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一中退休教师 包为业
最近，集中听了几十节语文课（从高一到高三），趁机也浏览了一下新大纲和新教材，精神为之一振：中学语文教学的春天已为期不远了！作为中学语文教学战线上的一员老兵，我感到十分欣慰！我认为：要用好新教材，首先必须更新理念。下面谈谈自己学习的体会。
我1956年参加工作就教中学语文，四十多年来，经历了中学语文教学的风风雨雨。其间虽然波澜起伏，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之初到文革结束。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突出政治。
建国之初，一切都学习“苏联老大哥”，有些课本完全照搬苏联的。语文教材则主要是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连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都被说成是“宣扬资产阶级情调”而遭批判。1955年，中学语文分为《文学》和《汉语》，绝大部分师生对那时的教材是深深怀念的。但随着57年的整风、反右和58年大跃进的狂热，中学语文教学便一下子跌入了深谷。语文教学从内容到方法完全都变成了空头的政治说教。记得当时，我除了教学生背诵“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红旗歌谣”外，还常常带领学生一边砸着刚从老百姓锅台上揭下来的锅，一边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和我一样“虔诚”地“改革”语文教学的大概不止我一个。1963年虽然进行了一次拨乱反正，但只有短短的三年，空前的浩劫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地方干脆把语文课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教育课”。中学语文教学和全国一样遭遇着空前的劫难。这个阶段时间长，影响大，危害也深。
第二阶段：从恢复高考到2000 年新大纲颁布。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工具性。
1977年恢复高考后，语文教学也开始拨乱反正，为语文教学注入了一些生机。课堂上，假、大、空、套的政治说教少了，语文课渐渐有点像语文课了。但随着“工具说”越来越主导着高考，因而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语文教学和考试中，出现了一些程式化的东西，纯技术性、操作性的训练仍越来越盛行，忽视了语文课在陶冶情操、激发灵感方面的作用，失去了语文课独特的魅力，有的甚至就成了文字游戏。教师教得迷茫被动，学生学得索然乏味。因而在社会上也引起不小的反响。语文教学几乎成了众矢之的。90年代后期，由《北京文学》引发的了一场语文教学的大讨论，更使语文教学又一次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有的专家甚至尖锐的批评语文教学“把庄严的教学变成了儿戏，而且把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承传化作了疯狂”（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孙绍振）。促使语文教学不得不再一次进行变革。
第三阶段： 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的颁布，标志着语文教学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现在的新大纲鉴于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中某些“纯工具性”的做法仍很盛行，明确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有意淡化了“工具性”，强调了“人文性”，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精神，使语文教育理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之所以罗索这些，决不是为了“忆苦思甜”，而是想强调一点：现在第一线的语文教师无不受“政治说”和“工具说”的影响，在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中无不带着这两种思想的深深的烙印。为了在使用新教材的时候，真正处理好这几方面的关系，真正把教学大纲的要求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去，我认为首要的是必须更新理念！从而相应地改变教法。
我想着重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
第一、 关于选材标准。
过去（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基本上都是“政治标准第一”，过分强调课文的思想教育功能，对文章本身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注意不够，这样就导致个别选文缺乏美感，或艺术价值不高，明显带有“左” 的痕迹。新大纲则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并重”，教材编写中有意淡化技术操作层面的训练，改变了某些纯工具性的做法，着眼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新教材特别注意选取那些文化内涵比较丰富、深厚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如钱钟书、朱自清、朱光潜、王力、吕叔湘、梁思成、杨振宁、宗白华、汪曾祺等著名学者的文章选进了教材。外国文章或文学作品，也突破了过去选文只注重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局限，注意多方位地介绍外国文学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比如，卡夫卡、海明威、乔治·桑等。在具体的编写上，强调对语言文学素养的积累、感悟和熏陶。而领袖著作和社论之类的文章，虽然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典范现代文”，但在现行教材中的比例已经微乎其微了。一些有着明显时代烙印、内容陈旧的“传统课文”（如“海市”、“土地”等）也悄然隐去了。即使鲁迅先生的某些作品（如把梁实秋先生骂得狗血喷头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也被删掉了。
编课本的人指导思想变了，我们使用课本的人的思想也得“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必须清除自己头脑中“极左”思想的流毒，客观地、有分寸地把握好教材的思想性。教材的内容只要是有益的（至少是无害的），而不一定非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要过多地介绍“时代背景”（应根据需要），不要生硬地、牵强附会地“上纲上线”，不要脱离实际地“拔高”作者当时的思想境界！避免假、大、空、套的政治说教，避免生拉硬扯地联系实际！当然，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特别是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可以而且应该是“见仁见智”，但教师在课堂上无需作过多的引申、发挥，更不能“削足适履”，把学生的思路硬拉进自己事先设计好的“圈套”！
当然，我绝不是反对在语文课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而且我一直认为语文教师对学生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教育应当是潜移默化的，应当是“润物细无声”的。
第二、 关于文言文。
在第一阶段的教材中，古典诗文很少；第二阶段虽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仍很小。而且，不时吹起一股股否定文言文的歪风。有人甚至“理直气壮”地说什么：现代人说的是现代话，写的是现代文，学文言文无用。他们极端形而上学地曲解了学习和应用的关系。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的顾之川 先生说：“我们认为，作为21世纪的高中生，要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语文素养，培养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就必须多读一些古代文学作品。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现代化，决不能抛开我们的优良传统。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检验，经过了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曾经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而且常读常新，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高中生多读古代作品，既可以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又能培养文学鉴赏能力，还有助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因此，新教材中古代文学作品约占43%。”
其实，学习文言文教学绝不是简单的、生吞活剥的过程，而是一个有机的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一个质的转化的过程。就好像牛吃的是草而挤出来的是奶，蚕吃的是桑叶而吐出来的是丝一样。试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泰斗们，哪个不是靠丰厚的古典文学的积淀才写出典范的现代文的！就连极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先生，也是在古典文学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至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更明确提出“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他身体力行，从青年时代到晚年读的大量的是古籍，但写出的却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
适应教材的变化，我认为在文言文的教学中要注意三点：
1、为了“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就需要对课文的字、词、句作必要的疏通。要求“字字落实”是不现实的，但不疏通字词就架空“分析”是绝对不可取的，这样的“分析”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让学生掌握了一点文言字、词、句的规律，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而才能独立地阅读浅易的文言文。
2、为了“培养文学鉴赏能力”，就不能简单地“肢解课文”，就必须从“工具”说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下文再阐述）
3、为了“有助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语文课“文化载体”的作用，让学生尽量吸收古今中外文化遗产丰富的营养。这也是我们通常说的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关于文学作品。
50年来，中学语文中的文学教育历经坎坷。50年代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文学教育曾被提到很重要的地位。60年代提出“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中学文学教育逐渐成为禁区。直到80年代，文学教育才又被重新提起。新教材所依据的大纲，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教材也相应加大了文学教育的分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占60%以上。改变在工具说指导下过分强调语言学知识教学与训练的倾向，淡化过多的分析和操作性技术性训练，增加了对文学作品诵读的要求，注重语文学习中的积累、感悟和熏陶。
在文学作品的教学中，我认为有几点特别要注意：
1、文学作品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有血有肉的有机整体，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把她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来感悟、欣赏，而不能把她看作一个“物”任意宰割，甚至“大卸八块”，然后贴上形形色色的标签。
2、不要用僵死的教条和思维的定势去束缚和限制学生的思维。文学鉴赏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精神活动。与教材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的书前“说明”是这样写的：“文学作品的鉴赏，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而具有某种未定性和模糊性。因此，课文鉴赏说明仅供教师备课时参考，并不是唯一的‘答案’。教师在教学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进行讲授。”学生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只要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表达出来又能自圆其说，就应该肯定。
未定点是现代鉴赏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未定点说体现了对读者理解力、创造力的尊重和鼓励。它在一定意义上道出了文学鉴赏的普遍规律。同一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眼光，不同时代的人的眼光更是千差万别。鲁迅先生就说过：一部《 红楼梦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我们还要看到另一个方面，即经典的个人性尺度，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明经典是很难定于一尊，达于一统的。其实，鲁迅对冯至的看法（认为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茅盾对《倪焕之》的评价（称《倪焕之》为“扛鼎”之作）；钟嵘《诗品》对陶渊明的定位（列陶诗为中品），等等，都属于个人性尺度，并不一定是客观、公正的。
3、不要“拔高”作者和作品的思想意义。如巴金先生的《灯光》，在结尾处有一句是“对着山那边微笑了。”直到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学语文课本还对“山那边”作注解：“指延安的灯光”。后来还是巴老自己实事求是地出来澄清：我当时还没那么高的觉悟。类似这样随心所欲地“拔高”作者和作品思想的情况，决不只这一例！
以上是自己学习新大纲、新教材的几点体会。为体现新大纲的精神用好新教材，下面再从操作方面简单谈谈自己的两点建议：
第一、 从宏观上把握整个语文教学的规律。
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是一个战略家，能够统观全局、驾驭全局。这就要求每个老师要认真地学习新修订的教学大纲，学习有关领导对新大纲的解读和说明。教学大纲，是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有关学科教学的指导性文件，是教师施教的重要凭借，也是编写和使用教材的总纲，也可以说是整个教学工作的法典。学习新修订的语文教学大纲，就可以明确整个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和任务以及每个阶段的目的要求和任务；在此基础上，再认真学习教科书前面的《说明》，了解每一阶段、每一年级、每一学期乃至每一单元、每一课书的目的、要求和重点。这样，在你脑海里就会形成一个纵横交织的网络，每一篇教材作为一个点都在整个网络中占一定的位置，承担一定的任务。这样，在教某一篇课文的时候，你就会心中有数：哪些是应该教的，哪些是暂时不应该教的；哪些是对前面知识的照应，哪些是为后面知识的铺垫。这样，就不至于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老师知道的、教材“涉及”的“一股脑”地堆给学生，“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其实，每一篇语文教材，都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如果什么都想“吃”，那就可能什么也“吃”不到！只有在战略上总揽了全局，才能是一个清醒的“指挥员”，你才能驾驭教材，进而驾驭课堂、驾驭学生，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会是一个被动的、糊里糊涂的“教书匠”！
第二、从微观上解读每篇课文的灵魂。
“语文课究竟教什么，学什么?”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教课文！学课文！因此，每一个语文教师都应当把备课的功夫用在研读课文上，把教课的重点放在解读课文上。应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料、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包括多媒体）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品位课文！绝不能在学生还没有充分理解课文的时候就架空的分析和说教！因为无论再好的资料也只是帮助我们学习的手段，而不是学习的目的。我的看法是：
1、课文是语文教学的切入点。语文是重要的文化载体，语文课所包含的丰富的语言知识、文学知识、文化知识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等等都是通过“课文”的白纸黑字来传达的，没有了课文，也就没有了一切！所以，语文教师就应该以课文为切入点逐步引导学生理解、感悟作者所要传达的各种信息。
2、课文也是语文教学的落脚点。学完语文课以后，学生记住和感动的应该是作品（课文），而不是教师的“分析”和学生自己的笔记。如果相反，那则是语文教学的悲哀。
3、课文也应是语文教学的转折点。叶圣陶老先生说过“课文无非是个例子”。语文教学就是通过这些例子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并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只有真正学好这些“例子”，才能实现升华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转折。否则，就只能是缘木求鱼。
以上粗浅想法仅供参考。
作者邮箱： baoweiye@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