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者，吟咏性情也。”（宋·严羽《沧浪诗话》）这一句话道出了诗歌作品与创作主
体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诗歌创作，从来就是一种情感活动。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大序）情感表现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源于个人性情的差
异，气质的不同。气质是性情的外现。古人很早就发现了个人气质对作文的深刻影响。
曹丕说：“文者，气也。气之清浊有体。”（《典论·论文》）这就告诉我们，不同气
质的人，必有不同面目之文。因而形成作家的个人风格。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根据
就在这里。
所以孟子有“知人论世”之说。清人徐增在《而庵诗话》中也说：“诗乃人之行略，人
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明代田艺蘅《香宇诗
谈》更举例道：“诗类其为人，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做人沉著，所以诗沉
著。”这“飘逸”与“沉著”一语道破了李、杜二人的气质差别。
正因为李、杜二人在个人气质上截然不同，所以反映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上便形成了各自
不同的风格。当然，所谓“诗飘逸”“诗沉著”只是就二人诗歌的总体风格而言。下面
将通过对二人诗作的分析来揭示李、杜的不同气质作用于其诗歌创作的具体表现。
李、杜二人的诗歌，向来被看作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艺术形态的双峰并峙。的确，
杜甫的诗歌，现实感太强了。由于深受儒家忠义用世思想的影响，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
天下苍生、社会国家。不论是“三吏”、“三别”，还是《丽人行》、《兵车行》；也
不论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还是《登岳阳楼》，杜甫所写的无不是那一个时代的民情
世态，发的无不是深沉恳挚的家国之慨。
所以，他被称为“诗史”是当之无愧的。故从诗歌创作题材选择这一角度来看，杜诗的
题材显然是比较集中的，稳定的，贴近现实生活的。而李白身受自由灵幻的道家思想的
影响，其诗歌与之明显有异。李诗以浓郁的浪漫主义为基本特征，其题材是广阔的，多
变的，甚至是离奇的。天上人间、陆上海底、神话历史、梦幻现实，莫非其笔触所及。
如组诗《古风》多咏史之作，其中咏怀了秦始皇、鲁仲连、严子陵、燕昭王等各类历史
人物；《远别离》写的则是帝舜与其二妃的凄美传说；《日出行》写的又是鲁阳驻日的
神话故事；《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写梦景的绝唱；《蜀道难》更是将历史与现实以及上
古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子夜吴歌》是思妇的题材，《长相思》更是缠绵凄绝的情诗
。
而那些结合神话传说来写景抒情的佳作在李白的作品中真是比比皆是，为诗歌抹上了神
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总之，李诗题材较之杜诗明显丰杂多变。这正体现了李白好动多变
的个性，不同于杜甫之沉稳持重。
作为“诗史”，杜诗的长于叙事描写是显而易见的。杜甫善于将深刻的历史事件、人生
经历用遒健形象的笔墨描写记录下来，主体的情感就渗透在其叙事的字里行间，显得比
较深沉含蓄。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成功地截取了茅飞、群童抱茅以及夜雨屋漏等几
个耐人寻味的场景，进行细致艺术的刻画表现，最后才发出一声长叹：“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事显情发，嘎然而止。
《
石壕吏》更是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娓娓道来。始终未发一句感叹，最后只写道：“天明
语声绝，独与老翁别。”无限悲愤化为一个凄惨的离别情景，而其艺术感染力有增无减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诗人在“世乱遭飘荡”，身经家国灾祸，目睹哀鸿遍
野之后的满怀牢愁哀思的集中抒发，但诗人也不愿空口指责，而是让触目惊心的事实说
话。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比横眉怒目的斥责更理直气壮么？而诗人胸中那股抑
郁不平之气，对统治集团内部黑暗的强烈不满，及对国家命运、苍生疾苦的满怀忧虑之
情，在诗人笔下表现得异常深沉婉曲。忧愁郁结，却往往欲吐还咽，柔肠百转，真正体
现其“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
李诗则是以其强烈的抒情性而动人心魄的。不同于杜甫的深婉含蓄，李白特别喜欢直抒
胸臆。他的情感往往象火山爆发一样，直接从笔底倾泻出来。又象滚滚江河一泻千里，
给人无限雄浑广阔之感，强烈地激荡读者的心灵。如《蜀道难》一开首就是一声惊叹：
“噫嘘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犹如平地惊雷，令人顿时为之精神一振
。他的《将进酒》《行路难》更是直抒胸臆的典范。歌哭笑骂，略无掩饰。而其意气之
激越，气势之宏壮，情感之强烈，情绪波动之激烈，与杜诗之稳健深沉恰好形成鲜明对
比。李诗浓郁的浪漫色彩，使李白获得了“诗仙”的美誉；而杜甫则是人中蛟龙，曰“
诗圣”。这又是李白豪迈恣纵的习气与杜甫坚毅冷静的性格的不同反映。从二人的气质
类型来看，李白当属胆汁质，而杜甫无疑是抑郁型的人。
从李、杜二人诗歌不同的命意倾向与表现深度来看，李诗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突发性的
情感，诗人对于内宇宙及外宇宙的把握是感性的，灵感式的。而杜诗的理性色彩要比李
诗浓厚得多。所以杜诗之精思独造，为李白所不及。尤其是在剖析当时的社会现象，以
及唐王朝的衰败原因上，杜诗更是精深独到。如其《丽人行》，揭示的是统治阶级内部
的腐朽堕落；而“三吏”、“三别”则揭露唐王朝的黑暗统治。杜诗对政局国势有着全
景式的观照和把握，他总是力图探究揭露社会、国家兴坏成败的深层根源。
而李白对于劳动人民的苦难，往往只是流于同情，很少探究其社会根源。如《宿五松山
荀媪家》，当贫寒的山家跪进彫胡饭时，他只写道：“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完
全是即时的一种同情感激之情的抒发。《丁都护歌》对艰苦服役之征夫亦只慨叹其“拖
船一何苦”，“掩泪悲千古”！而别无他辞。所以在对现实人生的观察体验与思考上，
李白显然不及杜甫仔细和深刻。因此，杜甫是一位具有仁者之怀的睿智的思想家，而李
白始终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天才诗人。这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气质决定的。
从诗歌的意象选择与运用来看，李诗的意象特别的富于变幻和具有多色调。这一方面源
于李诗意象范围的开放性；另一方面，李白诗歌意象的奇幻色彩还主要地得益于他的恣
意的夸张和奇特卓异的想象。如他写时光的易逝，人生的短暂就说：“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木暮成雪。”其感染力比
经典的“逝者如斯夫”（孔子语）要强烈得多；他写山峰之高就说“上有六龙回日之高
标”，“黄鹤之飞尚不得过”；他写雪花之大就说“燕山雪花大如席”；他写楼台之高
就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李白似乎特别喜欢以巨额的数量词来作量的夸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岸猿
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尔来四万八
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百年三万六千日
，一日须倾三百杯”。
此类句子在太白诗中真是俯拾皆是。同时，出身豪富，素喜挥霍的李白还特别喜欢物质
珍奇的铺张夸耀。他一喝酒，就要“斗酒十千恣欢谑”，“烹羊宰牛且为乐”，“金樽
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他所饰用驱使的器物也莫不是人间珍品：“宝书玉剑
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龙马花雪毛，
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盖
非此不足以显示其人身份品格之高贵，非此不足以渲染其人气概之壮伟超迈。世间万物
尽可任他纵情驱使享用，却没有任何外物可以驱使高贵的诗人。这就是天才的李白，自
由浪漫的李白。相形之下，杜诗虽也多有高妙的想象，然其意象还是显得比较质实，这
与他始终关怀现实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同时，相对来说，杜甫不象李白那样使气豪纵，他更注重精神上的自娱自适，自我满足
。而对于物质方面的享受则视之甚淡。这在他的《江村》一诗中得到了充分的流露：“
多病所需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甚至在宴请好友时，面对粗陋的酒蔬，他也只是
报以歉然的一笑：“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客至》）在至交好友面
前，他并不讳言自己的慵怠与清贫。实际上更主要的是诗人更看重人与人之间那一份相
知相得的融融情味，而非表面上的殷勤与物质的铺张。这显然与诗人恬淡的心境直接有
关。
杜诗在思想上以精深取胜，而在语言运用和表现技巧上则以功力见长。杜甫是很注重学
力的，他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可见他在诗歌的语言运用上非常注重推敲锤炼。所以，杜诗中往往有许多警策之句
，和出人意外的字语。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之“垂”、“涌”二字，笔力千
钧，寓意无穷。“身轻一鸟过”之“过”和“林花著雨胭脂湿”之“湿”，令后人为之
折腰不已。
李诗震撼人心的不是语句的警策，而是情感的热烈与想象的奇特。所以，李诗最动人的
是那些激情磅礴，气度超逸的篇章。杜甫的诗是靠深厚的功力做出来的，李白的诗是天
才的妙手之得。
最后，从诗歌形式来看，李白最擅长的是灵活机变的歌行，最不出色的是格律谨严的七
律；而杜甫独具艺术匠心的往往正是他的近体律诗。这与二人的性格特征有很大关系。
李白的自由放逸的精神，使他不愿拘束于严谨的格律，一旦遭格律限制，他就放不开手
脚。他的创作完全是情感的喷发，随心所欲，兴之所之，诗之所之。而杜甫注重功力，
故写起律诗来中规中矩，得心应手，毫不费力。
概而言之，李、杜二人的诗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
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
；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者，子美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而其最本质的
原因，乃正在于二人气质的不同。“太白飘逸，故诗飘逸；子美沈著，故诗沈著。”可
谓深得个中三昧。而千古执着于李、杜优劣之辩者，其症结即在于他们没能认识到个人
气质之于其人作品的内在作用。还是严羽认识深刻，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
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
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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