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教学生“拎鞋”，还是教学生求真？

   张良“拾鞋进履”的故事，人们也许并不陌生。作为汉初三杰之一的留候张良，年少时曾得奇遇：因接受一老父的特殊“考验”，为其拾鞋进履，并连续三次早起赴约，终于得到了黄石公的首肯――“孺子可教”，因而得其神助，获得了《太公兵法》这部“武学秘笈”，遂成就一代“王者师”。据说在山东平阴县东阿镇北的黄石山上，至今还留有“黄石仙踪”一景，景中有“黄石仙洞”，洞中有张良塑像，面对着依崖壁立的黄石公尊像，单膝而跪，双手捧履，面目恭敬，神态虔诚。故事流传至今，后世之人多藉此来教育少年。显然，张良跪履几成了尊师重道，虚心好学的典范。

的确，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师徒之间，或是师生之间，往往是“爱其人，惜其才”方能“倾其心，授其业”。某校一位资深班主任，平时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宁可给在行人拎鞋，勿可给偐子挂帅”。这是一句绍兴的地方俗语，意思是说“只为知好歹的人服务，而不可替不识时务的人出头”。基于这样的观点，结合到具体的教育工作中，该如何身体力行呢？

情景一：张三平时工作积极，但因成绩平平，够不上评先进的条件。于是老师找到有关领导：张三对集体贡献不小，评不上先进恐怕影响他的工作积极性，能不能鼓励鼓励他？！对这样要求和建议，学校当然应该必须可以考虑。

情景二：李四在晚上就寝后讲话，被值班老师发现，因而要扣班级的纪律分。老师得知此事，心里纳闷：要说赵六违反纪律倒有可能，这李四平时挺听话的，该不会是值班老师搞错了吧。于是经过一番认真调查，原来，李四说话，是在提醒其它同学遵守纪律。这样的情况，自然也情有可原。当然，对李四也应该个别进行严肃批评。

情景三：某日，学校组织学生外出活动。老师因家人生病无人照料，一路上闷闷不乐。倪七戴八赶忙上前关切询问。老师推说没事，并依然认真地做好组织工作。事后，老师在谈话时不禁大为感慨：你看，聪明的学生就是机灵、懂事，而那些呆笨的，木乎乎的什么也不知道。

……

情景n：赵六是班上一个不大听话的学生，你批评他，他还不诚恳。几次下来，老师越看越觉得不顺眼。这样的行为如果不加治理，势必要发展蔓延。于是制订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统一认识，通过晨间谈话和组织专题班会，进行批评，使学生明确：赵六的这种不良行为，不但阻碍了他个人的进步，而且使同学的努力，化为了乌有，危害了整个班级集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到动情处，老师不禁热泪盈眶，于是也换来了一部分同学的感情认同。二是重点帮扶。设立帮扶小组，二十四小时跟踪督促，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并可用掌握的情况，作为进行再教育的教材。三是狠抓落实。具体操作上，可以安排单独座位、适当的床位等，以减少对同学的影响；还可有针对性地安排开展具体的实践活动，用实践来进行检验，在细节中发现问题。久之，在同学中逐步强化这样一种共识：老师辛辛苦苦地为了我们，而同学却这样伤害老师和同学，真是班级中的害群之马。这种情形下，赵六要抬起头来，看来也难了。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毋庸置疑，这样的老师，工作如此的细致踏实，用心如此的良苦深切，实在让人感动。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

其一，“宁可给在行人拎鞋，勿可给偐子挂帅”，虽然包含了“助人者人助”和利益双赢的积极理念，也许它在人们的立身处世中，不失为一条十分实际而又实惠的诀窍。譬如张良故事，试想黄石公他身怀旷世绝学，平常之人自然难入他的法眼，既然人家看重自己，自己当然应该“在行”一点，于是对他俯首听命，黄石公才甘心地反哺于他；倘若张良当时梗一下脖子，很有可能得不着宝书不说，恐怕还得背上一个“偐子”罪名，岂不可惜？当然这是个人妄测，也不足为古人担忧。现在把它引入学校教育，拿来作为引导学生“学会做人”的指导原则，那是否也是合情又合理呢？如前所述，老师之于学生，由于多种因素，形成关系的远近，感情的亲疏，以及对心仪学生的偏爱，本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问题是，当老师简单地以这种个人的感情好恶来评价学生的行为，并将它与学生的品德相等同，进而把自己鲜明的爱憎感情，物化为具体的教育行为：你“在行”，我“客气”；反之，就没你的好果子吃。亲亲疏疏，甚至不惜把看不入眼的学生“搞臭”。这里，我们且不说老师的情感标准是否失当，或者他的思维模式有没有“亡鈇者”之嫌，单就学生的情形看，又何至于让老师如此“爱之深，恨之切”呢？所以，这种贴着“师爱”标签的情感捆绑，就如同一把撑起的文明伞，你只有努力地钻到里面，才可以享受它的庇护，而且越靠近中心，就越是风雨无忧；倘若不知好歹，自然只能站在伞檐底下，去忍受风吹雨打了。

其二，按照“宁可给在行人拎鞋，勿可给偐子挂帅”的逻辑来指导教育，受惠最深的应该是被圈定为“在行人”的学生。因为得遇恩师，是最大的幸运，尽管也有被宠坏之虞，但毕竟有人“罩”着；但是要赢得这样的青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可能还是十分痛苦的。我们还是以张良的故事为例，他原来与黄石公素昧平生，而被要求所做的又并非高尚之举，而张良居然照着做了，可见黄石公之所以为神人，果然没有看走眼。然而，张良在接受拾鞋考验的当初，心里也老大不情愿，甚至“欲殴之”，但“为其老，强忍”。后来他拾了鞋，并“长跪履之”，却看到黄石公坦然“以足受，笑而去”，张良更是感到“大惊”，因此一直目送他走出一里之外。可见，在他为老人拾鞋时，也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或者可以说是反感，但是张良的聪明，在于以理智克制了感情的冲动，虽心有不甘，但行动上还是遵从了老人的吩咐去做了，说白了，他当时的顺从也是违心的。再拿这个例子来反观学生，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在被老师认为是“在行人”的当中，是不是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除了一部分真正对老师的感情亲合之外，也不排除一部分表面的作秀。这种内心与行为，当面与背后，对甲老师与对乙老师态度的不一致，其实就是表现了学生的双重人格。而小小的少年，就拥有了如此的心机，学会了如此的“做人”技巧，是可喜，还是可悲呢？

其三，现代教育倡导崇高的师德。有道是“身正为范”，自身正，才可当得“为人师表”。老师视生如亲，关心爱护学生，以至把自己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甘为学生提茶端汤，问寒掖被，这固然体现的是崇高的师情，也是履行了崇高的师职和师德，值得赞叹和敬佩。但它的前提是必须面向全体学生。而“宁可给在行人拎鞋，勿可给偐子挂帅”，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感情的倾斜，一种人为的取舍。设若黄石公遇到的是一个“偐子”，弃之而去，别人也说不得什么；但作为一个老师，因为个人的感情好恶，而采取相异的态度，就值得商榷了。至少，这种师情是掺杂着杂质的，是狭隘的。再说，如果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就奉行这样的做人原则，身体而力行，那给学生作出的师表，也就可想而知了。

联合国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本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据此，许多学校都把它作为学生发展的目标，而且，为了突出德育，因而将“学会做人”放在首要位置。体现了现代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和今后发展的重视和关怀，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在实践这一教育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又有意或无意将其曲解，往往搬用社会生活中的处世法则，来评判学生的行为，来处理师生的关系，来作为学生的人生第一课。上行下效，看眼色行事，见风向使舵，讲求投桃报李，相互利用，丧失自我的意识，凡与自己亲者、近者，则可以“你说它是，不是也是”，而与自己疏者、远者，当然就是“是也不是”，说话心口不一，待人因人而异。显然，这是与学校倡导的“学会做人”目标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因此，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正确引导青少年“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以便由他自己确定在人生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培养那种肯为自己“拎鞋”，但也善于“作假”的学生。我想，这不仅是理想层面的师德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学生“学会做人”的根本，而且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2006 .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