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法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代，但是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正是产生种种文学思潮的温床，所以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19世纪又是法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雨果、巴尔扎克和左拉等光辉的名字，也正是由此传遍了整个世界。

    维克多·雨果生于1802年2月26日，正值拿破仑帝国的鼎盛时期。他的父亲是拿破仑部下的将军，母亲则拥护王室，两人因感情不合而分居，雨果跟随母亲生活。他天资聪颖，喜欢读书，10多岁就写了成千上万行的诗歌。由于母亲保守思想的影响，雨果在青年时代同情保王党，曾因写诗歌颂王朝和天主教而获奖。17岁时与兄长一起创办了名为《文学保守者》的刊物。1922年出版了《颂诗集》，获得路易十八赏赐的年金。1925年写诗歌颂查理十世，得到国王的接见和赠品。

    在17世纪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成为各国君主的楷模，为绝对王权服务的古典主义也应运而生。古典主义崇尚理性，歌颂王公贵族，从宫廷礼仪到贵族沙龙，从饮食服饰到言谈举止，都要讲究高贵典雅。由于古典主义文化的影响，法国的一切都成了欧洲各国宫廷模仿的榜样，上流社会里人们都以会说法语为荣。因此古典主义在欧洲的统治持续了一两百年之久，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被浪漫主义所推翻。

    雨果是在20年代逐渐从保守立场转向浪漫主义的。1827年，雨果发表剧本《克伦威尔》，他在序言里猛烈抨击了古典主义的种种清规戒律，主张自然中存在的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题材，并且提出了美丑对照的审美原则，从而使这篇序言成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他的剧本《欧那尼》的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他的一系列剧本都是与古典主义的规则针锋相对的，例如《玛丽蓉·德·洛尔墨》（1831）歌颂了平民出身的青年狄杰和妓女玛丽蓉的爱情；《国王取乐》（1832）写平民姑娘爱上了乔装的国王；《玛丽·都铎》（1833）里的王后爱上了宠臣，而《吕伊·布拉斯》（1838）里与王后相爱的竟是一个仆人等等。

    与此同时，他出版了不少诗集和小说。其中有同情和支持希腊民族解放斗争、富于异国情调的《东方集》（1829），描写家庭生活和内心感情、对贫苦受难者表示同情和怜悯的《秋叶集》（1831），欢呼七月革命和歌唱爱情的《黄昏歌集》（1835），讽刺富有阶级、宣扬慈善主义的《心声集》（1837），以及企图在精神上引导民众的《光与影集》（1840），这些诗集的内容涉及政治、哲理、祖国、家庭、爱情和杂感等种种题材，同时注重对诗句形式和语言的革新，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他的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1829）呼吁废除死刑，《巴黎圣母院》（1831）将丑陋但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与道貌岸然但残酷卑鄙的副主教弗罗洛进行美丑对照，更是家喻户晓、人所共知。

    雨果支持1830年的七月起义，并且随着七月王朝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采取了与现实妥协的态度。他于1841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5年被路易·菲力普敕封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并被授予“法兰西世卿”的称号。他一方面活跃于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大女儿新婚不久和丈夫一起划船时在湖中淹死，他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所以将近10年没有发表作品。

    雨果始终在君主立宪制度与共和政体之间摇摆不定。他在1848年总统选举中支持路易·波拿巴，后来又成为国民议会中左派的领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恢复帝制，称拿破仑第三。雨果发表演说，鼓舞民众起义反抗，遭到镇压后被迫化装成一个排字工人逃到了比利时，接着又先后居住在英国的泽西岛和盖纳西岛。这段经历使雨果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流亡国外的19年期间，他写出了《小拿破仑》（1852）等揭露拿破仑第三的檄文，同时紧密配合现实的政治斗争，发表了辛辣讽刺拿破仑第三背信弃义的《惩罚集》（1853）、题材多样的《静观集》（1856）和大型史诗《历代传说》（1859）等诗篇，改抒个人之情为抒民族之情、抒爱国之情，吹响了反对专制统治、歌颂光明和进步的斗争号角，同时使用富有表现力的跨行，大胆地改变了音节的顿挫，使这些感情奔放、想象奇特、色彩瑰丽、形象丰富的诗篇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杰作，雨果也因此而成为杰出的民主斗士和法兰西不朽的民族诗人。

    雨果的斗志是坚定的。1859年，拿破仑第三对他予以特赦，但是他拒绝回国。他在流亡期间完成了他的杰作《悲惨世界》，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愚昧和穷困”，显示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海上劳工》（1866）写渔民吉里亚特为了爱情而在海上搏斗，战胜了狂风恶浪和章鱼暗礁等千难万险，事后却发现未婚妻爱着青年牧师，他为了成全别人的幸福而在海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以此歌颂了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笑面人》（1869）取材于17和18世纪之交的英国，通过贵族后裔关伯伦的悲惨遭遇，将封建贵族的丑恶与劳动人民的善良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小说都内容丰富、情节感人，蕴含着向非正义宣战的浪漫主义激情，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他在流亡期间也关注着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他写信痛斥联军是强盗，谴责他们毁灭东方文化的罪恶行径；1862年，法军入侵墨西哥，他写信号召墨西哥人民进行抵抗；1863年，他支持波兰人民反抗俄国沙皇的斗争；1868年，他在瑞士洛桑主持世界和平大会。凡此种种，都表明他宣扬的人道主义并非空谈，而是贯彻始终、身体力行。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第三被俘垮台，雨果回到法国，受到巴黎人民盛大热烈的欢迎。他立即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发表演说，探望伤员，捐款购买大炮。当巴黎公社被镇压的时候，他呼吁赦免公社社员，并把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住宅作为他们的避难所，为此自己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他同时写作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1874），内容是反革命叛乱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在逃跑的时候，为了救出在火中的三个孩子而被捕，共和国军队的司令官郭文为此私自放走了侯爵，结果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是判处他死刑的法官薛木尔登的内心也十分矛盾，最后在郭文被处决的同时开枪自杀。小说宣扬了 “在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的观点，这在当时巴黎公社起义被残酷镇压、公社社员们面临死亡威胁的形势下，应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雨果在晚年仍坚持创作，完成了诗集《做祖父的艺术》（1877）、《历代传说》的二、三集（1877、1883）等作品。1881年2月26日，60万巴黎人在他窗前游行，庆贺他的80寿辰。他在1883年的遗嘱里宣布给穷人5万法郎，并希望用穷人的送葬马车把他的灵柩送到墓地。1885年5月18日去世，法国政府和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由来自法国和世界各地的200万人排成的行列，把他的遗体送进了伟人公墓。

    （作者：吴岳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南欧拉美室主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