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特约记者 河西／报道

　　美国华人作家哈金第二次获得美国笔会福克纳奖后，《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对哈金作了一次专访。

　　苦难·幸福

　　《外滩》：4月5日，索尔·贝娄在马萨诸塞州的寓所内去世了。去年5月，J.M.库切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过一篇名为《贝娄的礼物》的文章，对他推崇备至，称他为美国文坛“惟一的巨人”，您怎么看？

　　哈金：毫无疑问，索尔·贝娄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写出过好几部划时代的里程碑式著作。我认为《奥吉·玛琪历险记》是他写得最漂亮的一部小说，不过，有些人则更偏爱他的《赫佐格》。和索尔·贝娄相比，很多作家的作品也可以说相当精彩，虽然难称“伟大”。

　　《外滩》：索尔·贝娄处女作《晃来晃去的人》简直就是《地下室手记》的美国翻版，他最擅长写人的精神困境；贝娄所感受到的痛苦在您的小说中也在延续：集中营像刺青一般摆脱不掉，即使是在他出狱之后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将《战争垃圾》中的牢狱之灾读解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寓言故事，您是否认为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的？这种苦难是人为的还是根本无法避免的？

　　哈金：尽管苦难环绕着我们，但我对这个世界仍然抱有希望。此外，苦难并不能排除幸福的可能性，幸福也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权利。

　　对手

　　《外滩》：关于文学意义上的对手，海明威有过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他说屠格涅夫、莫泊桑根本不入他的法眼，巴尔扎克只能和他打个平手，只有伟大的托尔斯泰伯爵才能让他心怀畏惧，退避三舍。您能打倒海明威吗？索尔·贝娄是否是您潜在的对手？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在您心中具有怎样的位置？当然，还有那些您在中国的同行，他们的作品您在美国是否也能读到？

　　哈金：我从来没有将海明威和索尔·贝娄视作自己的对手。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海明威是一流的文体家，而索尔·贝娄的力量主要存在于句子之中。贝娄对句子的把握令人惊讶。但我与他们没什么关系，因此文学意义上的对手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完全不同，要是我也能写出一本《卡拉玛佐夫兄弟》似的书，即使为之献出生命我也会含笑九泉。托尔斯泰不是人，是小说之神，我无法想像自己能够接近他，达到他所达到的高度。对他，我只有生出这样的感慨——可望不可即——而已。

　　我在美国也能看到很多当代中国小说家的作品。但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阅读他们的小说。经年累月地用英语上课已经使我沉浸在英语的泥潭之中。

　　语言

　　《外滩》：就我看到的您的中文版，从叙述语言上来说，它们虽然具有翻译小说的某些痕迹，但还没有完全蜕变为一个美国小说家的文风，您在写作的时候是否也顾及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抑或是为了给美国读者带来一些语言上的新鲜感？读者对您很重要吗？

　　哈金：一位作家必须找到自己在语言中的位置。如果我和其他美国小说家没什么区别，那我就失去了自我。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作家和那些美国小说界的“正规军”有不同的任务。我们必须要面临和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丰富英语文学、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文体。

　　换句话说，我们要将新的活力注入到英语之中，因而不得不以一个异族的身份来表达自己。因此，有时候我刻意避免太美国化的说法，尤其当一部小说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发生在中国时。但当我在写美国体验时，策略上自然会有所改变。

　　女性

　　《外滩》：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安德里亚·德沃金9日去世了，她的那一套关于男权政治的理论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妇女在您的小说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您认为那些中国妇女的不幸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巨大惯性使然，还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弄潮儿耍弄他们的权力和政治手腕要负更多一些的责任？

　　哈金：我相信习俗和男性中心主义都对中国妇女的不幸福有责任。但妇女也具有双重性，这意味着某些女性也是压迫者，也在制造其他妇女的苦难史。

　　职业

　　《外滩》：最后谈谈您在大学里的工作吧。中国大学的教师们除了为评职称、发表论文、参加多如牛毛的学术会议而忙碌之外，在教学上往往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您认为教学对您仅仅是一种负担，一种糊口的手段，还是同样能为您打开一扇新的观看世界的窗口？

　　哈金：在大学里教书确实为我带来了一笔薪水，使我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我经常会问我自己：如果我不教书了，我还能写出这本书来吗？答案是否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教书哺育了我的写作，特别是我教的文学课。我喜欢分析小说，当然，它们必须是那些值得我付出这种努力的书籍。否则，我就会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或者说就是纯粹在浪费时间。

　　《外滩》：非常感谢您接受《外滩画报》的采访！希望您的几部新作能尽快与中国大陆的读者见面！

　　哈金：谢谢！

　　(访谈原文为英文，河西采访并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