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实验课本"即将在今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中推荐使用。这套教科书采用能力分级、知识分类、训练分步、教材分编等形式，建立了一个"比较科学、比较系统、比较新颖而又切实可行的语文训练体系"，有专家评论说，这套教材在我国教科书编写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就这套教科书的编写经历、编写思想、其中所体现的语文教育观念、以及目前教师使用等问题访问了这套教科书的主编周正逵先生。

一、教材的编写："一百年的历史课题、五十年的曲折探索、二十年的潜心研究、十六年的反复磨合"实验课本的编写经历，可以概括为"一百年的课题、五十年的经验、二十年的探索和十六年的磨合"。

    教材体系陈旧由来已久。许多语文教育专家指出，语文自从1903年单独设科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对教材编写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讲，语文教材的编写是一个世纪性课题。

    所谓五十年是指建国以来的五十年。以建国为界，将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分成了前后各五十年。前一个五十年里，教材编写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只是我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和整理这些经验。说起后五十年的语文教材编写，不能不提整个语文教学的改革。张志公先生曾说，建国以来，只有两次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学改革。这就是五十年代的文学汉语分科教学实验和六十年代北京景山学校的语文教学改革，周先生是这两次改革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尤其是周先生亲自参与了景山学校的整个教学改革过程。这套实验课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认真总结了这两次改革的经验，吸取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并结合了时代发展给语文教育提出的要求，在教材体系上有了新的突破。文革以后，我们对语文教育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能够较为客观的看待语文教育自身的性质。二十年的经验总结，就是指对文革以后的语文教育研究成果的整理吸收。文革以后，全国召开过两次教材改革会议。教材改革的问题就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提了出来。这套实验课本的编写工作从1983年就开始了。人教社中语室于同年五月成立了高中语文实验教材编写组。这套课本的试教的经过是：1985年到1988年第一轮试教结束，总结修订之后于1994年到1997年进行完第二轮试教。此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总结和修订工作。概况地说，从1883年到1999年，先后历时16年，经过两轮实验，两轮修改，到今年送审，已经是第四次修订了。因此又说，今年秋季推荐使用的这套课本是经过16年磨合的产物。

二、教材的编写思想："实验课本的编写思想是超前的"

    周先生指出，这套课本在编写思想上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它的超前性，主张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尽管现在看起来，这一认识已经是语文教育的共识。但在八十年代着手编写这套课本时，就能够坚持这个思路，正体现出编者的语文教育观念和教材编写观念的超前。而且，重视语文教育的鲜明的工具性和特殊的人文性，是编者在教材选编时大胆地增加文学、文言和文化的内容的思想基础。周先生介绍说，此后的1986年，语文教学大纲才将文学教育的内容写进去，到了1997年的新大纲，又再次肯定了文学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这些事实证明，这套实验课本的编写是基于对中学语文教育发展实际状况的深刻了解和发展趋向的准确把握，掌握了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有深远意义的科学实践。

    周先生说，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文化的训练，可以说是一个创见。文化训练的提出，将语文教育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田地，而不仅仅是着眼于文学。这套课本之所以命以"实验"二字，也表明了我们的实践是更自觉的，有着自己对于语文教育的认识和明确方向的。我们系统地总结经验，客观地把握规律，就体现出一种科学研究的实验精神。

三、语文教育观念："把过去行之有效的传统经验同现代讲求效率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

    在谈到语文实验课本的编写思想之中所蕴涵的语文教育观念时，周先生谈到：
    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民主"和"科学"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很大。在前者的支配下，无论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大家都将语文教育视为争夺学生思想的阵地。某种思想的灌输成了语文课堂的头等大事。至于语言文字的训练、语文能力的培养，谁也不管。结果造成语文教学质量下降。这一状况发展到极端，就是文革。文革后，语文教育也拨乱反正，恢复了对语文的工具性的认识，强调了语文能力的培养。但仍不尽如人意。而且认识上出现了以工具性掩盖思想性的片面。这又回到了刚才说的"科学"。语文教育中存在着以"科学化"掩盖"民族化"的倾向。我们的语文不同于外国的语文教育。语文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过去我们抛弃了传统，盲目地引进外国的做法，可以说是走了一百年的弯路。过去我们讲求在"诵读"上下工夫。巴金在谈到他的创作经验时，说他是的得益于背诵《古文观止》。学的古文，写的是现代文，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读文言对学习白话的帮助是潜移默化的。后来我们提倡"讲读"，结果就是将"诵读"的传统丢掉了，语文课堂变成了以教师"讲"为中心。我们说，语文教学的根本在本国里头，并不是故步自封，不求上进。传统经验也是没有止境的，这些经验有待于进一步地改造和提高。语文教学需要科学化，但是必须还要强调民族化。离开了民族化的实验不是科学化。五四时期就否定了"民族化"，比如，那时大力提倡拼音文字。这是时代的烙印，因为那时人们觉得，汉字难，不容易普及，汉字不普及，人民的觉悟就低，国家就不会强大。但这一认识也是逐渐转变的，以前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不就改成现在的文字工作委员会了吗？

    五四以来的历史经验是忽视"人文性"，语文能力下降。但现在仍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排斥人文，这是由于应试教育造成的。为了考试、为了练习，把语文教育的思想性抹杀了。另外一个就是，否定"工具性"。有人认为提"工具性"会把语文教育搞进死胡同，语文就是熏陶、就是感悟。我们认为，正确的认识是，语文教育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要正确地对待批判与继承的关系。经过反复地琢磨，我认为，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三字经》就是在宣传封建思想道德的同时也是儿童学习语文的过程。我们今天吸收过去的经验，不能将三字经照搬。而是要借鉴古代这种将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教学方法。剔除糟粕，而代之以健康的、积极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内容。可以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教学形式是符合汉语的特点的。对过去的东西，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各个时期都是如此。五四以来的，古代的、现代的。都要一分为二。现在的情况仿佛是，好的东西不见了，而坏的东西却在肆虐。比如当代的八股文、轻诵读重讲读等。把过去行之有效的传统经验同现代讲求效率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编写这套教材的思路。

四、建立科学的语文训练体系："语文教学不是混沌的厐然大物，而是一个可以分解的系统。"

    这套语文实验课本的编写，体现了周正逵先生的语文训练思想。关于"语文训练"的内涵，周先生说：
    我们提倡语文教学中的"语文训练"。语言、文字、思想都需要训练。我们强调语文能力的培养只有通过严格的训练才能完成。一些专门搞文学的人，反对提训练，反对"工具"，这是不妥当的，是对中学语文教育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不明确。语文是基础性课程，有鲜明的"工具性"，而且是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工具性"。这是语文的固有属性。片面地强调一方面，都会起反作用。训练的思想是与我们对语文教育的这一属性的深刻认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对中小学生进行有目的地、有计划地训练是合理的，必要的。不仅是语文教育的整体要这样，各个分能力也是这样。科学的训练能收到好的效果，这是语文教育的效率的问题。受过训练与没受过训练是大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将训练的含义狭隘化。感悟要训练、欣赏也要训练。而那些一味做题的所谓的训练实际上并不是训练的真正含义，一味地读，缺乏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效率不高，也达不到应有的学习效果。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认为，语文自身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很多方面，有其内在的联系，而不是可以机械拼凑起来的。而是有其相互联系的规律。只有认识到这个规律，我们才能制定有计划、分步骤的训练模式，对学生进行语文训练，才能使学生的语文能力发展起来。

    也就是说，语文教学不是混沌的庞然大物，而是一个可以分解的系统。现在的语文教学还相当混乱，课堂教学没有规律可循。对于一项内容为什么讲、为什么要今天讲等等，没有从一个系统的整体出发去认识和对待，而是流于随意。语文教学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应当形成一个网络，有严密的组织，然后分解成各个阶段，各个年级，几个阶段的内容再分成课时，完成各自的教学目标。这是一个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的立体系统。实验课本正是要建立以"训练系统"、"能级递进"和"自学指导"为基本特征的新模式，充分体现出语文教学是一个立体系统的性质。课本的整体设计思路中，体现着我们对于学生的各项语文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认识。举例来说，阅读能力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如下五个层次：认读能力-释义能力-解析能力-鉴赏能力-研读能力。这五种能力既有阶段性的特点，又有内在联系。基于对阅读能力的认识，我们在编写阅读课本时就充分考虑到这种特点。将阅读教学的内容按照一定的顺序、经过科学的交叉重叠编排，形成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一个系统。其它的如写作能力、说话能力等等，都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训练系统，有明确的训练目标、严格的训练计划、系统的训练内容和科学的训练方法，体现出高中阶段各项语文训练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