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巴金闭口不提他最喜欢的《爱情的三部曲》，他有意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对此我一直觉得奇怪。 
　　陈思和说，他1977年上大学时就开始研究巴金。当时，他的同班同学就是巴金的儿子李小棠，李小棠也是作家，用的笔名叫李晓，小说写得很棒，好多读者都不知道李晓跟巴金的关系。陈思和回忆说第一次见到巴金是在1980年，巴金76岁，身体看上去还没有显出过分的老态，只是一头银发，从楼上走下来时脚步有些滞重。他还有些感冒，稍坐了一会儿，就有医生上门来给他打针。但他兴致很好，打完针又聊了一个小时左右。那天是他和同学李辉一起去武康路的巴金府上的，那是他第一次走进带花园的洋房，也是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一位著名作家。 
　　陈思和说：“巴金看上去很矮小，比现在胖，他很随和。” 
　　“我觉得巴金的思想和创作很长时间都被学术界作了庸俗化的评价，真正的内涵反而被遮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希望看到对巴金思想与创作有新的、更符合他本人状况的阐释和评价。如果你的研究不符合他本人的实际状况，那就离巴金越来越远。”陈思和说。 
　　最近面世的《巴金图传》是陈思和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的简写本。《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以“人格的发展”为线索勾勒巴金前半生人格形成、发展及高扬的历程，凸显出经过“五四＂风雨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风云变幻的背景下，探寻真理、寻找道路的艰难历程。十多年前出版的这本传记，是众多巴金传记中最具个性和学术特点的一种，在当年出版时就获得好评。这次的简写本，既保留了原作的基本框架和学术思路，又明确了读者对象，做了新的调整。原作是一本学术传记，而《巴金图传》则为让大众接近巴金、阅读巴金，为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和作家普及化的目的而编写，因此更注重文字的朴实、简易，并将巴金的后半生经历补充进来，延伸了原作的学术思路。陈思和在这本书的序中阐释了“巴金的意义”。在序中，他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和同学李辉率先发表文章，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主要来自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的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它是“文革”后第一次对无政府主义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陈思和说，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巴金时也谈到了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当我表示对当时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文革”时期“打砸抢”来理解的不满时，巴金有点激愤地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时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现在说不清楚。”我当时很注意巴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所以连他说那段话时做的动作，还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时，他始终是表示这个态度：有些问题还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触摸。陈思和一点点地接近着巴金：“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巴金先生晚年写过许多创作回忆录，惟独闭口不提他最喜欢的《爱情的三部曲》，这部作品是根据他当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事迹来创作的，他有意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对此我一直觉得奇怪。直到他写《随想录》的最后几篇文章时，才涉及到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叶非英等朋友，并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赞扬他们，那就是‘理想主义者＇。我马上意识到巴金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用现在被接受的语言来介绍他当年的信仰，才保持了那么久的沉默。果然，继《随想录》以后，他连续写了怀念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收在《再思录》里。如果不是后来健康恶化阻止了他的写作的话，我想巴金先生会进一步写出他对自己信仰的许多真实看法。”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专门列了一节评价《随想录》，标题为“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 。 
　　“90岁那年，巴金先生出版了《再思录》，这是他继《随想录》以后的又一本思想随笔集。他曾在‘文革＇后用8年时间写了5卷本的《随想录》，接着又花了8年时间，写出的只是这薄薄的一本《再思录》。这足以说明他晚年病中写作的艰难，同时也让人觉得更加珍贵。这本书是由我主编的《火凤凰文库》推出的，那时候巴金先生因校阅他的译文全集，劳累过度造成压缩性骨折，万分痛苦地躺在医院里，甚至想求‘安乐死＇。我编完书稿后发现它前无序后无跋，这样子印出来会不太好看，我有心想请巴金先生新写一篇序文，放在书的前面，但看他病得如此痛苦，不忍开口，便找他女儿李小林商量，能否选一篇旧作作为代序。谁知第二天小林就来电话，说巴金先生知道我的要求后，当场就口述了一篇短文，请小林笔录。那篇序不长，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对人生的热爱，文中还引用了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话：‘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似乎很难想像这就是一个在病痛折磨下的90岁老人的精神状态。更让人惊异的是，小林怕父亲记忆有误，回家找出柴氏原话核对一遍，发现除了将中译文的‘如果＇误记为＇假若＇，几乎与原话一字不差。”陈思和说。 
　　20世纪90年代初商品大潮冲击文化市场，许多出版社借口赔钱，不愿出版学术性著作。于是陈思和与几位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合作，用自集资金的方法推出系列丛书，为的是在社会转型期间争得一个知识分子自己的学术空间。这个想法最初就是从巴金先生上世纪30年代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的理想和实践中获得启发的。当时他们先策划了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以出版青年学者的文学评论集为主，巴金先生不但用他当年编丛书的成功经验鼓励他们，还欣然为“火凤凰”题字。他的手抖得厉害，写字的时候只能用笔架在右手虎口上，让手慢慢地在纸上移动，极为困难，所以他一般谢绝题字，为此还经常得罪老朋友，这次他却一笔一画地为“火凤凰”写了好几幅字，有横有竖，供陈思和他们备用。陈思和选了其中一幅印在丛书的扉页上。在一个新书订货会上，人们看到有巴金先生的亲笔题字，都纷纷订购，原先这套丛书只印了3000册，结果征订数却达到5000多册，后来几年中也一直很畅销。这种情况在海外可能很难想像，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大陆文化界，以巴金先生的声望足可以倡导出一种读书的社会风气。　 
　　陈思和回忆说：“1995年4月，《再思录》出版后，我把样书送到巴金先生住的医院里。巴金先生特别高兴，他从病床上坐起来，用手抚摸着新书的封面，很有信心地说：‘我还会写下去，再写一本《三思录》。＇对老人的话，我是一直有所期待，但以后几年里，巴金先生身体更差，几乎一直在医院和疗养中安度晚年，很少再看到他发表新作。” 
　　《随想录》、《再思录》被誉为是讲真话的大书，它们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陈思和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中，专门列了一节评价《随想录》，他用“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9个字作为标题。陈思和说，巴金先生把“说真话”当成维护良知与操守的武器、衡量自己人格标准的最后底线。与某些人士暧昧的态度相比，这是巴老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 
　　陈思和以巴金为榜样，更多地关心未名作者，特别是边缘化写作者。从来自底层生活的青年作者中发现好的作品。 
　　陈思和现在兼任《上海文学》主编，他以巴金为榜样，更多地关心未名作者，特别是边缘化写作者。他在给读者的信中说要“从来自底层生活的青年作者中发现好的作品，鼓励饱含着生活信息和散发出生活土壤芳香（不是指农村题材）的作品，文学的疲软颓靡非一日之积，需要有比较硬朗开阔的文学风气来吹拂。”这些言辞恳切的话，让人联想到巴金对文学爱好者的关怀。 
　　陈思和说，巴金不仅仅是作家，他还是出色的编辑家，编辑出版活动贯穿了他一生。从1934年参与创办《文学季刊》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到1957年与靳以一起创刊的《收获》，巴金以绝不惟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当年，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一大批作家的代表作，都是由巴金亲手编辑和出版的。上世纪80年代初，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 
　　作家从维熙在谈到自己的处女作《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时，有一段深情的回忆：“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返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未知数Ｘ。＂ 
　　好多媒体都透露，1999年春节前，巴金老人因病不得不做气管插管手术。他先是坚决不愿意，经解释后被迫同意了。他沉重地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指他周围的人们）活着。”并且他曾经多次引用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里的名言：“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这一切都无愧于巴金老人作为我国新旧世纪之交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也是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旗帜。 
　　陈思和坦言之所以受聘出任刊物的主编，首先是对《上海文学》20多年坚持纯文学道路的钦佩，其次是源于对把一生献给文学的已故前任主编周介人的怀念。在先前和网友进行的交流中，他透露了一些办刊的想法。首先是《上海文学》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合作，建立起一个以上海一批年轻的评论家、教授为主体的编辑委员会，让杂志与广大青年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大学生中发现作者，团结读者。他强调，一定像巴金一样，给文学作者搭建一个好的平台。 
　　陈思和：１９５４年１月生于上海，原籍广东番禺。１９８２年１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