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我国战国时代后期最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究竟归儒，归法，至今尚有争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着手对他的思想体系进行新的研究。经研究，我们发现他的思想体系存在三方面的悖论，

第一、 人性论中的悖谬：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始终把道德理性看作是人固有的、内在使儒家的思想体系失去道义的基础？由于荀子在理论上的跳跃太大了，结果不仅的、普遍的一种精神力量，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荀子自称是儒家学派的正宗传人，但他却提出了与传统儒家“性善论”完全相背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以此为起点，首先他逻辑的导出“人之生固小人”这一令后世瞠目结舌的结论。这种“小人”的普遍品格是“言无常信，行无常真，唯利所在，无所不倾”的反道德人，并且强调人类天生如此，无待然而然，“禹桀之所同”。一句话，荀子把传统的儒家道德人性论来了个底朝上的翻转，将“善”彻底逐出人性之外，使人这个万物之灵成了“恶”的化身。这样，荀子就必然会遇到一个难解的理论死点：一方面如果你坚持儒家的立场，你就必须给予“善”一个肯定的地位；一方面你既然认定“恶”是人的本性，你就无法在人的内心世界给予“善”一个肯定的地位。荀子为了逃逸这一理论上的死点，保住自己的儒家立场，认识到还必须把“善”呼唤回来。但这么做时，他又遇到了理论上的第二个死点，即怎样让“善”回到被“恶”占据着的“小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当时的人们就质疑说：“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荀子的答复是：“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这就是说，“圣人”是一种特殊的“小人”，他们有一种别于常人的“化性起伪”的功能，是这种功能把“善”重新唤会人们的精神世界。然而在这里，荀子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同样是性恶的“小人”，“圣人为什么会具有这种特异功能？他的答复是”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这简直是在说“圣人”为“善”的动机是出自私利和私欲，可是出自私私欲而为善的行为究竟属于什么行为呢？我们说这只能是伪善，而为善仍然是恶！荀子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但为了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建立他的思想大厦，他就顾不上这些了，。既然只有“圣人”有，而绝大多数纭纭众生没有“化性起伪”的特异功能，那么“化性起伪”，改造人性的伟大工作就只有由“圣人”去承担了，而大多数人也就只好被迫接受这种强制性的改造工作了。我们只想问，用“恶”的手段去强制人们达到“善”，是否会造成目的与手段的悖谬？是否会使他在人性论方面，而且在他的理论的其他方面都无法挽回地陷入到悖论中而不能自拔。

第二、 价值论中的断裂：“仁义”是儒家学派价值体系的核心。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学派认为，“仁义”是人的终极价值追求，但却是一种“为仁由己”的自觉的追求，是一种道德自律，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在强迫。但是荀子面对着战国末期社会深刻的变化，看到孔、孟所始终坚持的“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根本无法实现对现实的改造，现实显然是在“恶”地推动下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运动着。为了使儒家学派不至于为时代的运动所抛弃，荀子决定将原始儒家的“仁义论”改造成他的“礼义论”。他认为既然“人性恶”，现实中的人们就无法通过“仁义”之类的道德自觉去制止“争夺相杀”的无政府状态，所以急需一种超越道德之上、不可抗拒的外在社会力量，强制建立起一种人们彼此认同的社会秩序，基于这一认识，荀子才想到传统思想武库中具有外在强制性的“礼”，用它去重新划分人的“尊卑贵贱”建立新秩序。问题是一个与人的本质相对立的外在强制力量，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它可能是政治强权、法律强迫、经济制约、军事暴力，但却决不是建立在人的良知和自律基础上的道德规范，那么荀子的“礼”还能留在儒家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吗？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也就是说，对于孔子来讲，“礼”与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应是一致的，可荀子却认为“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由于他将“人性恶”作为礼义的前提条件，这就使“礼义”由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外在的社会强制手段，使“礼”与“仁”处于对立的两极。走到这一步，荀子不得不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彻底抛弃儒家的立场，将“礼”变成“法”；要么使“礼”回归到“仁”。可是荀子即没有选择前者，又没有选择后者而是在理论上铤而走险，走了一次折中主义的钢丝绳，他仍然以儒家学派的真正传人自居，大谈“仁义”的重要性，宏扬“仁者爱人”，另一方面则倡导“隆礼”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他的价值论中“仁”、“礼”并重的二元论，以及道德价值取向与反道德价值取向的大断裂。

第三、 政治论中的冲突：人性论和价值论中的悖谬必然要在荀子的政治论中反映出来，一方面他为了迎合时代的需要勇敢地冲破传统儒家“仁政”、“德治”的旧藩篱；一方面却又不想与原始儒家那种乌托邦色彩极浓的政治学说决裂，结果势必造成荀子思想体系内新旧政治原则的尖锐对立与冲突。首先是“人治”与“法治”的矛盾。原始儒家主张“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治”政治论。荀子完全继承了这种“人治”政治论，也宣扬“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把医治“乱世”的希望寄托在“圣王”、“名君”的身上。但冷酷的实现又使他深感到“人治”的无能为力，故而又抛开“人治”，求助于以外在强制为基础的“法治”，力主“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的重刑主义。其次，以“尊君爱民”为内容的开明君主政治和以“尊君抑民”为内容的集权君主政治的矛盾。战国纷争如何结束？天下统一之后应该推行哪种政治模式？面对这样的问题，荀子并没有放弃自孔子以来的“尊君爱民”的政治理想，类似的说教在他的论著中可以是是俯拾皆是因为以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开明君主专制主张乃是传统儒学中最有魅力之处。但荀子由于看到从春秋到战国，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中国的政治正由传统的分权制不可避免地向集权制过度，为了促进这一历史进程的实现，他自然而然地在其政治论当中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到代表国家意志的君王身上，他强调“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把君主看作是正本清源的唯一的政治力量，从而把原始儒家的“民贵君轻”颠倒为“君贵民轻”。不仅如此，为了强化君权，他又制造了一个“绝对圣王”的政治神话，把“化性起伪”作为圣王独占的专利，让这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万王之王用铁碗去收拾眼前这破碎的旧山河。为此他坚决反对儒家的“尧舜禅让”；坚决主张“庶人隐窜，莫敢仰视，居如大神，动如天帝”这样的独裁君主。尽管荀子也为他的“圣王”尽量涂上一层“隆礼”、“爱民”的油彩，可一旦他理想中的“绝对圣王”君临人间，那么他还会以“与民同乐”的面孔出现吗？他还允许儒家的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存在吗？不久，秦始皇的横空出世实现了荀子的“绝对圣王”的理想，但这位“绝对圣王”却无情的毁灭了荀子的儒家信仰。

荀子的思想体系为什么会存在多方面的悖论？其实，这正是他所出的那个时代客观存在的悖论在他的理论上的反映。战国时代，社会内部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等矛盾冲突此起彼伏，空前激烈，使人们很难把握时代潮流的走向。荀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决心对儒家的思想体系进行一番改造，以便为时代变革提供一个可行性方案。事实证明，他的理性思考并非徒然，他的学生李斯和韩非在天下统一的最后时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但作为一个儒者，他还不想像他的学生走得那么远，因为他始终不愿意承认人类这样的悲剧命运，即人类在历史上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不得不付出无比沉重的道德代价。所以只好在理论中的悖论中痛苦地彷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