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功三年的周星驰，这次借助洋教派好莱坞的外力，2004年年底运起掌功，一记如来神掌来势汹汹，非但把《功夫》推上国际舞台，并在华人圈子吹起偌大一阵旋风。这股旋风扫荡了两岸三地，其中刮得最为深入彻底、也最为诡异的，恐怕不是周星驰老家香港，也不是让周星驰电影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内地，而是台湾。
　　
　　票房已经不是重点，尽管《功夫》确实打破了好几项台北票房纪录（首映票房、单日票房、首周周末票房、上映仅八天半即破一亿台币）。早在《功夫》即将正式上映前，台湾就出现一种异常的周星驰现象，一些知名知识分子、文化精英、甚至政界名人，突然从他们偷偷藏着周星驰电影DVD、VCD的房间里走到阳光下，大声地承认他们其实都爱周星驰的电影，并强调周星驰电影绝非没有品位的低级搞笑，他本人不但是位喜剧大师，电影中更充满着各种后现代啦、解构啦、拼贴啦、挪用啦等等文化意涵。
　　
　　这些表白之中，最为经典、也最为写实的，要属在两岸三地都极知名的文化评论家南方朔：“我一直喜欢周星驰的电影，但因害怕被那些开口闭口西方电影大师的文化界朋友见笑，总是不太敢张扬。在我们社会里，喜欢周星驰，好像就等于是‘没水准’的代号。因此，最近得知原来还有那么多有名气的人也喜欢周星驰，自己也就变得好像更加理直气壮起来。”他认为，周星驰的“无厘头”并非全无意义，而是有“无意义之意义”，在周星驰的“无厘头”搞笑里，实有微言大义在其中。
　　
　　霎时间，在台湾，周星驰的电影从“没水准”一跃而成为“没水准的水准”；周星驰三个字，一下子有了从来没有的深度与高度。
　　
　　这个来得有点令人莫名其妙的周星驰现象，要从一本书说起。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我爱周星驰》，至于作者呢，封面上写着是“周星驰的fan屎”，究竟谁是“周星驰的fan屎”呢？嗬！来头可大了，包括上面提到的南方朔（他在书中的文章篇名就是《没水准的水准》）、名小说家骆以军、人类学家胡台丽、电视主播李四端、“立法委员”李庆安与蔡煌瑯、影评人蓝祖蔚与闻天祥、爵士乐评人苏重、歌手孙燕姿与周华健等等。此外，书中还收录了来自两岸三地以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地星迷的网络创作，让人见识到星爷的影响力之外，更讶异于网络世界里存在着一个如此富有创意和生命力的星迷社群。
　　
　　事实上，《我爱周星驰》从一开始就标榜着有别于一般疯狂追星的写真书。它以漫画杂志的大开本，超过四百张图片和十八万字，“为网络上的搞怪创意追根溯源，并针对持续发烧的周星驰现象，进行文化人类学式的观察”。
　　
　　这本由台北“商周”于2004年12月配合《功夫》上映出版的书，第一次印刷一上市两天就卖尽一万本。接着，由诚品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好读》，也推出《大话周星驰》的封面专题，请来两岸三地文化人分析周星驰的电影和周星驰现象。然后，《功夫》票房频频报捷。可见星爷的魅力，是名人百姓两相宜；我爱周星驰，俨然成了台湾的全民运动。这一波周星驰热，固然是星爷个人魅力，加上哥伦比亚公司砸下的好莱坞超级大片规格的行销宣传；但台湾文化界的周星驰现象，《我爱周星驰》一书企划制作人何颖怡实不能不记上一功。何颖怡是“商周”出版选书顾问，她的确有眼光，早在去年6月前，她就计划出一本周星驰专书，怀着将周星驰“正典化”的企图心，预定找出所有喜爱周星驰的名人发声，把周星驰的文化现象放在应有的高度来讨论。
　　
　　于是6月间，她发出一封Email群组信，向各路名人邀稿。其间许多知名作家如骆以军等，在知道预算不够时，还坚持稿费不是重点，但一定要写到自己心目中想写的那一部周星驰电影。在雪片般交换穿梭的Email之间，最后集成十八万字，也挖掘出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超级星迷。
　　
　　台湾人认识周星驰，当然不是最近的事，就算要说，许多台湾人是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也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自一九九○年代初，周星驰在台湾走红以后，就住进了台湾人的家庭——寄生在普及率超过85％的有线电视频道里。台湾有好几个全天播放华语电影的有线电视频道，而周星驰主演电影的回放频率超高，几乎到了每时每刻都有至少一个频道在播放周星驰电影的地步；他在电视上的搞笑身影，早已不知不觉地融进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中。
　　
　　台湾的周星驰忠实影迷不在少数。近年台湾年轻人在网络上流行的Kuso文化，简单译之即“恶搞文化”，更是深受周星驰电影的影响。Kuso就是以一种不正统、不按理出牌的方式，讲述一件很严肃正经的事，又或者正经八百地讨论一件穷极无聊的事。前者如国父成了“铁拳无敌孙中山”，描述他因见清廷腐败，前往大英帝国学习武功心法，以“五拳宪法”运功，而练成可以明足、明拳、明身的“三明主义”内功心法。而后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人在网上拍卖坦克、橘子等令人匪夷所思的物品，也有大量买家故作认真提问，在卖家和买家短短对谈之中，大量引用周星驰电影对白，充分显示无厘头本色。
　　
　　尽管如此，台湾的主流论述仍心照不宣地把周星驰电影视为没水准、低级趣味。台湾接触周星驰的电影，比内地早了好几年，之前却从未像内地那样，在文化论述上吹起周星驰旋风，把无厘头奉为“后现代”解构与颠覆的经典。台湾资深传媒人林照真认为，这是因为台湾在大历史的支配下，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和认同危机，社会沉浸在悲情之中，难得轻松；而主流论述映照的是善恶、黑白分明的价值世界，电影或新闻中，总是将小人物塑造成悲苦、无助、善良，很少容得下像周星驰那种不勇敢、不正直、爱说谎的小奸小猾。他指出，台湾不见得非要爱上周星驰不可，但文化精英与知识阶层羞于启齿，才真耐人寻味。
　　
　　台湾传统主流所崇尚的知识、文化、正统等价值，的确与周星驰电影里小人物的处世观大相径庭。后者是一种典型香港市井小民的生存哲学，反智、反深刻、反崇高，善恶美丑、小人与英雄界限模糊，与黄霑“宁为真小人，莫做伪君子”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香港精神。不过，在网络时代到来以后，台湾的新新人类也已悄悄地革了传统的命。
　　
　　台湾知名性别研究学者何春蕤就形容，周星驰文化是很有“生产力”的文化实践，那些挪用、改写周星驰经典名句的年轻人，并不只是在模仿抄袭而已，而是把台词挪移到完全预料不到的脉络中，对周星驰的创意进行举一反三的创意响应；他们对既有的社会文化成规本已进行着抗拒，而在周星驰的作品中找到了范例和灵感，也激发了他们捣乱颠覆之心。
　　
　　任何一个好的创作者，其作品一旦完成，即不再专属于作者，而有了自己的生命，可引起受众不同诠释，激发更多创意。由此观之，周星驰的电影是有自己的生命的，衍生出年轻人的Kuso文化，引起近日台湾文化界的周星驰现象，就连之前文化界羞于承认爱上周星驰，不也是个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么？
　　
　　对一个这样的创作者，我只能挪用他的经典名句：“靠，I服了You！” 
                                                       作者:张紫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