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桥中学 程炎
《桃花源记》--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千字名篇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美好的理想社会图景。他所极力描绘的是田园生活中宁静、美好的一面。你看："土地平旷，屋舍井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一切都极琐碎，极平常，然而又极亲切，极真实。浮现于我们眼前的，俨然一幅"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牧歌式田园风光。这里没有喧闹，没有斗争，没有灾难和不平。人们不禁会问，这一切难道是真实的吗？
根据史书的记载，陶渊明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政治矛盾异常尖锐，社会生活动荡不宁的时代。一方面是"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著名的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发生在隆安三年（399）。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又争权夺利，连年征战。先是王恭、殷仲堪与王国宝的兵祸连结，接着又是桓玄、刘毅等的连年火并。陶渊明生活的江州，地当荆、扬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史称"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乃至男不被养，女无匹对"，到处是一派残破景象。陶渊明不去反映社会基本矛盾，而去极力描绘牧歌般的田园生活，难道这可以说是真实的吗？我以为仍然是真实的。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一种与黑暗现实截然对立的价值观念。陶渊明作为一个田园诗人，用王国维的话来说，是"理想的"而不是"写实的"。他在这里描绘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田园生活，而不是当时农村的实际景象。说它真实，指的是理想和这种对理想的追求是真实的。
那么，《桃花源记》中的"现实"究竟表现了诗人怎样的理想呢？
首先，《桃花源记》表现了诗人希望有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不要纲纪朝规、名教礼法的公天下的理想大同时代。陶公在《桃花源记》中向我们描绘了"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是取消了朝代，当然也就没有了你死我活的纷争，没有了战争。"秋熟靡王税"，这是否认了政权，陶渊明简直成了"共产主义者"了。请看陈寅恪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桃花源记》为描写当时坞壁之生活，而加以理想化者，并非无根据之文也……陶渊明理想中的社会无君臣、官长、尊卑、名分之制度，王介甫《桃源行》'虽有父子无君臣'之句深得其旨。盖此文乃是自然而非名教之作品，借以表示其不与刘寄奴新政权合作之意也。"不管陶渊明的理想来自何处，他笔下的"准共产主义"却是无法抹去的事实。在我看来陶渊明的否定君权很大胆，这是他的祖师爷们所不敢的。不过这与他生活的环境有关，"乱"与"篡"使他对君权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忠"晋"使他不屑于承认其他的野心家。不过，陶渊明最终还是无法超脱，只不过由现实遁入精神的追求而已。
其次，陶公在这篇千字文中还表现了"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以及儒家的"制民以产免于饥寒"的王道理想。"土地平旷，屋舍井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安其居者也；"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者也。我最近在《文汇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说"龙兴武先生在近期出版的《学术月刊》著文说："陶公笔下的桃花源不是虚无缥缈，它的原型是湖南湘西武陵苗族古代村落。"但我以为陶渊明描绘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田园生活，而不完全是当时农村的实际景象。当时饱受战乱之苦，饱受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劳苦大众，不正是向往着这样的理想社会吗？彻底的否定，往往并不表现为直接的批判，而是另外树立一种全新的与之截然相反的价值标准，这种价值标准其实取自于儒道精神的精髓。陶渊明貌似静穆，貌似超脱，其实充满着一种对理想生活的强烈向往，而这正是对黑暗现实的最彻底的否定。陶渊明虽然经常以"羲皇上人"自居，其实，他的着眼点，还是在于他所生活的东晋社会。
不仅如此，陶渊明还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少有的民主意识。桃源中人人平等，和睦相处，虽非骨肉亲，如同手足情。对外来者，源中百姓"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而源中百姓之间"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源中民风古朴、淳厚，无内外之分，无贵贱之别。在《桃花源记》中作者的理想是一切顺应自然，既无衣食之忧，更无世事烦扰。"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他甚至希望能回到远古的生存状态"草荣识时节，木衰知风厉。虽无记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
当然不能否认，这里面有他隐居生活的真切感受，但同时也凸现了陶渊明对现实的失望，准确地传达了陶渊明当时的心态。现实中的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先据要路津"的生存竞争……他实在是看惯了。为生计所迫，他在世俗的尘网中曾苦苦地挣扎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他有自责，有烦郁，有"为王斗米折腰"的种种苦恼。在他的潜意识中始终向往自然。陶渊明的自然观，与当时流行的放浪形骸的寄生哲学明显不同。从《桃花源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自然之趣的精神实质，是以农耕的实践去谋求与自然冥合无间的健康的人生理想，所以他的理想才生动明快，欣然有生气，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这种自然观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式的永恒主题，在这种自然观指导下的理想与追求越过时空在一千五百多年以后依然吸引着我们就不足为怪了。
我在上面谈到了陶渊明的理想，但我觉得很有必要更深入的探讨一下陶渊明理想产生的背景。
"桃花源"的出现也许受坞壁经济的影响。据史书记载，王莽末年，大小豪强抗拒农民起义军到处筑起称为营、壁、坞的的堡垒，实行武装割据。从西晋到隋统一中国，这种割据势力大量存在，并愈益巩固。仲长统的《昌言》中说"坞壁里有接连数百栋的大宅院，有大片良田，畜养着成群的马、牛、羊、猪，车船周流四方……君权的力量无法深入到这些坞壁之中。这些大小坞壁的首领，实质上无异于早期封建社会的公侯伯子男，在战乱的情况下，劳动群众从坞壁多少得到一些保护，能依靠坞壁的军事割据力量抵抗落后族的武装掠夺。在动乱中这些大小坞壁也经历着种种变化。有的在相互吞并中消亡了，有的投降了统治者，也有一些转移到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里。陶渊明的"桃花源"很可能是采集了时人关于"坞壁"的种种传说而加以理想化了的产物。
湖南吉首大学政法系苗族教师龙兴武说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寻访桃花源多年，收集和积累了大量口碑与文献资料。龙兴武认为桃花源人是楚亡后被迫从洞庭湖流域迁徙而来的苗族先民。龙兴武说，衣着、礼俗、习规是区分民族的主要外在标志。而《桃花源记》中百姓的衣着、礼俗、习规悉与武陵地区苗寨相同。陶渊明之所以要以武陵地区苗寨为原型同陶渊明与武陵苗族的关系分不开。据史书记载，陶渊明是东晋大司马陶侃曾孙，而且还与陶侃有亲姻关系。陶侃祖上可能是武陵溪族人。陶渊明以武陵作原型一、晋代门第观念极强，追念祖宗以显门庭是当时的社会时尚。二、陶侃官居大司马，是晋皇室的重臣，也是陶渊明唯一能显耀门庭的族祖。三、晋代人民生活境况与秦代乱世时期武陵苗族的生活极为相似，陶渊明个人遭遇也十分凄惨。历史与现实的重叠，今世与族祖的相似，使陶渊明对人生感悟升华，进而超脱现实而追念族祖。因此，《桃花源记》是陶渊明以湘西武陵苗族的村落社会生活为原始原型，以晋代人民避乱现实的处境以及自己的悲惨遭遇作为素材而构建的理想社会，以表达他对人生与理想的追求。
"桃花源"缘起于苗族原始生活的状况一说早已有之。不过龙兴武"以武陵地区苗寨为原型同陶渊明与武陵苗族的关系分不开"的说法我比较赞同。
陈寅恪先生则认为《桃花源记》记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而《桃花源记》寓意部分乃牵连混合刘嶙之入衡山采药故事……
无论是"坞壁说""苗裔说"还是"见闻说"，其共同点为：《桃花源记》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产物，而且《桃花源记》并没有跳出儒道思想的窠臼。不过，它糅合了儒道两家的理想，表现为一种新自然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除了"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为陶渊明接受以外，老子的复古思想，国小人少，不要文化，没有剥削、压迫，这些理想在《桃花源记》中统统得到了再现与发展。
再来看看儒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陶潜说"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在这段话中所表现的制民以产，免于饥寒的王道理想正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反复咏叹的……
考证《桃花源记》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419--421年之间（逯钦立先生认为写于公元419年），此时陶公隐居田园以至少十三年,对田园生活已有切肤之感。作者的这些感受成了《桃花源记》中理想的源泉。
农人的淳朴、古直，相互和睦往来其实是陶渊明在隐居生活中的美好感受。他的田园诗中对农人生活的描绘是这样的："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日入相与还，壶浆劳近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桃花源诗》中的"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难道不正是上述景象的翻版吗？一切顺应自然其实是隐居生活的真实写照。田园诗中"气变悟时宜"在《桃花源诗》中成了"虽无记历志，四时自成岁"；而"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又有"草荣知时节，木衰知风厉"来呼应。那种"密网裁而鱼骇，宏罗置而鸟惊"担心是不必要的，而且省去了许多世俗的应酬，难怪作者要感叹"于何劳智慧"。至此我们也清楚了"劳智慧"的内涵，并不完全是不要思想，是倒退，而是一旦脱疆归来，触处皆新。"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是对解脱的欢呼，对自由的礼赞。作者大声宣告：再也不会为"那一个"世界劳神费心。"于何劳智慧"是作者与乱世决绝的宣言。
我在《"立善"与"神释"》一文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陶渊明的高明决不仅仅是浑身飘逸，而是他真有所追求。
荀子曰："天行健而君子自强不息。"他将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即人的追求应该象天地运行一样始终不停息，不退却，不气馁。陶渊明身体力行了荀子的主张。他从儒家的"朝闻道夕死也可"出发，合着时代前进的节拍，执着的追求人生的真谛。欧洲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比陶渊明的"桃花源"晚了整整十个世纪，虽然它们都产生于对封建专制的极端厌恶。"桃花源"中虽然不可耕田，但这种不同凡响的理想表现出归隐不仅是陶渊明对"乱"与"篡"的回避，更表现出他对"立善"的锲而不舍，表现出他精神追求已超越了他的时代。因此，李泽厚先生说他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代表者"，陈寅恪先生说他"实为我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
（本文草拟于1985年，修改于2000年7月23日）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