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信息源：文本解读的出发点和参照物

山东省五莲县魏家中学   丁兆存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说：“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际。”又说：“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这就是说，提倡新颖独到的个性化阅读和对阅读材料（文本）进行“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元化解读，是新课程标准倡导的一个阅读教学理念。

反观我们的阅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练笔现状，可以看到，这种新课程理念虽然贯穿于整个的阅读实践当中，但是，许多的解读行为却表现为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好多教师曲解了（或歪曲了、错位了）个性化、多元化阅读的真实内涵，认为“解读无错误”（见《解读无错误》，载《山东教育科研》2002年第10期），对文本怎么解读都是可以的，不必以原始文本为出发点，也不必以它为参照物，我思即我解，以致解读出了以下“新”的文本信息（为了避免例子过多，冲淡了论述，仅举几例）：

在解读《故乡》这一文本时，学生解出了“鲁迅谈计划生育的重要性”这样“新颖独到”的见解，教师为之大唱赞歌（见《为我的学生三叫好》，载《山东教育（中学刊）》2004年第11期）；孔乙己因为偷光盘而被打折了腿（见《Q版语文》第十课）；孔乙己向法官写三条申诉状，为自己喊冤叫屈：①为自己的“窃书不能算偷”的观点作辩解。②为“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作辩解。③“丁举人家的东西未必偷不得，说不定还能为反腐败出把力，‘偷’出个大贪官呢。”（见《孔乙己的申诉状》，载《现代教育导报（中学生版）》2004年12月29日）；还有的学生在课堂上慷慨陈辞：“孔乙己太窝囊了！是应该叫他扬扬眉吐吐气，去公堂之上论论理：他丁举人怎么可以随便打人？”（见《孔乙己告状》，载《中学语文教学》2003年第12期）……面对着这一系列的“新”解读，我们不禁要问：这是真正的个性化、多元化解读吗？这些解读结论的根据是什么？新课程标准倡导的就是这种解读法吗？

    笔者认为，这种花里胡俏的奇谈怪论，哗众取宠的无聊游戏，撇开常识的信口胡说，不切实际的虚妄谬论，变态心理的无稽之谈，完全背离了原始文本的真正价值信息，以典型的“伪贵族的心态”（余秋雨先生语）去解读文本，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解读法，势必走进死胡同。因为解读者不是从原始文本的信息源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中的某类现象出发，以现代的思想观念或意识为参照物，运用逆向探究的方法，来诠释原始文本要义，必然得出荒谬的结论（见解、认识、感受）。

    所以说，解读文本，应解读（或开发）出原始文本中的总价值信息，而且必须有原始文本的价值信息源（以此为参照物），它包括显在的价值信息与潜在的价值信息，尤其是文本中的潜在的价值信息。这是因为文本中的显在的价值信息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的：有些文本表达者（作者）所要表达的显在的价值信息，在当时及后来的某些时代（或阶段）有明显的价值意义，但时过境迁，这些文本的价值信息，在今天看来早已失去了它的生存空间，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因而变成了潜在的价值信息；而当时尚未开发利用的潜在的价值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经过与社会的融合与迁移，已经变成显在的价值信息了。还有一种特殊情形，有些文本所蕴涵的价值信息（当时应是潜在的价值信息），表达者本人也可能没有意识到，但表达者却不自觉地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某些现实，蕴涵了某些道理，形成了潜在的价值信息。一旦当时或后来的解读者与其对上了“暗号”，发生了心灵上的碰撞和感应，就自然把这种潜在的价值信息激活起来，形成了显在的价值信息。这就是说，文本显在的价值信息与潜在的价值信息总是在来回不断地替换着，解读者无论从哪个角度、哪种思维去切入，但仍离不开文本的总价值信息源。李煜《虞美人》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张春水向东流”这句词，所表达的只不过是这个昏庸亡国之君的无可奈何的感叹，李煜的这一显在的价值信息，现在我们不可能产生共鸣，也同样激不起我们的美感。但这句词中所蕴涵的那种人生哲理（即潜在的价值信息）却与我们发生了共鸣，激起了我们的美感。这虽不是李煜的本意，但有它的信息源头，因此这种美感是有价值意义的。《庖丁解牛》一文，庄子最初表达的本意是宣扬他的养生之道，即教人要像解牛刀那样利用牛骨之间的空隙（实指社会）巧钻空子，而不受到伤害，从而保全自己。但在今天看来，庄子的这种消极避世的养生之道已不再符合我们的需要，随使这一当初显在的价值信息变成了潜在的价值信息；而原来潜在的价值信息“只有经过反复实践，并且真正掌握了客观规律以后，对自己所处理的事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二册）则变成了显在的价值信息，尽管庄子在当时写作时没有这种思想意识。时代虽赋予文本以新的认识（见解、感悟、体会、感想、体悟等）价值的迁移渗入，解读者按照自己积淀的文化底蕴对文本进行全方位、个性化的信息破译，解出了文本中的多元价值信息，但也必须以原始文本放射出的价值信息为源头。所以说，“读解如果不返回运动，去了解作者所生活的社会时代，以及著书立说的原初意义，而以今人的眼光视之，以今人的认识为是，那就失去历史，失去历史对今天的借鉴意义。”（见蒋成瑀著《语文课读解学》，P216）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个性化、多元化解读的真正内涵。

我们反对过去那种统得过死的一元化共性解读，把文本中的显在价值信息看成是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它扼杀了文本中蕴涵的丰富的潜在价值信息，窒息了学生的阅读个性。所以，在开发文本的显在和潜在的价值信息时，应当运用发散思维的形式，注重开发文本中的多元价值信息，尤其是文本中的人文精神营养。因为它能启迪学生的心智，净化学生的灵魂，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但必须以原始的文本信息为出发点和参照物，而决不是解读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去故意歪曲（或曲解）文本价值，断章取义，如《诗经·关雎》一诗，“《毛诗序》认为这首诗是赞美‘后妃之德’的，以为女子只有忠贞贤淑，含蓄克制，才能够配得上王侯。”（见人教版初中语文第八册《教师教学用书》，P141）；也不是解读者把个人不健康乃至变态的心理思想、意识形态渗入到文本中，瞎编乱造，以抒发自己的愤愤不平之气，如孔乙己发迹和包二奶等腐败堕落情节；更不是那种本末倒置、毫无积极意义且无聊消闲的插科打诨，如朱自清《背影》中父亲穿越栅栏是违反交通规则、武松打虎是猎杀国家珍稀动物、寓公挖山太傻还不如搬家等。这种放任自流，无凭无据，信口开河解读法，是一种阅读上的精神污染，严格说来，这种污染比无知还要可怕，好像是披着羊皮的狼混在羊群里，伺机吃羊。我们只有认识到它的严重危害性，才能避免这种无根无据的解读现象的发生。从教学角度讲，教师应该适时地对学生解读出的文本价值信息进行全面“消毒”，或指导学生让其进行“自我消毒”，以防止“披着羊皮的狼”混在学生群里，危害他们的身心健康，摧残他们的精神意志，在必要时强化解读中的约束机制，以此来净化文本中的有害和不健康的信息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学生创造一个纯洁、健康向上的阅读氛围，来完成我们的解读全过程。教师的责任是非常艰巨的。实际上，这是对新课程理念中的多元化解读要义的一种曲解或歪曲。

    　最后，我们简要谈一谈“大话”和“戏说”等娱乐文化的泛滥传播对我们解读文本的影响。近几年来，受港台“戏说”、“大话”之类娱乐文化的影响，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错位和变态解读经典的热潮，如《刘备日记》、《诸葛亮日记》、《沙僧日记》、《宋江日记》、《大话西游》、《悟空传》、《春光灿烂猪八戒》、《大话团队西游》、《唐僧情史》、《唐僧的马》、《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孙悟空不是个好员工》、《猪八戒是个男子汉》、《猪八戒是个好老公》、《大话三国》、《三国痣》、《水煮三国》、《风流三国》、《水浒行动》、《亲爱的死鬼》《麻辣三国》、《烧烤三国》以及《Q版语文》等，它们普遍受到师生们的欢迎。这类娱乐文化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大话一代根本不认为对于经典必须毕恭毕敬，在他们看来，经典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膜拜对象，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被盗取的文化资源。”（见《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经典》一文，载《人民日报》2005年03月24日第九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类娱乐文化往往搞笑有余而严肃不足，荒诞有余而现实性不足，奇谈怪论有余而教育意义不足，瞎编乱造有余而合情合理不足。一句话，经典的文化教育意义、审美鉴赏价值，统统让这种错位和变态解读的行为给冲淡了。看得出，这些解读者（确切地说应该是歪曲者）并没有真正的能耐去开拓进取，努力挖掘原始文本中的价值信息，只好围绕着经典的圆心转圈圈，其实质还是脱离不了经典这个灵魂。说穿了，这只不过是借经典中的人物躯壳，挖走经典人物中的灵魂，然后往这些人物的肚子里塞进自己的一些私货（如孔乙己的腐败堕落），再给他们穿上了几件不同颜色的花衣服，把他打扮成了“老妖怪”，像刘姥姥那样在大观园里充当“篾片”，以供那些贵族太太、小姐们取笑娱乐一样，供世俗之人取笑娱乐，当作饭后茶余的谈资，无聊庸俗透顶极了。但在笑过之后，是令人加倍的苦涩：人文精神的失缺，语言距离的隔阂，导致了一个个新的“篾片”的产生。更深一层说，这些解读者，是不是也在充当着一个“篾片”？希望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