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和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2000年荷花盛开的盛夏，宗璞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二卷《东藏记》。

这部小说耗去了她7年的精力，加上写作第一卷《南渡记》的3年和中间停顿的5年，两部小说前后用时15年，其间甘苦，难以言说。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这首自述生平的散曲，唱出了宗璞的执著、顽强和创作的艰辛。她自幼多病，经历过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多年来写作只能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因此她戏称自己是“三余作家”。九十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她又遭遇视网膜脱落的厄运，虽未失明，却已无法阅读和用笔写作，所有作品均由口述而成。这对于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是何等困难！然而宗璞呕心沥血，一点一滴、一勾一划地塑造着她心爱的“野葫芦”。她说，“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说起《野葫芦引》的开头，已是很久远的事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亡国之痛、流离之苦，西南联大师生们于逆境之中弦歌不辍，父兄辈坚忍不拔、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精神给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给了她宝贵的人生财富和深刻的心灵感受，也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储备了丰富的素材和萌动的灵感。从20世纪五十年代起，宗璞就想写一部反映中国读书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生活的长篇小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七十年代末，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变，宗璞激情勃发，创作进入了全盛时期，“野葫芦”的种子在她心中发了芽，长了枝叶，小说的人物也在她心里经过了千锤百炼，有了灵性。考虑再三，宗璞决定放弃英国文学的研究课题专心写小说，从1985年春到1987年底，她完成了《野葫芦引》的第一卷《南渡记》。

1988年宗璞60岁生日时，《南渡记》即将出版，父亲冯友兰为女儿拟了一副寿联：“百岁继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上联说的是家学传统，出于河南唐河的冯氏家族，书香门第，世代绵传。冯友兰先生的姑姑是一位早慧的女诗人；他的妹妹冯沅君，更是“五四”时期的一代才女。女儿宗璞承家学渊源，散文与小说都颇有成就，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大家闺秀式的作家。生长于美国的孙女，用英文写作也很有文采。冯友兰先生是一代哲学宗师，他的哲学头脑和文学修养给了宗璞很大的影响。下联即是说宗璞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这部小说最初名为《双城鸿雪记》。

1990年7月，94岁高龄的冯老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7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他深知因为全力照料自己的生活和写作，宗璞的长篇小说写作已经中断了几年，这一年他给女儿的寿联说：“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词句之间，饱含着骄傲、满足和喜爱、期待之情。这是父亲对女儿最后的嘱咐。当年11月，冯友兰先生西去，宗璞大病，又一次入院手术。直到1993年秋天，才能够拿起笔来，继续写她的《东藏记》。因为体力不支，写作时常中断，后来视网膜脱落，最终只能用口述的方式继续创作。冯友兰先生曾经对女儿说，当一个作家，要努力读懂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还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把“无字天书”酿造为“有字人书”。这“至精至诚的心劲”正是父女二人一脉相承的写作精神。冯老先生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150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说，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他是拼着性命写完了这部书。

父亲的坚韧执著，给了宗璞极大的影响，几度严冬酷暑，且战且行，《东藏记》写完了，《西征记》又开始，西南联大的莘莘学子投笔从戎，奔赴疆场，他们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圆“北归”之梦。但宗璞的梦远远不止于此，她的“葫芦”里藏了什么样的奇花异草，谁能知道！何况那是个“野葫芦”，更何况还只是个“引”。宗璞在艺术的世界里倘佯，她的心里不断地孕育着新的人物和故事，构筑着新的七宝楼台。也许还有各式各样的“葫芦”，还有别的什么“记”———数十年断魂碎魄、绝梦铸心，中国读书人的事情哪里写得完！“人道是锦心绣口”，但说无妨。“正题”之外，自幼喜爱的武侠和言情小说，也早令宗璞技痒。“托破钵随缘走”，相机过一把瘾，也未可知。

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组成的4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此前她从未写过长篇小说，1982年，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对宗璞说，你现在到了可以写长篇的阶段了。宗璞炼意炼句，苦思苦吟，把八年抗战的人心正气、亲情友爱、生死别离、世情百态、众生之相，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命运，一一纳入“野葫芦”中，将小说经营得玲珑雅致、气韵悠长、妙趣横生、回味无穷。

《东藏记》出版以后，北京的读者、作家、评论家曾聚集一堂，畅谈该书。年过古稀的宗璞由衷地说，“我要继续写下去，写到现在日本鬼子还没有打出去呢，若停了，可怎么甘心！希望我的身体争气，不辜负大家的关怀。”

“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没有人写，读什么呢？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祝宗璞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