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刚刚出了一本《非常道》，当阳泉把《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给我的时候，我觉得两本书有相通之处。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东西,我想和阳泉一样，我们虽然看到了那么多有意义或者非常宏大的叙事，但最终我们所关注的还是一些细节的东西。我小时候就对人们的谈话非常感兴趣，我发觉话语本身是有生命的，有力量的，有是非对错的，甚至有品相的。到大学接触中国的文史更多，更觉得中国人说的话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特别有意思。我读《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时，就发现第一部中“令人费解的童谣”和我以前听中国人说话是一样的，特别的低幼，非常有意思。

     第二个就是我们对知识界自我的反思，有位文学界前辈曾经谈到，为什么你们写东西只能给自己看或者给圈内的朋友看，而不能做到1949年以前那些老辈学者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写出那些举重若轻的文字。后来想想，其实这种公共的表达方式还是可以努力的。有人将我的《非常道》和这本《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定位成《世说新语》一个类型，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肯定不是一路，因为它不是文人作品，不是主观性的作品，而是想为公共领域做一些示范和建设性的作品。用我的话来说，它就是一种历史写作，是用人性的眼光来打量我们的历史，并把它叙述下来。当读者读到这段历史时，不管是沉痛还是有趣，每个读者都可以自己选择当下的存在方式，知道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