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前的这个时期，各路新旧豪杰在历史的大空间中急促地登场，短短的几十年中，中国“国家社会之巨变”浓缩了太多人物的变迁。

　　奇怪的是，虽然这段历史距今只近百年，却很容易被忽略，或许因为其本身复杂，或许是我们的时代不愿承受这种复杂。傅国涌先生居于民间，运思求索于国内近代史主流之外，查考各种资料，写出了一本有趣好看的书《主角与配角》。书中谈论了民国初年康有为、

　　作者用两种政治语境比喻近代政治人物分类的争执：“剧本之争”与“角色之争”。何谓“剧本之争”？主要指政治人物的政治取向不同，比如孙中山是要革命共和，而康有为是要改良保皇，水火不容也。何谓“角色之争”？是指谁做主角与配角的问题，主角是指舞台上处于中心地位的人物角色，配角是指演次要角色的人，也比喻做辅助工作的人，但前提是，要在同一剧本之内才有“角色”问题。比如孙中山与黄兴，虽然大体是同一路人，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各有打算，黄兴总是甘当“配角”，把孙中山推做“主角”。

　　该书由七篇独立的文章组成，我冒昧地按照我的阅读感觉分一下类别，其中涉及“剧本之争”的是“康有为与孙中山：谁是主角？”、“袁世凯：传统型主角的近世标本”、“梁启超：进退之间的角色尴尬”，涉及角色问题的是“黄兴与孙中山：配角与主角的最佳模式”、“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陈其美：革命‘正统之争’”，涉及到另外的主题的是“健全角色与人格问题”、“宋教仁：健全的角色意识”、“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文中各种类型的叙述是交叉进行的，并不是说以“剧本之争”为主的就不涉及“角色之争”。健全角色与人格问题，涉及到了作者的价值取向，贯穿于全书。“主角意识”背后如果没有为公之心，则成为独夫民贼：“配角意识”之后如没有大智大勇，则为自矜功成的悲剧英雄。什么是好的人格，配角、主角与人格是什么关系？从作者对宋教仁与蔡锷生死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点端倪来。

　　作者明示宋教仁有一种“健全的角色意识”，宋教仁在政治舞台上“当仁不让”的精神可算是一种中国政治史上千年不遇的新东西，我们可以看书中宋教仁的一段话：“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也许是有中国士大夫一脉传承的退隐意识，所以当时的人们争相做出舍弃权力地位的举动，欲在肇始时为新国家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气象，以开出民主共和之花，结果却事与愿违，如果多一点宋教仁式的“当仁不让”之心，历史将会如何？能感觉到作者有一种追求，欲从历史的配角里去寻找中华民族百年巨变中的理想人格。在书的最后，作者谈起了蔡锷，蔡锷在反袁起事时曾与老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齐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齐引退，决不在朝。”这种在权力面前要“功成身退”做配角，而在历史大是大非中“当仁不让”的做主角的品格，我想或许正是作者要寻找的东西吧。

　　但我想提醒读者，傅国涌提出“主角配角”之说，并不是要提出一种“人格决定论”之类的东西，仅仅是一种描述历史的方便法门。“主角配角”的人格史观提供了对历史一种新的观照方式，以此重看历史，为观史提供了新的乐趣。但也正因为如此，该书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为了说明问题，作者将史料全部重新包装在人格说之下，但仅用主角与配角之说，似乎难以驾驭复杂的民国初年历史的大变革。况且，用“主角配角之说”解读人物性格还不够深入，在书里，作者似乎急于建立人格说，而忽略了这一点。

　　读者或者可以放长眼光，用更丰富的心理学洞见与人物材料从更深的历史时间里去寻找自己想寻找的东西。(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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