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运》中庄子就说“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他所一口咬定的就是要彻底地遗世，脱俗。
　　然而又是他在《大宗师》中说“古之真人，不逆謇，不雄成，不谋士”。凡事还是随大流的好，随世俗的好。
　　这是一把打开人性的好钥匙。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庄子就是这样以表面上的被动与随俗，用来维护内心的精神的傲岸与独立。在保护了自我的人格和精神的独立与高贵的同时，又以一种行动状态产生了对世俗的绝对的嘲讽。那是对人性的避不得已的嘲讽。原来放眼世人皆碌碌，但一旦深入，却又可以发现原来并非那般的浅薄。当中隐藏了大智慧与大超然。但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其实是当时的国家与学者的关系不明确。没有中心与主流的哲学诞生，然而基本的社会常识已经养成，那就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在当时的世界上要健康的思维和生存，就必须韬光养晦和城府极深。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够应付变化无穷的社会现实和战争与政治。这样的文学当中所承载的哲学思想的历史，也就必然是一部个人和群体关系的处理史。
　　言辞里更加明显的是退一步的海阔天空，而不是孔子的一味的入世，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如果后者代表着哲学的承担和直接的面对，那么前者就意味着哲学的放弃和彻底的怀疑与失望。我对于现实实在是看得太透彻了的。而事实也的确是那是一个哲学上丰富光彩的年代，但与政治却是微妙的若即若离。政治是永远排斥多派别和虚无的。尤其是人民在信奉君王上的虚无。后世的运用无非是要求人民对生活苦难的忍受所学习的老庄。如此而已。
 
　　二
　 《庄子》当中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这的确是一种异常莫大的悲哀。我们的生涯是这样的情况，一开始生就意味着必然的死。人类面对宇宙规律永恒的达摩克利斯剑明晃晃地悬挂在头顶，除了完全的绝望和悲哀，就是透彻的领悟和感叹。生的概念包含死的因素。在生也是在死。我们的产生是对死亡隔着几十个春秋的遥望和预约。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里面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概述：有限的事物的这样的有，乃是以消灭的种子作为它们的内在之有。它们的生时，就是它们的死时。二者就是一致的双子星座。
　　彼物之死，无非它物之生。
　　于是我们的后世庄子的崇拜者和追随着俨然湛破了红尘生死，鼓且高歌。一切都无所谓了，庄先生就以为人间烟火终归另外寻找归属。什么“千年铁门槛”还不是一个微小而荒凉的“土馒头”，什么黄金印，什么富贵陵墓，什么天上宫阙。我庄子一只乌龟一般快乐地爬在烂泥塘里其实比谁都幸福。
　　而千年之后，居然有人还会唱着一首《好了歌》飘然而去，而那个悼红轩里的糟老头大口地称赞“文章还是庄子的好”的时候，是借一个尼姑的锦绣之口道出。
 
　　三
　　《秋水》里那个关于鱼的故事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
　　我时常想起钱钟书先生的一篇文章。就是《论快乐》（《写在人生边上》）中说“穆勒曾经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一头猪’相比较。假使猪真的知道快乐，那和伟大的苏格拉底就毫无差别了。不过，猪是否快乐的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很容易满足得像猪。”
　　猪的快乐和思想着的人的痛苦就这样的矛盾，难道思想就是痛苦的？然而思想的人觉出了快乐。快乐可以是另外一种境界的事情。庄子知道不知道鱼的快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快乐也可以不是“痛苦”，更不是“快乐”。
　　在哲学幼稚的童年的狡辩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最初的哲学就已经开始了人类关于思想和生存的选择与探索。文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以丰富而完美的形式给她一件华丽的外衣。凭借着外衣的迷惑，把思想的精华千百年阐扬下来。就好象滕王阁是依附于一首瑰丽而美妙的传说被歌唱到今天。
　　今天的我们真正关心的还是思想和生存的永恒的矛盾与问题。选择人一样痛苦地思想还是猪一样快乐的存在？这比哈姆雷特的问题还要艰涩：因为生与死面临的是价值和利弊的考虑，而思想和生存面对的是人的尊严和道义。当大家都以猪的方式存在，势必意味着更加多的人要被影响，尤其是当它被权力所安排和肯定。但历史的文学又以这样的答案赋予我们感动和激情。探索者的道路虽然艰难，但内心的幸福和光辉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最终竟然把痛苦转化为精神侧面上的享受和追求，从而把文学由单纯的记录者改变为现实的鼓励者。文学历史上的流放者和逃亡者，以另类的文字和感情，记录了自己国家、人民、民主、民族和其他的衡量。把文学导引向高贵与尊严的思想。他们包括自己的生命的步履和痕迹等。文学从此把自己的花园演变为广场。从中国的机智而有趣的思辨，迈向阅读者个人的西方思想的结合的嬗变。庄子已经不是一个表面上幽默的堪为文学大师家伙，而是中外文学的内在文化的脉络各个走向的潜在意义。一个是内省到理智，一个是思想的游牧放逐到虚无的扭曲和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