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与《心灵史》
非要证明张承志的《心灵史》是一部小说，这是另有用心的。它绝对是一部散文，伟大的散文。它不是虚构历史，而是复元历史真实的。它有臆想，但所有的臆想都是在填充那在历史上缺失的心灵轨迹的。张承志说：当你碰触到逝者的心灵时，那感动是无法言说的。整部《心灵史》都是用来碰触逝者的心灵的（人类的知识都是如此继承的，在心灵的感动中，如此继承的才叫真知识）。
在谈到实证主义者对远古神话系统的研究时，张承志说：“那是宗教的久远的种子，不可能由今天尚在门外的人判断。”那种判断是一派“严谨的胡说”。他在研究哲合忍耶的历史的时候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那种存在于古人心里的宗教感情、宗教狂热，也就是渊深的宗教状态，你不是他们的一员，你没有这种体会，你如何去界定与判断，你又如何将其用文字复活？
张承志说，他入伙了。他已皈依哲合忍耶。他经常感觉他就是书中的一个人物。说明他把整个生命都交付给了研究对象——“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形式中”，只有你成为了他，你才能得到被研究者的形式。斯本格勒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应生活在研究对象之中。”也就是不应该保持研究者的身份不变，那是自我封闭（也就是不敞开），是对研究对象的拒绝、使役与剥夺。那结果和一个暴君的结果是一样的，是主观的（为了了解你，首先成为你，然后心与心发生了默契，我触到了你的心灵轨迹。这是更高级的、生命化的历史研究，他是在以心发现心）。
我们应以孔子解孔子，以老子解老子，以庄子解庄子。你得成为孔子、老子、庄子，你才能理解他们所说的话。这种发现和继承的结果，不仅是思，也是诗，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史诗。因为你继承的还有他们生命的感觉。

余秋雨和他的散文及文人的优雅
散文应是天然的，来自生命真意的。而余秋雨的散文雕琢太多，让人感到是在做文章。
在谈及历史研究时，张承志说：方法论同文人的优雅同堕落。文人的优雅表明文人已异化，被文化异化。就是说文人与文化之间已没有了一个创造性的角度。这是一种僵化。因此张承志说是堕落。
余秋雨的散文更接近于历史研究。他好像在提倡一种新方法，但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与价值。其中臆想太多。他不是像张承志那样去“成为”，生活在研究对象之中——这正式张承志功力所在，而是以文人的优雅去臆想，抱着文人的身份不放。他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隔着一道“文人”的鸿沟，使他文章里的所有材料都丧失了来自生活本身（或对象本身）的生命力——他和张承志也隔着一道文人的鸿沟。他的文章其实是把文人的臆想和历史知识掺兑在一起而速成的一种叙述文体。它应该是当今通俗文化之一种，它的风靡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想取得的效果也是风靡的效果，并不能以真为目的，因为那样往往是孤独的。所以我们发现余先生又去制作电视片了，这是很正常的。
真正的伟大作家都是像张承志那样的入伙者，他们往往是破烂不堪的（以此向生活敞开），而不是披一件文人的精美的衣裳。
我上面引的张承志的那句话出自他的《心灵的模式》，一篇介绍《热什哈尔》的散文。我想这才是对历史与现实充满真知灼见的伟大散文。它不是优雅的，而是阳刚的；它不是在做文章，而是为了生命的需要，为了信仰。

感性散文与知性散文
有人说散文应分成感性与知性，而余秋雨的散文属于知性的散文（多么优雅的划分）。那么，张承志的散文属于感性还是知性呢？
散文不应该分感性与知性，这样谈不对，这样谈离生命太远，容易使人异化到文体中去，使作品和生命之间出现分裂，容易使人匠化。匠化就是这种分裂造成的。主要应看写散文的人到底是个哲人还是个匠人。只知抒情的最后大多堕落成一个匠人，而一个哲人最后将突破散文而向世界敞开。散文只是中间物，它召唤读仪它的突破。它不是否定作者，就是要被作者否定。
所谓离生命太远，也即离创造本体太远，也即失去了创造性，也即容易被异化，堕落成匠人去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