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左思著名的《咏史》诗中的第二首。诗一开头就用比兴的手法，以涧底松来比喻怀才不遇的寒士，以山上苗来比喻凭借门阀世代卿相的士族，深刻地揭露了西晋社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畸形现象。对扼杀人材的门阀制度发出了愤慨的抗议。其态度之激烈、笔锋之尖锐，在整个西晋六朝都是不多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这一艺术形象打动了不少后世文人，南朝范云曾写过《咏寒松》诗，初唐王勃也写过《涧底寒松赋》来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可见左思《咏史》诗揭示的社会问题的广泛意义及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左思（约公元２５０—３０５年）字太冲，今山东淄博人。出生在一个社会地位卑微、世业儒学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左熹起于小吏，凭借才能擢授殿中侍御史。在父亲的激励下，左思勤奋致学，终至博学多才。但他貌丑口讷，不善交游，直到弱冠之年，仍闲居家中。他曾写过一篇《齐都赋》（全文已佚，尚存若干片断），接着又准备创作另一篇体制宏大、事类广博、被后人称为“五经鼓吹”的作品——《三都赋》。但他深为自己见识不广而苦恼。正好他的妹妹左棻因文才出众，被晋武帝选入后宫。公元２７２年前后，左思趁送妹之便移居洛阳。这就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条件。为了博览群书方志，他求为秘书郎；为了力求真实，又曾向到过蜀地的张载请教。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在公元２８０年灭吴前夕，《三都赋》终于问世了。一时间豪富人家竞相传写，以致洛阳为之纸贵。这当然是因为当时文坛重赋，而《三都赋》又写得文采富丽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包含了当时朝野上下关心瞩目的内容：进军东吴、统一全国。《三都赋》通过对蜀、吴、魏的描写，勾画了一幅三国鼎立的历史画面，并在《魏都赋》中热情地预言西晋将统一全国。显然《三都赋》表现了左思早年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左思的这种精神状态与西晋初期的国势很有关系。左思到洛阳之际，正值西晋被唐太宗赞为“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晋书·武帝纪》）的鼎盛时期，晋武帝正雄心勃勃地筹划着一统天下，朝政也比较稳定。这种比较振奋的国势无疑激发了左思建功立业的热情。而且左思之所以惨淡经营《三都赋》，也很可能受汉代司马相如、扬雄因赋而得官的启发，所以《三都赋》写成后，他恐不为时人所重，还请皇甫谧为之延誉。这些都表现了左思强烈的用世之心。

    左思早年的政治抱负和生活理想，更明确地反映在《咏史》诗中。在第一首中，他自认才华出众，不仅“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具有可与贾谊、司马相如并肩的文才，而且“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熟谙兵法，理所当然地企望在统一中国的征战中有所作为。他写道：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咏史》之一然而平吴之役并没有给左思“铅刀一割”的机会。二十多年来他一

    直在官场周旋，晋惠帝元康年间，他曾为权贵贾谧讲《汉书》，参予“二十四友”之游。但始终不得重用，官止秘书郎。

    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由于西晋统治者的腐朽，大统一带来的兴盛并没有维持多久。据史载，平吴之后晋武帝骄心滋起，“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种下了“八王之乱”的祸根。到晋惠帝后期，更是朝政日非。国势不振，左思建功立业的理想更无从实现。他写过一首《杂诗》：“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他不得不怀着壮志未酬的痛苦，坐视年华流逝。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封建门阀制度对人材的扼杀。左思生活的年代正是门阀制度日趋严密的时期。这时候，以血缘区别士庶的门阀理论虽尚未确立，但司马氏政权本身就是以士族统治为基础的，根本不可能阻止门阀制度的恶性发展。晋武帝本人的门阀观念也非常之重，甚至为他“北伐公孙，西拒诸葛”的将门世家感到羞愧，而用与名门士族结亲的手段来抬高皇族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下，没有门阀背景的人进仕之路的坎坷不平是可想而知的了。这一点，左思是有切身感受的。我们开首所举的《咏史》之二结尾句：“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正是左思本人备受压抑的一生的写照。在《咏史》之七中他借咏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等人，写道：

    英雄有屯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这沉雄凝炼的诗句，倾诉了他怀才不遇的愤慨。

    多年的官场生活也使左思对官场中的黑暗、权贵们的腐化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在《咏史》之五中，他表示自己不做“攀龙客”，而要“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态度坚决，情绪激昂，决没有通常“归隐”之作那种言不由衷的矫情和无可奈何的哀怨。他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醒悟，对峨峨高门里的王侯们投以极大的蔑视。他还赞美功成不受赏的鲁仲连、寂寞著书的扬雄，赞美荆轲“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的傲岸态度，宣称：

    贵者虽自贵，轻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咏史》之六

    这种处世态度和生活理想，包含着对门阀等级制度的大胆抗议。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左思虽然在现实生活的打击下，从早年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对黑暗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但是在现实中他又不可能找到一条更有意义的出路。他从一个雄心勃勃的志士转变为“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咏史》之八）的“达士”。元康末年，战乱蜂起，他退居洛阳宜春里，专意典籍。齐王冏召他为记室督，也辞疾不就。公元３０３年，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纵兵大掠洛阳，左思迁居冀州，数年后病卒。《咏史》诗第二首至第八首，真实地反映了左思后期的矛盾苦闷及其对生活的认识。

    关于《咏史》诗的写作年代，有人据“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句，推断第一首当作于平吴之前。至于这八首是否系一时之作，众说不一，因史料缺乏，难以论定。不过，这八首诗内容连贯，前呼后应，风格一致，完整地表现了作者一生的经历及思想转变，即使不是一时之作，写作时间也当相近。其中第四首赞扬寂寞著书的扬雄，似是他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的自我写照；第五首讲“被褐出阊阖”，阊阖指帝都，似为他迁居冀州张本。至于第一首中所写早年抱负，不妨看成是晚年追忆之作，不必拘泥于当时。疑《咏史》诗当是左思晚年（公元３００年之后）总结一生、回顾往事之作。

     刘勰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才略篇》）。虽然写《咏史》诗并不是左思首创，班固、王粲、曹植等都写过，但他们大都是一诗咏一事，在客观事实的复述中略见作者的意旨；而左思“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实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已意寓”（张玉谷《古诗赏析》），往往错综史实，连类引喻，“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沈德潜《古诗源》），古人史实在他的笔下成为直斥现实、直抒胸臆的素材。这是对《咏史》这一题材的创造性运用。梁代钟嵘《诗品》称其“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正因为左思在《咏史》诗中针砭现实、抒写胸臆，所以他的诗歌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这就使同时代的大量片面追求形式、内容贫乏的作品难以与之并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