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代伟人豪杰辈出。泛黄的史册并没能掩盖掉智者的光芒。从晋朝走出来的陶渊明向来都是我国最受推崇的历史人物之一。作为诗人，他的诗作有其自身独特的为后人所无法企及的艺术魅力；作为一种人格楷模，他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他以他的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构筑起来的一个崭新的审美境界，无论在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还是审美理想诸方面都对后世文人阶层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贯穿陶渊明思想体系的两大文化源头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本文将试从这两个文化源头浅析陶渊明的性格。
高洁旷达，灵智早悟。这是陶渊明性格的一大特点。当然，这一性格特点的形成有其自身的促成因素和演变轨迹。
作为没落封建官僚主义家庭的后代，陶渊明自小就接受了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青壮年时期他尊奉孔子“进德修业”的教诲，积极入世，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拟古》诗“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正是借少年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此外，虽然家道没落，陶渊明并不自以为是寒门，相反他对祖辈的公德是十分看重甚至有意标榜的。在《命子》诗中，他历数陶门先世的功德，远推至上古的陶唐氏，直至官至长沙公，“功遂辞归”，“临宠不忒”的曾祖陶侃，“寄迹风云”的父亲。这表明他正是从家族荣耀角度来考虑人生出处的问题的。但是，东晋末年以来社会一直处于黑暗之中，统治者争权夺利，你砍我杀，不顾国土沦丧，民生疾苦；官场中嫉贤妒能，贪婪成风；士大夫浮华竟奔，廉耻扫地。陶渊明要实现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但陶渊明还是有几次出仕又几次辞官，直至辞彭泽令才与仕途最后决裂的经历。虽然他在诗作中称出仕乃是出于物质生活需要，但由此仍可见他有实现政治抱负的向往，有以自己的人格和道德改造社会安定的自信，他的性格中也不乏天真，倔执的一面。可以说，出仕与归田中陶渊明的心情是痛苦的，一方面是强烈的政治理想，一方面是保全人格，决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最终，他思想中“立身行己有严正”的思想还是占了上风。高洁旷达还是他性格的主流。
当然，陶渊明高洁早悟的形成并非单纯由儒家文化所决定。魏晋以来玄学盛行，受祖先高旷性格影响，他很容易接受道家思想，又长期生活在宁静的田园环境中，养成了“爱好闲静，不慕荣利”的性情。自然赋予人一种率真的豁达，一种任性而性的真胸怀，一种超然物外的真勇气，在吸引人的同时它又包容人，给人以精神上的真归宿。可以说，以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道家思想同“修身”的儒家思想相辅相成地形成了陶渊明高洁旷达的性格，也促成了他的灵智早悟、真正归隐。
闲适自得，淡泊超然。这是陶渊明性格的另一大特点，与他独特的生活方式有关，更同样与儒、道思想有关。
归隐之后，陶渊明躬耕自资，息绝交游，期待以“固穷节”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并力求在这种“固穷”中营造、寻求闲适自得。“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亲戚之爱与琴书之趣成为陶渊明人生快乐的两大来源。“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他把血亲之爱推及邻居、乡人、朋友、甚至奴仆，把儒家的“仁”、“善”发展为对建立人与人之间和睦、亲善关系的追求并身体力行地实现着他这方面的情感追求。有“稚子候门，童仆欢迎”的家庭，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文友；有“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的邻居；有“披草共往来”，“但道桑麻长”的乡人，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欢悦；有“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的忘忧。正是这种情感上的满足，使得陶渊明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能保持闲适自得、恬淡平和的心境。
能够在简朴平淡的田园生活中，寻求超然心远的诗意境界，领悟返朴归真的意趣，又能以孔子“固穷”的节操和贫士的典范作为道德完善、内心自得的依据，这种名士风度是独特的，是在看贯了乱与篡，厌倦了功与名后的超智。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个体修养境界，一个知识丰盈、情趣浪漫、意绪自得、可与功名利禄相抗衡的精神世界。更是老庄思想中“顺应自然”、“无限”、“法天贵真”在现实世界的真实凸现。把奥妙高深的玄理外化为可实践的，可为后人所仿效的简单平淡生活上，并于这种自我营造的意趣中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自我意识的实现，这于陶渊明是第一人，更足见其智与韧。受玄风影响，高谈玄理、以“穷”为德、以“归隐”为雅一直只晋末士大夫阶层的风尚，但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俗雅，无法真正抛弃富贵繁华，陶渊明之于他们更多了很多为后人称道的自身体现出来的气概，那是一种坚韧的意志，一种崇高的精神。
任何自成体系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正如让文化之间真正挈合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徒然一样，文化之间的碰撞是一种必然。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虽然在中国文化史上陶渊明很好地把儒道文化统一于心灵，但依然无法避免这两种文化的碰撞带给他的影响。这表现在他对生死、穷达等人生问题的困惑上，而正是这种外在的困惑折射出他性格的最复杂矛盾的一面，即清醒地彷徨着、徘徊地理智着。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感时伤叹历来是文人咏吟之题，陶渊明自不例外。归隐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那种“感吾生之行休”的意识更加强烈了，回忆“少壮时”总不免心有所憾所叹。他既珍惜自我营造的每一个闲适自得片段，又不免思考“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因此对于生死他就有了自己的困惑与最终的独见。“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运生会归尽”，死是必然那么儒家追求声名的不朽就也是一种徒然了，“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可以说，在对待生死问题上陶渊明更倾向于道家，闲适自得、任性使行正是他采取的道家式达观。
但是，虽然以死的必然来否定荣辱，陶渊明并没有放弃“立善”、“修业”、“固穷节”的追求。他写《感时不遇赋》抒发生不逢时、贤者不遇的悲愤，表达对现实的绝望与抗议，他怀疑自己“立善”、“固穷”的实际意义，达者依然富贵，穷者依然潦倒，陶渊明对人世、对天道是质疑的。他虽归隐却依然“结庐人境”，他闲适却依然激动，他思考却依然困惑，可以说，陶渊明是既醒着又是醉着的。道家给了他解脱的方向，儒家给了他解脱的方式，揣着沉醉的心，陶渊明独醒地走过自我肯定的一生。
高洁旷答，闲适自得，困惑矛盾，这三个方面虽不足以概括陶渊明性格的全部却是走近陶渊明的结果。作为一名尤以归隐闻世的诗人、名士，陶渊明同时又是一个凡人，他不是完人。他独特的生活方式、处世思想既有可赞性又有可弃性，但从时代从中华民族整个文化心理背景来看，陶渊明仍是一位智者！收起苛刻的目光，且让我们写下：智者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