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爱情故事时，我们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东西会阻止他们？”因为爱情故事中的故事到底在哪儿？两人见面，恋爱结婚，养家糊口，互相扶持，直到终老……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更令人乏味？所以，两年多年以来，从希腊戏剧家米南德开始，所有的作家都用“姑娘的父母”来回答上述问题。连鲁迅的《伤逝》也未完全逸出这一模式——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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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浪漫年代。浪漫爱情的观念统领这流行音乐、言情小说、爱情电影、广告和整个东西方文化。几十年以来，汽车、电话以及其他一千种解放因素已经给予了年轻的恋人们越来越多的自由来摆脱父母的控制。与此同时，由于与日俱增的婚外恋、离婚和再婚，父母们也将浪漫之情从青春冲动拓展为终身的追求。自古以来的情形总是年轻人不听从父母，但如今，如果一部小说中父母反对而青少年情侣居然唯命是从，那么读者则会丢掉小说耻笑不已。所以，姑娘的父母这一常规就像包办婚姻一样已经从画面中淡出，才思敏锐的言情作家发掘出了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惊叹不已的反对爱情的力量。
本世纪初开始的那种对浪漫之情的狂热追求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蜕变为深深的忧郁，给爱情带来一种阴暗的怀疑主义态度。《美丽的南方》里的莫尼用自行服药堕胎、精神疯狂和蓄意谋杀的低落结局恰当地回应了这一现实，她孤单并缺乏安全感，她自我成长无人真正走入她的内心，包括那个陪伴她在美丽的南方的模范男友，也只懂得关注她的身体，而她孤独的心灵却无人开启，并遭受她默默深爱之人的漠视，她真的就像一朵小金花在风里摇啊摇……甘薇的写作是紧扣时代脉搏的，除此，还有《爱杀》、《隐形》等，这些小说无一例外地表明21世纪我们独醒独醉的孤单和对爱情的悲观绝望：人们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永恒爱情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是没有希望的。
甘薇讲故事的手法很自由。与之相对立的应该是那些擅长(更确切地说是只会)讲述刻板故事的作家们的行文风格。刻板故事的作者永远没有意识到，生活事实是中性的。试图把所有事件都包罗在故事内的最脆弱的借口是：“可是这确实发生过。”任何事都会发生；任何可以想象的事都会发生。实际上，不可想象的事也会发生。但故事并不是实际中的生活。纯粹罗列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决不可能将我们导向生活的真谛。实际发生的事件只是事实，而不是真理。真理是我们对实际发生的事件进行的思考。
小说美学是表达活生生的故事内容的手段，其本身却不能成为目的。
所以甘薇是聪明的，在她的作品里没有陈旧的格式化小说套路，没有荒唐的所谓畅销小说模式，没有新书上架中那些我们早已不忍卒读的陈词滥调、悲情、颓废，以及已然成为发笑酵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或是中年妇女的幽怨和无病呻吟。而是自由、流畅、清澈的叙述，像童话世界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异域之风。她合理地利用想象，带给读者一个悬浮在真实生活之上的灵动空间，她的《想象之岛》、《想象之戏》、都是想象之痛，皆如一个残忍的微笑，一个美丽的幽灵潜入内心而又悄无声息，不露声色。一种不自觉的写作中的诚实以及个人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更新并完善了陈旧的艺术形式。
一个写小说的人即是一个生活诗人，一个艺术家，将日常生活、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梦想和现实转化为一首诗，一首以事件而不是以语言为韵律的诗。甘薇是无疑是一位另类而出色的歌者，她自然流淌的文字，像一首首纯净的古典吉他独奏曲。“她说到了春天，我就会来看你——你家楼下的杜鹃花一定红红白白地开了，春天的湿润天气最适合画水彩画。”用音乐一般灵动清澈的语言创造性地将所看所想转化为一种更具表现力的更好的形式，生动地描述世界并捕捉人性的声音。将生活本身创造性地转化为更有力度、更加明确、更富意味的体验。它搜寻出我们日常时光的内在特质，将其重新构建成一个使生活更加丰富的故事。如此精心而富有创建地将经典形式揉碎和弯曲，我如此理解甘薇小说中潜藏在小情节中的内心生活，如此乐于接受其间那反情节的冷酷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