岂若夫子，因心违事。畏荣好古，薄身厚志。”（《陶征士诔》）因为孤独、没人理解，他们均将思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古贤前修中寻找知音。如屈原作品并没有直接点到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吴起、商鞅等。他涉及的“臣子”类人物分为两组：一是羡慕的前贤，如挚、咎繇、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可谓“得志”组）。二是自慰的前修，如伯夷、比千、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可谓“失意”殉节组）。屈原正是从他们身上借以自慰，汲取力量。渊明隐居后，受到“众议”，故亦大量引古贤古隐为“知音”，如“羲皇上人”，逝然不顾，被褐幽居”的鲁二儒、“采薇高歌，慨想黄虞”的夷齐、“去矣寻名山，上山岂知反”的尚长与禽庆、荷艹条丈人、长沮桀溺、於陵仲子、张长公、丙曼容、郑次都、薛孟尝、邵平、荣启期、黄绮、黔娄、黄子廉、疏广、疏受，并且自称“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屈陶二子的“寂寞与孤独”，是他们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屈子的敏感多愁憔悴失意、过份的耿直、过份的执着，加之几分狂态，几分醉意，几分痴迷，几分迂阔，使他与同时代的人造成了巨大的隔膜，几乎没有给予一点点与其历史价值相称的关注，使得当时的历史、文化著作对他没有作出片言只字的记载。即使跟别的狂人、隐士相比，屈原也最不引人注目，所以连名字也没有被点一点。他的诗歌，是其始所未及的政治上失败的结果，那些泄愤、容情的大量诗作“日记体诗”，他自己根本没有认识到那种伟大的传播价值，自然人们没法了解他，进而就认为“不需”、“不值得”了解他，乃至于他的生年、卒年、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妻子儿女、流放次数，使得我们无从得知。了解他的生卒年，我们只有两个依据，一是《离骚》的两句诗：“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二是楚怀王、楚顷襄王的生卒、任期。但推论出的结果大相径庭，林庚以为４１岁，蒋天枢以为７８岁，相距甚远。陶渊明的遭遇亦是如此，他的生活面不广，官位较低，长期隐居不仕，大家公认为“隐士”。他的诗歌亦是不公开传播的“日记体诗”，是安贫守拙的自慰，孤独苦闷的释放，尘世哀怨的解脱，苦难历程的记录。如《有会而作》“序”云：旧谷即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才）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此诗写自己隐居生活的艰难，写自己的思想矛盾与斗争：是丧志而食“嗟来”，还是学古贤而固穷？最后肯定后者：“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而“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正是此诗写作目的，将自己从苦难磨炼出来的感悟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以勉励自己的儿孙。由此可见，他作诗是不求闻达于当时，只是为了传之于后人，让自己的儿孙们通过诗作了解自己“为什么与众不同，坚持隐居”这种隐士生涯的副产品，由于主观的制约而没有在当时诗坛产生任何影响。似乎连渊明最要好的朋友颜延之当时的诗坛领袖，也不知道渊明在写诗、能写诗、写出不朽的作品，故在其《陶征士诔》文中重点介绍“隐逸”个性、生活，至于文学成就，仅“文取指达”一句带过，表现出颜氏对渊明的宽容，因其隐逸高节而不对其文学创作过高要求。这样，刘勰《文心雕龙》、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以及晋宋各史传均不论及陶诗，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钟嵘列入《诗品》，又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显然是将其诗歌作为隐逸高节的副产品看待的。至于屈、陶二人后来被评为“大诗人”、“中国十大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并以二人作品成为两门专学（屈学、陶学），则是他们没有料及的热烈与繁荣。理想与死亡ＡｌｂｅｒｔＣａｍｕｓ说：“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自杀问题，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①屈原、陶渊明浓厚的“死亡”意识、生死反思，也是深挚感人的。李泽厚认为，“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为‘惊彩绝艳’的头号主题”。②屈原感受到理想实现的无望、现实中无法生存的矛盾，如“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因而冷静、理智、悲愤地选择了死：“宁溘死以流亡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惟极于死以为态，故可任性孤行。”才敢于放言无惮，倾诉苦衷，问天咒地，评击谗佞，以“死”的代价给予现实全面否定，亦流露出对理想无法实现的眷恋。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影响于后代知识分子的，并不是其自杀行为本身，而是对死亡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是对死亡的冷静选择与思考。奥地利作家让·阿梅里认为：“自杀是荒诞的，但并不愚蠢，因为它以自己的荒诞不再加剧生命的荒诞，相反却减少了生命的荒诞。”③陶渊明对死亡的思考、处置就是平静而深沉的，求实而豁达的，“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所以他平静地写《拟挽歌辞三首》、《自祭文》、《与子俨等疏》，同样描写了现实社会的黑暗、自己事业的无成、发自内心的怨愤，如《与子俨等疏》云：“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自祭文》云：“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已荣，涅岂吾缁？扌卒兀穷庐，酣饮赋诗。”临死之前，对迫不得已的“弃官”，对导致自己弃官隐居的原因、对社会现实的压抑氛围，仍然是耿耿于怀，满含愤慨，不能自己；官本位潜意识的深层煎熬，仍然是深沉而强烈的。但又是躁动的、悲愤的、留恋而不甘的，这种深层的愤慨与眷恋，则与屈原的死亡意识相吻合。谈及陶渊明的思想渊源，人们更倾向于儒、道二家，而以道家为著。因为陶诗用“庄子”４９次，用《论语》３７次，用《列子》２１次。李泽厚虽然认为陶渊明体现了儒道的融合但又偏于道，但亦认为陶渊明受到了屈原的影响，陶渊明的存在，是儒、道、屈合流的时代氛围影响的结果。④其实，陶潜受到屈原的影响、熏陶是明显的，他的《读史述九章》就专门写到《屈贾》：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服鸟献辞。诗云“如彼稷契”之忧，“逢世多疑”之忧，可谓“异代知音”。吴淞《论陶》云：“出处用舍之道，无限低徊感慨，悉以自况，非漫然咏史者。”此外，《读山海经》之十二亦咏到屈原之不幸：“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将屈原被放，归之于“怀王之迷”，亦是明智、深刻的史识与见地。渊明的《感士不遇赋》抨击世风溷浊，“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闾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其例证之一就是：“三闾发‘已矣’之哀”！此用《离骚》“乱辞”之典：“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鉴此，陶渊明用屈、咏屈的次数虽然不多，其理解、寄托却极深。文学艺术传播的线索，往往不是通过数量统计来确定的。陶渊明受到的影响与熏陶是多方面的，儒道兼收而偏于儒的屈原、以孔子为主的儒家、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屈兼融而偏于屈的阮籍，等等。而就美学传统而言，对陶渊明的影响，道家是主体，儒家是深层的，屈原是潜在的；道家是诗歌的，儒家的哲学的，屈原是精神的。
①ＡｌｂｅｒｔＣａｍｕａ，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ａｉａｇｐｈｕａ
②④见李泽厚《华夏美学》
③让·阿梅里《自杀·论自杀》，斯图加特克莱特考塔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荆州师专学报 97 (06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