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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研究(13):微软“滑铁卢”与IBM培训 | |||||
作者:佚名 人气:169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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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不想知道,如果我坐在你的位置上我会做什么?” 刘持金 40岁 爱立信中国区副总裁、 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董事长 诺基亚中国区副总裁 张醒生 47岁 1990年加入爱立信 爱立信中国执行副总裁 2001年3月, 被授予首席市场执行官 这个特殊的职位 刘江南 40岁左右 阿尔卡特中国副总裁 舒 奇 40岁左右 10多年海外经历 中国惠普副总裁 刘小明 40岁 百事可乐中国总经理 伊莱克斯中国总裁 朱德淼 40岁左右 瑞士信贷中国业务主管 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总裁 杜家滨 43岁 微软中国首任总裁 思科中国总裁 黎修树 54岁 戴尔中国总裁 SGI中国总裁 唐 骏 40岁 上海微软技术中心总经理 微软中国总裁 孙振耀 40岁左右 中国惠普总裁 新惠普中国总裁 到底有没有天花板 跨国公司的人事变动,尤其是总裁级人物的下课或离职,总那么轰动和引人注目,这里面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性因素: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精英们幸福或不幸的生活,以及社会人生的高度浓缩。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参见附表)。但是,“天花板现象”到底有没有?达到了什么程度? 柯达全球副总裁叶莺说:“我觉得,glass ceiling在人的心里。我在美国政府工作时,作为一个归化的美国人,可能有些高度达不到。不错,按照美国宪法,我只有一样位置达不到,那就是美国总统。这是一个玻璃天花板,除了这个,我为自己定一个目标,走到哪一个路程,我都可以做得到。”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用爬山做比喻。前戴尔中国总裁、现SGI中国总裁黎修树比划着说:“从这里爬到这里,精力这么多,但这里再爬一点点,精力就耗很多。值不值得呢?对个人的价值是不是提高?每个人都会想的。” 前康柏中国总裁李金水则反思道:“在跨国公司有什么问题呢?这是一个玻璃房,大风大雨我不怕,也晒不着,多舒服呀,为什么要去外面碰机会?我想问一问经理人,经济好你不走,经济不好,你更害怕。你永远一辈子在跨国企业打工了吗?”他把跨国公司比作一条船,“你站在船边的话,风平浪静没事的。如果大风大浪,谁最容易被抛出去?站在船边的人!于是你踩人家,推开人家,尽量走到船的中央。这就造成在一般的跨国公司为什么有那么多政治斗争。” 专门为跨国公司搜罗高级经理人的王李亚洲资源公司CEO王承伦是好多跨国公司的“救星”。与大多人认为“天花板”的问题出在跨国公司身上不同,王承伦说:“国际老板希望给本地人机会,问题是他们还没准备好。”他提醒道:“你不要被一层玻璃挡住了。很多人想到上面的地方,但是从这个角度,他们不知道哪条路可以走。他们有一点迷路了。” “Know the game(游戏规则)很重要。”王承伦曾对外企经理人演讲过“如何在跨国公司发展事业”,不管在高科技、服务、消费品以及金融行业,“并不是没有位置,而是合适这些位置的人不够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理想的candidate(候选人),都是有两种语言背景的,专业化,品质要高,有可以承受的薪水,很容易在国内取得成绩等等。” 王承伦很推崇北电中国的一个30岁的销售部主任,他没有海外经历,直觉、思维却十足地国际化,“他代表了‘新中国’。”不过,对于大陆的经理人来说,不利的仍然是“软技能”稍逊,越高越难,“跟外国人在跨国公司抢一个职位,至少得付出好几倍的努力。”而跨国公司要在中国发展,必须本地化,因此,“天花板是个时间问题。再过3、5年,在较高位置上本地人的比例会多起来。” 微软“滑铁卢”与IBM培训 2002年3月26日,唐骏从上海微软全球技术中心赴京,接替高群耀出任微软中国总裁。从精明细致的杜家滨到敢闯敢干的吴士宏,再到沉稳持重的高群耀,微软在中国10年间,走马灯般地换了4位总裁,几乎成了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滑铁卢”。 尽管微软频繁换帅成了在华跨国公司的一个纪录,被称为“微软人事现象”,但也说明,跨国公司的人事变动是正常现象。这其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几位外企人士都谈到了IBM对人的培养和尊重,“那真是没得说,几乎没有一家可以做到。”黎修树在IBM工作了十几年,对IBM的培训极其推崇。“在IBM,叫fast track,即很快地升上去。只要IBM认可你,它所希望的人,几十个、几百个很早就定下来了,给你机会,你做成功了就能上去。而如果按步就班的话,很难很快升到这个地步的。” 连身在康柏的李金水都对IBM“很感激”。1998年康柏收购DEC,作为原天腾(1997年被康柏收购)中国总裁,李金水被降了两级。带着某种“负气心理”,李金水做成了康柏在中国的电子商务项目。一年后,他“重新冒了出来”,做到了康柏中国总裁。李金水对本刊记者坦言,他就是从IBM学到了电子商务的概念。 IBM给职业经理人的这种“天堂”感觉,堪与已经创刊100年的《纽约时报》相媲美,“在创始人奥克斯时代,《纽约时报》只有一个人事经理——上帝。”不过,即使“上帝”活到今天,也可能会为“一根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问题而头痛不已吧。 也有人对记者大吐怨言:“所谓CEO,名字非常好听,但是实际上你的实权有多少?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每一天的工作就是执行、运营,完成任务。在跨国公司你越做的高级,你的培训越少,脑筋也越来越死,从这个角度我们很吃亏。我们这些所谓的精英,根本不能抓住新的机会,也根本没有机会给我们抓住。这是我们最惨的地方。” 难道说中国的经理人注定了只能是跨国公司的过客吗?李金水反问道:“你看过哪个不是过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做不同的过客,不知道哪儿是自己的落点。”叶莺则感慨:“在企业中的起落,跟人生路上的起落,以及经济指数的起落,都是一样的。这是规律,没办法抗拒的。” 上司、下属和派系 自言“在惠普工作20年,老板换了18个”的孙振耀,对如何与上司相处有独家心得。 1982年孙振耀加入惠普,1991年由台湾派至北京,2000年4月,升任中国惠普总裁。2002年5月,惠普康柏合并后,孙振耀接任中国新惠普总裁。在新惠普总裁卡莉·菲奥莉纳面前,孙振耀把自己比喻成“七八成的狮子、两成的骆驼”,即既有进取的精神,还有吃苦耐劳的能力。 把握好心态同样重要。身为思科全球高级副总裁、思科中国总裁的杜家滨极力淡化自己的角色,他坦诚地说:“作为职业经理人,每个人上面都会有一个老板。” “一定要让员工支持你,服你。有一两个不服就很麻烦,因为直销需要百分之百地投入。”曾使戴尔中国高速增长的黎修树,看问题的角度与孙振耀、杜家滨不尽相同。有一本《王子》的书说,做一个好的领导,你必须让员工既怕你又爱你(fear and love)。“当你跟总部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时,一定要很坚决,让员工觉得你这个领导是强的。” 不仅如此,在外企还流传着“香港派”(或称“港系”)、“台湾派”(或称“台系”)、“美国派”的不成文说法。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台湾的经理人更扎实、稳正,香港的经理人更活泼但有点轻浮;按行业分,台系多在制造业,金融领域则是港系最明显;相比而言,港系的经理人不太歧视大陆人。当然,也有人修正说,“他们可能不是故意这样子的,而在一起饮茶、讲话方便,不一定就会怎么样。” 有人则说得很尖锐:“团结就是力量!你觉得自己太单薄了,靠大家,我就不容易被干掉。如果没有利益的结合,怎么会有香港帮、台湾帮呢?”职位越高,权力斗争越厉害。有一位中国总裁(不愿透露名字)就遭遇过“攻击”,美国同事去他那儿看一眼,即使情况好也回总部说不好。“不用想得太多,知道就行了,但要把结果做出来,对自己负责。” 见了很多外企“斗争的过程、下场”,让人觉得“很过瘾”。美国是分权式管理,怕“天高皇帝远”,所以会找个人监控。而要把你挤走,老板不用出面,发动“所谓的群众力量”就行了。“群众们”自己也心知肚明,据资深业内人士透露,在某一国际著名手机品牌的北京总部,有所谓的“上海派”,10个市场总监里6、7个都是上海人,他们过从紧密,在一起开会时都讲上海话,外人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这种小利益团体使跨国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国企”,这也许是“本土化”的一种悲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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