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的愤怒和余杰抄袭的指纹 

 

　　近日，著名作家宗璞接受笔者采访时对余杰《漫画钱钟书》一文捏造事实，污蔑其父亲冯友兰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愤怒。而笔者调查发现，余杰的《漫画钱钟书》一文竟然是涉嫌剽窃之作。

　　这当真让人啼笑皆非了。

　　宗璞的愤怒是针对余杰发表在2002年第五期《粤海风》上的《漫画钱钟书》一文有关内容，该文云：

　　不过，宗璞以这种“儒林外史”的漫画笔法写钱钟书夫妇，也非完全出于公心。据说80年代有一桩公案：钱钟书访美时，大骂冯友兰人格卑鄙，“文革”中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川岛先生。冯是昔日西南联大国民党支部的负责人，当受到红卫兵质问的时候，冯为了转移视线，供出川岛乃是一名隐藏的“国民党党员”。最后，导致了川岛被迫害致死。对于钱钟书的揭露，宗璞哪会接受？乃前去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帮助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我想，按钱钟书的脾气，他说那样的话不足为怪，不过，他说的确实也是事实。但我以为，宗璞“救父心切”，出于私心而在小说中进行“报复”也并不可取。

　　严家炎《川岛“文革”中遭迫害一案的真相》（《粤海风》2003年第4期）说得很清楚了：

　　川岛在“文革”中确实受到多年迫害，但所谓冯友兰先生的揭发“导致了川岛被迫害致死”，或另有人谓“害死（其）妻小”，显然均属传闻，绝非余杰先生所谓的“确是事实”。

　　在2003年第四期《粤海风》上，发表了宗璞《迟到的话》云：

　　2002年第五期《粤海风》上刊载了《漫画钱钟书?》一文，文中有一段涉及冯友兰先生的文字，读后甚感惊异和遗憾。作者余杰在这段文字开始用了“据说”二字，所据何说不得而知，结尾却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事实”。把自己不知道的事说成是“事实”，这种做法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严家炎教授指出了余杰所言并非事实，并向他介绍了文革的情况。余杰在电话中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更正。但时间已逝去数月，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更正，可能余杰太忙。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来说明事实。

　　1、川岛先生因病于1981年逝世，距“文革”结束已经五年，何来“迫害致死”?

　　2、钱钟书1979年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据庄因报道（见台湾《联合报》副刊，1979年6月26日），钱在史丹佛大学一次座谈会上诋毁冯友兰先生，但并未说“迫害致死”这句话(这句话的发明者是孔庆茂，见《钱钟书传》22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10月版)，而是说“害死妻小”。当时川岛夫人尚在世（1990年病逝），何来“害死妻小”?没有事实根据的话，怎能说是“揭露”?

　　3、余文中提到所谓“为转移目标嫁祸他人”的说法也是不可思议。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斗争的严酷非过来人不能想象，谁有转移目标的本事?

　　发表意见是个人的权利，但不能不顾事实，任意伤害他人。无论对生者或是死者，都是一样。若是把“据说”当事实，这绝不是为文为人的道理。文革虽已过去多年，但其流毒仍在，诸如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等，依然侵蚀着现在的文风和学风，年轻人也不幸受到影响。幸而，我们也看到亲历文革的正直的人们，正在努力为后人留下真正的历史，令人起敬。

　　在“文革”这场荒诞梦中，其间的事理情由十分复杂，各人有各人的责任。严家炎先生《川岛“文革”中遭迫害一案的真相》一文，记述得很清楚。冯友兰将川岛先生一般国民党员的身份错记为区分部委员，给荒谬的文革更添了荒谬，对不起川岛先生。我现在代表冯友兰向川岛先生和他全家郑重道歉。愿川岛先生的在天之灵能不再受到骚扰，得到安息。愿那场将千万人置于鼎劐之中的荒诞历史成为永远不能返回的梦境。2003年5月

　　宗璞说没有看到这个“更正”，余杰多多少少就此事做了“更正”说明，在2003年3月4日，《天涯论坛》之“关天茶舍”贴出了余杰的《余杰关于种种“抄袭”指责的声明》（作者：我是余杰）有关内容如下：

　　（4）、网友孟公焯关于我的《漫画钱钟书》一文抄袭了他的文章的指责。我的文章在网络上和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的时候有所不同，乃是传统媒体的编辑将某些“敏感”之处删去了，这并不是奇怪的现象。大家再仔细对比我跟他的文章，我们谈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我主要是谈宗璞的小说，小说中的影射。我对孟先生观点的应用，均注明了“论者所云”、“后人说”等，只是没有明确地标明作者的姓名。虽然这样有点不严谨，但我并不认为是抄袭。关于冯友兰加害川岛先生的公案，既然孟先生是我北大的师兄，应该知道近二十年来北大早有多种说法，这已然是北大的“掌故”，怎么能够大言说这是你的专利呢？而且，我的文章发表之后，严家炎先生和宗璞女士都告诉我或托人转告我，此传说存在着若干不实之处，如川岛先生并没有死于文革之中，而是一直活到1981年；如冯的招供并不是有意害川岛等。因此，我在将此文收入文集时已经将此段落删去。

　　但此声明并非为自己捏造事实污蔑宗璞而更正，而是为了自己被孟公绰指控为抄袭而辩护。

　　此时冯友兰之女、著名作家宗璞的丈夫蔡先生正得重症住院，而宗璞本人也是疾病缠身，双目渐趋失明。此文发表后许多人对余杰“柿子捡软的捏”的行为嗤之以鼻。但我认为，余杰虽然有一贯“柿子捡软的捏”的行为，但此时捏造事实目的并不是有意伤害宗璞等人，而是证明他的文章有“独创”的成分，是为了掩盖其抄袭的事实。

　　而他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在前面我已经对余杰“引用”说进行了反驳，而且仔细对照余杰和孟公绰的文章，居然发现不不少余杰抄袭留下的指纹。

　　而余杰的捏造事实，虚构事实只不过是抄袭指纹之一。

　　本文的题目借用了王晓渔先生的《“引文”，还是抄袭的指纹？》文章的题目。抄袭行为一旦东窗事发，往往导致身败名裂。所以抄袭者往往会采取高明的方式来掩盖。但是抄袭者无论如何高明，都将留下蛛丝马迹，也就说留下“抄袭的指纹”。同样，余杰在他的文章里也留下了抄袭的指纹。根据孟公绰的指控文章和我的分析，现将余杰的“抄袭的指纹”公布如下。

　　“抄袭的指纹”之一：错误也抄袭

　　因为是抄袭别人的文章，所以经常把别人的错误都抄袭了。因为抄袭者根本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发现、改正错误。余杰抄袭孟公绰《刻薄的智慧与索然无味的爱情》，把一些错误都抄去了。

　　孟公绰《刻薄的智慧与索然无味的爱情》云：

　　前几年还有一个公案，据说钱钟书80年访美时，大骂冯友兰人格卑鄙。宗璞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按钱钟书的脾气，我们宁可相信是实有其事。冯友兰是两截子人，而且确乎是害了川岛先生，我们不必为尊者讳。

　　余杰“不寐思想论坛”《漫画钱钟书》：

　　据说八十年代有一桩公案：钱钟书访美时，大骂冯友兰人格卑鄙，“文革”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川岛先生。宗璞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我想，按钱钟书的脾气，他说那样的话不足为怪，而且说的也是事实。

　　就那么一段话，余杰和孟公绰同样犯了至少两处常识性错误。

　　第一，“圆谎”在此的用法是错误的，杨绛根本没有认为自己或者钱先生说谎，哪里有什么谎好圆的，余杰在正常情况下，自然不会犯低级错误，但是因为“作案”时总是战战兢兢的慌慌张张的匆匆忙忙的，对一些常识性错误都照抄不误。

　　第二，孟公绰云“前几年还有一个公案，据说钱钟书80年访美时”；余杰云“据说八十年代有一桩公案：钱钟书访美时”；实际上，钱钟书访美不是80年代而是1979年，应该是70年代，余杰就把错误一股脑儿抄袭了，没想到在此留下指纹。

　　孟公绰先生的一些小错误被一位叫“钟钱钟书”的网友指出了，孟公绰给他发帖云：“感谢钟兄。钟兄不愧是钱钟书专家，对很多史实了如指掌。我的《刻薄的智慧与索然无味的爱情》一文，有两处错误，钟兄都指出来了：一是把钱钟书79年访美，写成了80年。二是清华三龙没有胡乔木。我当时写这篇帖子，只是一时兴起，发感慨而已，没有去查对过原始资料。钟兄赐教，区区受益匪浅。帖子中有很多话是我本人凭印象的杜撰，余杰居然用了，所以我一口咬定是抄袭。”

　　抄袭的指纹之二：多次引错原作者的名字

　　如果是对原作者尊重的作者，必定会非常准确无误地注明原作者的出处，甚至会以赞赏的口吻引用。而余杰显然不想尊重原作者，他在引用的过程中尽量淡化原作者，尽量模糊其非独创的性质。如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余杰把所“引用”的文章作者张育仁错成张育杭，而在《漫画钱钟书》则干脆把所“引用”文字的原作者“孟公绰”干脆“论者所云”、“后人说”来代替，而余杰在声明《余杰关于种种“抄袭”指责的声明》则把“孟公绰”错成孟公焯。

　　张育仁、孟公绰都指控余杰抄袭他们的文章，余杰则用“引用”来否认，但为什么要在引用的时候把作者的文字都写错呢？

　　张育仁在接受海峡都市报魏英杰采访时说：“为了把自己打扮成文章的首创者，故意把资料和观点的来源有意地抹去，而且非常恶劣的是，所引用的我的观点都不注明出处。有一处提到我的名字，居然还弄错了，可见作者心虚的慌张丑态。”

　　余杰当然可以用笔误来解释，但为什么两次要笔误呢？为什么所笔误的对象恰恰是指控余杰抄袭其文章的人呢？可见，在余杰的眼里，根本没有“原作者”需要尊重的，所有的文字都是余杰的免费资料库。

　　抄袭的指纹之三：捏造事实，夸大事实

　　抄袭者因为做贼心虚，所以要依靠胡编乱造独创一些东西。

　　曲解事实，捏造事实。是文坛剽客的贯用伎俩。余杰的四川老乡、有“中国第一文坛剽客”之称的孙某，曾经捏造余秋雨和马兰的爱情故事，同时经常把一些所抄袭的文章的地名任意更换。而文坛剽客赵某则捏造了“李晓华向张瑜求婚”，“巩俐去噶纳带了一箱方便面”等假新闻。这些人都遭到了当事人的追究。他们被迫公开道歉。

　　而余杰同样捏造、夸大各种事实。其目的是为了表示和所“引用”的文章不一样。

　　《灵魂拷问链条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中《三、余秋雨与《学习与批判》》部分与《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中《〈胡适传〉：个案分析》及《上海文人与“才子加流氓”》部分的对比。张育仁的文章指出：“在文革期间，余秋雨发表在《学习与批判》及其他‘主流报刊’发表过多少‘大批判文章’，我没有作过详细的统计，估计至少有10多篇。”张育仁列举了所见的余秋雨当时所作的“《走出‘彼得堡’》和《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等两篇。余杰的文章中指出：余秋雨写了数十篇大批判文章，但能够列举的确实除了张育仁列举的两篇文章之外，多了一篇余秋雨写的《胡适传》。但余秋雨写《胡适传》早有研究者指出了。这“十数篇”到“数十篇”，是余杰任意夸大其辞的表现。

　　余杰如果真要洗刷自己的抄袭行为，就把这“数十篇”文章列出来。

　　同样，余杰在《漫画钱钟书?——我看<东藏记>记的暗藏机锋》为了掩盖抄袭行为，捏造事实，以便与孟公绰的文章有不一样的地方。余杰与孟公绰的文章最主要的不同是：（冯友兰）“导致了川岛被迫害致死。”

　　余杰为了掩盖自己的抄袭真相，竟然不惜草菅人命，让川岛提前去世！

　　孟公绰在《引用与抄袭：也来剥一剥才子余杰的皮》一文戳穿了余杰的欲盖弥彰的行为：

　　正是有了这些证据，我自己跟帖指出是余杰抄袭了我的文章。我就是“论者所云”的“论者”。大约余杰看到了我的跟帖，《粤海风》版的《漫画钱钟书》做了技术上的处理，“论者所云”下我的一段话（“他们都是眼高于顶的人……只怕是索然无味。”）被全部拿掉了，换上了别的论者所云。但最末一段还是留下了狐狸的尾巴：“宗璞哪会接受？乃前去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帮助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余杰才子恐怕想不到我是这句话的始作俑者吧。意思可以差不多，但我不信余杰能为这句话找到另外一个出处。这是余杰抄我文章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