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生活的靶心
   那年，我没考上大学，心灰意冷，整天呆在家里，闷闷不乐。父亲为了让我尽快走出高考落榜的阴影，常带我出去散心。
   一天，我与父亲来到一口池塘边。父亲捡起一些石子，放进我的手里，说：“能扔中那朵荷花吗？”我瞄准荷花，将手中的石子一粒粒扔出去，结果一粒也没有扔中。父亲感慨地说：“看准了目标，不是都能击中的啊！”顿了顿，他接着说：“就像考大学，看准这个目标的人不少，但看准了的，不一定都能考上。”
   父亲又捡起一些石子放在我手里，说：
   “你随意扔扔看。”扔出去的石子落进水里，溅起细密的波纹。波纹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熠熠的光彩。
   “美吗？”父亲问。我点了点头。“你看，石子落在哪里，就以那里为‘靶心’，激荡起美丽的涟漪。人若能像这些石子一样，不论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都热爱自己现处的世界，世界就会是美丽的。”父亲谆谆开导我。
   父亲的话，给了我启迪。从此我努力振作起来，积极学习写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写的一些文章陆续见诸报端，我走出了生活的阴影，变得热情、开朗和充实起来。
   感谢父亲，是他使我感悟了人生的哲理，并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处处都是生活的“靶心”，都是为之奋斗的目标。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开出绚丽的花，结出甘甜的果。
  
   ２、上与下
   上与下，表示相对位置的高低。它可以表示空间位置关系，也可以表示社会位置关系。
   空间位置高的物体势能大。势能可以转化为其它能，比如动能（所以滑翔爱好者总要从高处跳下，这样才能获得飞翔的速度）。势能也可以作功，比如高处的物体砸到地面上会发出轰然巨响。越低的物体越发没有速度，没有声响，因为它越发没有势能。
   社会位置在上的人能量也大。有能就会做功，但各种能人做功的方式是不同的。我很怀念１８世纪启蒙运动后的社会精英，如托尔斯泰、泰戈尔、恩格斯、鲁迅。他们都是些眼睛向下的贵族，是贵族逆子们在平民土壤中的新生代表。由他们努力所形成的“劳工神圣”、“大众化”、“到民间去”等知识界的潮流，长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也就是说，至今我们仍然能清晰地听到他们发出的巨响。这是他们高高在上的标志。如果他们当初不是生活在锦衣玉食、深宅大院的上层，反而不会具备反叛上层阶级的能量，便会在历史长河里，和许多底层无能的人一样寂寥无声。
   有意思的是，先民对上、下的理解也是从声响方面切入的：画一条横线表示地面，地面的顶方是天的方向，那里有风、雷、雨、雪、雹、闪电，有月亮、太阳、星星、银河、流星雨、北极光，是个嘈杂的即“响”的世界，故用“响”的谐音“上”来定义之；地面的下方是阴间的方向，是黑暗的归宿地，是没有生命的、静的、死的、牢狱的、黑暗的鬼的世界，故用“瞎”的谐音“下”来定义之。
   其实，地下的石油支持着Ｆ１的速度，地热温暖着现代白领的豪宅。地下不是没有能量，地震时发出的响声，也可以作为“下”有能量的证明。地壳运动使上面的翻到下面，下面的翻到上面，这也是卡夫卡、梵高由“瞎”变“响”的原因。
   当下的世界非常热闹，并不缺乏声响，谁都藉声响来表达自己的层次，大狗小狗纷纷冲着这个世界喊叫。尽管如此，我还是期待着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爆发，因为“下”也是有能量的，“下”同样蕴藏着创响的丰富资源，尽管“下”在多数时间里显得寥落而寂寞。
  
   ３、实在中见自在
   近日读到一些文章，获悉钱学森———这位功勋卓著的大科学家，至今依然住在1955年冬天他回国不久后入住的那幢多层楼里。尽管组织上先后多次请他迁居“部长楼”和“将军楼”，他都放弃了，在这幢楼里一住40多年。
   钱家有间20来平方米的客厅，他的夫人蒋英（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所用的一架钢琴，就占去了1/4的面积。钱老也在这里接待了许多客人或召集有关专家在此研讨业务。当年单位派人来装修这间客厅的时候，夫妇俩力主简朴，反对搞什么排场和气派，说只要体现出是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就行了。当年铺设的地板早已泛白，客厅的摆设也极为简朴。
   钱老还有一件事也挺让人感动的。他回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正职。该院专事导弹研制。作为正院长，他既要负责业务，还要主管头绪纷繁的行政事务。钱老从实际出发，主动向中央要求，把正职改为副职，以利集中精力管好业务。之后，他曾到七机部当副部长，到国防科委当副主任。他从工作考虑，乐于和“副”字结缘。而社会上某些人往往为去掉官衔上的那个“副”字，千方百计地钻营，真令人感叹。
   客厅的简朴以及甘当副职，这两件事有个共同的特点，都反映了钱老为人的实在，并在实在中求得自在。他把人生有限的岁月和精力都充分用到事业上去，物欲和官位，都不在他的兴趣之中。钱老家有40多个书橱，除国防科学之外，他还关心诸多学科的发展。钱老的思维空间和精神世界极为宽广。蒋英女士和钱先生有着相同的看法，她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
   一个搞科学，一个搞艺术，他们活得自在充实。
  
   ４、用枝叶写成的书
   在中国众多的笔记中，有一部原稿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树叶上的书，这就是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生于元末，浙江黄岩人。年轻时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没有考中，毅然放弃科举之路，而终生致力于学问。他家里贫穷，靠教书维持生计。晚年因避战乱迁居到松江府南郊，一边教书，一边耕种几亩薄田。
   下地耕作之时，他身上携带笔墨，每有所思，就随时停下手中的犁锄，摘下树叶，把想到的写在树叶上。写完后，装在盎(一种腹大口小的盆)中，日暮归家时，把盎埋在树下。这样，随时辍耕，随时书写，10年过去，埋在地下，装满树叶的盎已有10余个了。有一天，他把这些盎从地下起出，倒出树叶，让学生们帮助一条一条地录在纸上，共计600余篇短文，整理编辑成30卷。因他自号南村，写作是在随耕随辍中进行，故此书名曰《南村辍耕录》。
  
   ５、唤出的婚姻
   宋祁为北宋名士，风流才俊。他因与其兄宋痒同举进士，因而被称为小宋。
   这一天，繁台街上，车水马龙，百姓立于两旁观望着，宋祁也置身于人流中。金色的垂帐，朱红的轿帘，皇家车队浩浩荡荡的大气派，引得路人惊叹不已。
   “这是小宋呀！”忽而，宋祁听见宫车中有这样一声惊呼，他望了过去，那绣帘微挑的车内露出了一双弯似新月的眼睛，娥眉淡扫入鬓。他们的目光触碰了，她望着他微笑着，只是车队渐行渐远，那目光洒了一地，终于消逝了。
   那一夜，宋祁无法入眠了，那双眼睛总在他脑海中闪烁，挥之不去。他披衣而起，任月光染得素笺苍白。他提笔写道：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栊。车如流水马如龙。刘良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这首《鹧鸪天》词不久就在社会上传开了，后来传到了宋仁宗的耳里。宋仁宗叫来了那日随行的宫女，询问在车窗前呼叫“小宋”的是谁。见宫女们战战兢兢，犹恐触怒了皇帝的样子，那宫女站了出来，低声说道：“不久前宫中举行宴会，见到皇上宣召翰林学士，左右官宦都称他小宋，便记下了，那日我坐在车上，偶然碰到翰林学士，便喊叫了一声。”
   宋仁宗只微微一笑，并没有处罚她。第二天，宋仁宗把宋祁召进宫来，淡淡地对他讲了这件事，望着惊愕的宋祁，宋仁宗笑着说：“蓬莱仙境也不是很遥远啊！”当即把那名宫女赐给了他。
  
   ６、切瓜应对
   苏东坡的一个门生，春寒时节独坐家中书房。天下着毛毛细雨，他见冷雨滴窗，便触景生情，吟成一个单联：
   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
   此联极妙，“冻”拆为“东”和两点，“洒”拆为“西”和三点水。但他沉思颇久，未得下联，便先搁下。
   过半年后，他又想起此对，依然对不上，只好去请教老师苏东坡。当时正值暑天，老师不忙应对，却拿起刀来，切开西瓜待客。书生见老师总不开口，便急催“请恩师赐对”。东坡笑了笑说：“刚才我不是对给你了吗？”书生更急了：“没有呀，对在哪里？”苏东坡指着西瓜念道：
   切瓜分客，横七刀竖八刀。
   书生这才明白：“切”字拆为“七”、“刀”；“分”字拆为“八”、“刀”。更妙的是切合了刚才切瓜待客的情景。从此，书生更对苏东坡崇拜得五体投地了。
  
   ７、清末廉吏小考
   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虽腐败日重，但仍不乏“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之士，他们目睹政治腐败、国家危机四伏，力图挽救颓风、拯救危亡。这批人志向远大，尽忠职守，廉洁自持，力戒贪污腐化。如民族英雄林则徐、长期担任两江总督的陶澍等。他们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心系国利民福，在当时黑暗的官场中，宏扬正气，熠熠生辉。
   这批人在仕宦生涯中，由于抱负远大，节操崇高，所以能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不妄取一钱”的清白作风。陶澍从做小京官就立下誓言：“要半文不值半文”，“办一事须了一事”。林则徐在各地做官，注重防微杜渐。他每次在赴任途中，先发《传牌》，通告沿途官员不准致送礼品；到任后又发布《关防告示》，声明办事一秉至公，谢绝私情。对下属官吏，若发现贪污作弊情节，立刻查拿严办。涉及财务问题，从不搞暗箱操作，讲究透明度。胡林翼捐升知府时，按照惯例，可以选择一个肥缺，但他却选择了穷僻的贵州。友人问其故，他的答复是：“初为政，此邦贫瘠或可保清白之风。”左宗棠少时即“身无半亩，必忧天下”，戎马一生，先后作总督21年，兼作钦差10余年，按规定可以领巨额公费，他却分文不取。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物。他还将养廉摆在整饬吏治的首位，他平时衣着皆布，不讲奢华，服官40年，在家乡也未造房屋，未买田产。
   晚清廉吏并不是一个集团，但由于志同道合，彼此关系相当亲密，而且前后传承、同心协力，做了许多造福社会、有益民众的好事。左宗棠与林则徐原不相识，在陶、胡的推荐下，林始知其人。后林从云贵告老回闽，特意绕道长沙与左晤谈，一见“诧为绝世奇才”。两人宴谈通宵，无所不及，林的厚望成为左后来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左宗棠三试不中后绝意科举，拟作“湘上农人”，因胡林翼的竭力举荐，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又三次重金招聘，他才于1852年出任抚署高级幕僚。后来又是胡林翼以及许多清廉官吏的竭力举荐，咸丰帝才有令左襄办军务之命。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内，同样努力培植清廉人士，除左宗棠外，胡在贵州培育的少年英才张之洞，更成为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
  
   ８、人生的四个经典问题
   问题一：如果你家附近有一家餐厅，东西又贵又难吃，桌上还爬着蟑螂，你会因为它很近很方便，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光临吗？回答：你一定会说，谁那么笨，花钱买罪受？
   可同样的情况换个场合，自己或许就做类似的蠢事。不少男女都曾经抱怨过他们的情人或配偶品性不端，三心二意，不负责任。明知在一起没什么好的结果，怨恨已经比爱还多，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要和他搅和下去，分不了手。说穿了，只是为了不甘，为了习惯，这不也和光临餐厅一样？
   做人，为什么要过于执著？
   问题二：如果你不小心丢掉100块钱，只知道它好像丢在某个你走过的地方，你会花200块钱的车费去把那100块找回来吗？回答：一个超级愚蠢的问题。
   可是，相似的事情却在人生中不断发生。做错了一件事，明知自己有问题，却也不肯认错，反而花加倍的时间来找借口，让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大打折扣。被人骂了一句话，却花了无数时间难过，道理相同。为一件事情发火，不惜损人不利己，不惜血本，不惜时间，只为报复，不也一样无聊？失去一个人的感情，明知一切已无法挽回，却还是那么伤心，而且一伤心就是好几年，还要借酒浇愁，以致形销骨立。其实这样一点用也没有，只是损失更多。
   做人，干吗为难自己？
   问题三：你会因为打开报纸发现每天都有车祸，就不敢出门吗？回答：这是个什么烂问题？当然不会，那叫因噎废食。
   然而，有不少人却曾说：现在的离婚率那么高，让我都不敢谈恋爱了。说得还挺理所当然。也有不少女人看到有关的诸多报道，就对自己的另一半忧心忡忡，这不也是类似的反应？所谓乐观，就是相信：虽然道路多艰险，我还是那个会平安过马路的人，只要我小心一点，不必害怕过马路。
   做人，先要相信自己。
   问题四：你的时间无限，长生不老，所以最想做的事应该无限延期？回答：不，傻瓜才会这样认为。
   然而我们却常说，等我老了，要去环游世界；等我退休，就要去写一部小说；等孩子长大了，我就可以参加健美活动……我们都以为自己有无限的时间与精力。其实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必在等待中徒耗生命。如果现在就能一步一步努力接近，我们就会达成自己的理想。
   实现理想，要从现在做起。
  
   ９、穷人的浪漫
   傍晚，我散步到天桥边，看见一个小伙子背着个年轻的女子上天桥。看他们的装束，像是一对进城打工的年轻夫妻。那女子软软的趴在小伙背上，小伙子大概是有些吃力，额上渗着细密的汗珠。我赶忙过去，一边帮忙搀扶着，一边关切的询问：“这姑娘生病了吧？我来帮你叫车送医院。”
   来到天桥上，那姑娘忽然从小伙子的背上跳了下来，大笑不止，小伙子连忙向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我们是在做游戏。”
   “什么？你们———在做游戏？”我尴尬中不免有些愠怒。
   好半天，姑娘才止了笑。他告诉我：今天是他们结婚3周年纪念日，他们特意调了夜班，请假出来逛街。“他没有钱，我不要他买什么礼物。但他有力气，所以要他背我上天桥。背了3个来回就累成了这样，将来结婚30周年，我让他背30个来回，那还不把他的老骨头累散了……”
   说完，那姑娘又笑了起来。小伙子在一旁只是憨憨地笑，并不多言。以我的眼光来看，那女子长得并不漂亮，甚至可以说是丑。而此刻，这不漂亮的乡下女子却被宽厚的爱映衬得像是一个娇贵的公主。
   人们向来以为，浪漫必定跟鲜花、烛光、酒吧、音乐联系在一起，却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一种别致的与金钱无关的浪漫。是啊，如果没有钱给爱人买下一份昂贵的情调，那我们至少还可以——背着爱人去逛街！
  
   １０、敬一丹遭遇尴尬
   我没文化
   以前我一直认为，我挺会跟农民说话的，毕竟我还当过五年知青嘛！结果一次到山东采访，就遇到了我不曾想到的一件事。这次采访的话题是谈农民产业协会。我们要采访的是一位养猪分会的会长。我几乎什么细节都想到了，比如说采访养猪分会的会长，我应该在典型的环境里。于是，我们就在他的养猪场，找到养猪场一个最好的角度，从我们镜头里可以看见大猪、小猪，很生动的那种场景。我的服饰，我也想到了，我想，在养猪场我应该穿和这个环境协调的衣服，跟农民在一起，没有距离感的那种服装。于是我穿了一件我们《焦点访谈》的工作服，很普通的夹克衫，也挺朴素的。
   我就开口了：“会长，你们这个养猪分会辐射了多少农户？”
   我万万没想到，这个会长满脸迷惑，看着我说：“对不起，记者同志，什么叫辐射？”
   顿时，在场的所有的摄制组的同事都停了下来，这一刻把我尴尬的！幸好不是直播，这要直播就露怯了。作为一个电视记者是专门跟人打交道的，你找不到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不同感觉，这就是没文化！这就是根本没懂在镜头前跟人打交道的那种特有的文化。
   碰到这种尴尬的时候，没有人能救我，只有自救。在现场我就使劲想，我用一句什么样的话才能让这个养猪分会的会长懂得“辐射”的意思呢？其实呀，人家这个农民说话比我生动得多，当我叫他会长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会长呀！我就是个养猪头儿。”我急不择词，胡乱换了一句话说，“你这个养猪头儿管着多少家呢？”其实“管”字也不是很确切，但无论如何在此情景之下比“辐射”好得多。
   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我还是忘不了，一到说话不加斟酌、脱口而出的时候，我就想，千万不要忘了“辐射”这个词给我带来的尴尬。
   我是股盲
   还有一次尴尬，是我初当记者的时候，那时我们国家刚刚建立股市，我到股民当中采访。本来我是想从宏观角度来说明我们国家建立股份经济的必要性，没有打算涉及股市里边的那些具体问题，但是一走到股民当中的时候，股民就围着我七嘴八舌说：“现在如果股市这么管的话，弄不好我们这些小股民就套牢了。”我一下子就没法交流了，可是当时我又不好意思问什么叫“套牢”，我只好采取另外一种自救的方式，我一想，具体的问题我不懂，但是我至少可以转换一个话题，转换一个我能把握的话题，我就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描绘一下，你们理想中的中国股市是什么样的？”这时股民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我们希望它是公正、公开、公平和有秩序的。”这些话题我就能把握了。采访结束，股民散去后，我才悄悄问我旁边的证券公司的经理：“什么叫套牢？”
   自找麻烦
   在采访干部方面，我也有过教训。有一次采访一位干部，我没留神，在闲聊的时候，说了一句不当说的话，我说：“今天您的这段话，是我们节目里的点睛之笔呀！”没想到，他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本来谈笑风生，听了这句话立刻变得神情严肃。由于过于重视，使他失去了常态，他变得紧张、亢奋，说出话来已经失去了自然状态中的交流感。我这时只有骂自己，“我怎么那么多嘴呀，谁能禁得住‘点睛之笔’呀。”这次采访的教训告诉我，对某些干部来说，不宜过于强调这次采访的重要性，像“点睛之笔”这样的词，在某些场合应该算作“忌语”。这样才能让本来就有负担的干部们，尽量轻松地面对镜头，以常态来接受采访。
   自尊受伤
   在办《一丹话题》的时候，我曾经长时间和一位摄像合作，他叫杜禹。有一次去采访，到山区的一个村里，路上我晕车了，恰巧碰到的被访者是一个惧怕镜头的人，我自顾不暇，也没有心情去调试对方的状态，这时候摄像就和人家说，不要紧，您别紧张，不行的话我们可以重来。其实这些话是应该我说的，可是那天我没有尽责，采访效果很不如意。采访结束后，人家走了，我们摄制组自己的人在收拾东西，我抱怨：“说的什么呀，根本就不能用！”这时候杜禹一边收拾机器一边说：“没有不会说的，只有不会问的。”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就像当头一棒一样，第一个感觉是，这句话好伤自尊噢！我企图想出一句恶狠狠的话来报复，在往回走的路上，我想了一路，也没想出一句合适的话。到了住地以后，我就把这句话记在本上了。我仔细琢磨，他说得对，他是用一种简而言之的方式，强调了主持人在镜头前应该有的一种状态，和他应起到的主导作用。
   采访错位
   我们《焦点访谈》的摄像王守诚，又一次也给了我一个评价。我们在洪水过后的灾区，采访一位烈士遗孀的时候，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当烈士遗孀声泪俱下的时候，我也声泪俱下。后来编片子的时候，我几乎找不到我平静的神态和不流泪的镜头。而在现场，我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回来以后，摄像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和我的同事说：“我拍摄敬大姐采访一位烈士遗孀，两个人一块哭，我都分不清谁是烈士遗孀了。”摄像这句话指出了我的一种错位。作为一个很理智的、很有职业感的记者，不管在任何一个现场、任何一个复杂的场景下，都应该有把握能力，而我当时，恰恰就失去了把握的能力，甚至有些失控。
   可能每一个播音员、主持人、记者都有这种遭遇尴尬的场面，这个场面可能是偶然的、一时的，你琢磨它，却会琢磨很久，如果真能在尴尬场面里琢磨出点儿什么，也就算没白遭遇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