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在荆州做官时，山上的老虎常出来吃人和家畜。老百姓要求县官除去饿虎。这个人只下了一道驱逐老虎的命令，叫人刻在很高的岩石上，凑巧那只老虎因故离开了荆州，他就得意地认为他的命令生效了。

　　不久，他被调另一个地方做官。这个地方的老百强非常刚强，很不容易治理。他认为刻在荆州岩石上的命令既然能够制服凶恶的老虎，便以为也能够镇住能识文断字的老百姓，便托人去荆州描摹那个石刻。结果，这个地方不但没有治理好，这个官反而因为治理不当而丢了官。

　　 ——画龙点睛：偶然不是必然

　　有个哲学家意味深长的说过，人不可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河水总是在流动，一秒前的水和一秒后的水，虽然中间仅仅只是一秒，其间的悬殊，却有如天壤。

　　荆州为官时，一纸“驱虎令”就以为把老虎给震傻了，并且马上落荒而逃，他以为老虎是吓跑的，殊不知老虎根本就不识字，也根本就不怕这么个新到的父母官，他或许只是在这个地方呆得厌烦了，想着换个地方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老虎一走，这个昏庸的父母官可就乐了，拿着鸡毛当令箭，以为“驱虎令”效用无穷，百试不爽。于是，当他另到一个地方轮岗时，他仍然依样画葫芦，把“驱虎令”改成了“驱人令”，一试才知道根本就不管用。

　　把偶然当必然，与颠倒黑白又有何异？战略环境的识别，与市场调查一样，真相与事实更为重要，当偶然被解读为必然时，真相也就顿成流矢。环境总是善变的，人也是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和方式，每个因素都在永不间歇的变化，当变化与战略契合时，方式就会成功。这种成功很容易被曲解为必然，然而，它仍然只是一种偶然。

　　一个在江边走路的人，看见有人正抱着一个孩子往江里投，孩子害怕，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哭叫。这个人上前去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那人回答说：“这孩子的父亲非常善于游泳！”走路的人一听，又好气又好笑，便说：“父亲会游泳，他的孩子就一定会游泳吗？就如你的父亲是哑巴，你一定也是哑巴吗？”那个人听了，无言已对，只好放下了孩子。

　　人的相貌、性格、血液等可以遗传，但游泳的本领也是可以遗传的吗？尽管遗传学的发展一日千里，但目前还没有哪位科学家攻破这一世纪难关，果真有那么一天，那人类上下五千年的精神文明，也就用不着刻碑立传了，都记在脑子里不是很方便吗？死的时候，把记忆遗传给下一代，却也不错。

　　环境在改变，人在改变，我们的方式也该变变了，毕竟，每个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不同的。有一天，一头驴子驮着木料走过池塘，脚滑了一下，掉到水里，便失声痛哭。池塘里的青蛙听见他的哭声，说道：“喂，朋友，你摔倒一下就这么悲伤；如果像我们这样长久在这里生活又该怎么办呢？”与驴子相仿的是一个孩子与田螺的故事。农夫的孩子在烧烤田螺吃时，听见田螺吱吱地响，便说：“啊，你们这些可怜的东西，家都被烧了，还有心唱歌。”

　　青蛙可以常年生活在水里，但驴子可以吗？农夫的小孩说田螺在大火上欢歌，难道那一定是欢歌吗？那可怜的吱吱声说不定是临死前的哭泣。用自己对环境的适应力来揣度别人，那是对环境的一种亵渎，将环境中的偶然扭曲成必然，也是对环境的一种亵渎。

　　 TCL移动的前总裁万明坚坚持技术研发，甚至不惜牺牲市场的速度。与万明坚的一条路极为相似的柳传志没有笑话这一个年轻通讯博士的幼稚和天真，他知道今天的联想可以并且有能力牺牲市场攻坚技术，但TCL移动不行。联想已经有了稳固的市场基础，联想可以在坚强的市场网络基础上能进能出，但TCL移动不行，TCL移动才那么一点家底，经万明坚这么一折腾挥霍，不完蛋才怪。

　　柳传志不笑话万明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走过万明坚这条路。但他深知妥协，在腰包里没有钱的时候，他走“贸工技”，练就了一副市场头脑和满满的一袋子硬币，有了钱后，他就开始走研发了。万明坚底子不牢就冒险研发，那是在赌博，不是在经营。TCL集团的董事长李东生，可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万明坚拿自己的钱去赌博，于是他干脆撤掉了万明坚。

　　万明坚被撤，就是一种必然，不是偶然。

　　 ——游龙引凤：姬长孔，别样标王（背景企业：秦池）

　　 90年代中期的白酒业是一个奔腾着枭雄的年代，那个年代出了个姬长孔——秦池的厂长。尽管今天秦池早已没落，甚至在拍卖时落下了个流拍的结局，但毕竟它曾经被人们传奇的念叨过。

　　至今，正营级退伍军人姬长孔还清晰地记得他到山东省潍坊市临驹县秦池酒厂报到那天的情形。几间低矮的平房，一地的大瓦缸，厂里的杂草长得有一人多高，全厂500多个工人有一半想往外走。这家1990年3月正式领到工商执照的酒厂，只是山东无数个不景气的小酒厂中的一个，每年白酒产量一万吨左右，产品从来没有跑出过潍坊地区。

　　 1994年，出掌中央电视台广告信息部的是一位叫谭希松的女强人。谭女士使出的绝招便是，把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段位拿出来，进行全国招标，她并且给投标金额最高的企业准备了一顶“金光四射”的桂冠：“标王”。

　　标王成了姬长孔一生永不磨灭、难以释怀的一段情史。11月8日，北京城里开始起风沙的日子，穿着一件式样陈旧的西装的姬长孔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他可能还意识不到，这里将成为他的幸运和伤心地。一年之后，他成为这里最耀眼的人物，而再过三年，当他又一次企图进入那道玻璃旋转门的时候，却因为没有出入证而被拒之门外。

　　姬长孔的皮包里带来了3000万元。这几乎是去年一年秦池酒厂的所有利税之和，意味着三万吨的白酒，足以把豪华的梅地亚淹到半腰。此刻，金钱在梅地亚只是一个游戏筹码，你必须抛出连你自己都会兴奋的筹码，否则，怎么可能让别人多看你一眼？姬长孔连夜与临驹方面联系，并得到了当地政府的竭力支持。经过紧急的密谋，一个新的标底终于浮出水面。

　　唱标结束，山东秦池酒厂以6666万元竞得“标王”，高出第二位将近300万元！“谁是秦池？临驹县在哪里？”众人问。从当时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出，在场的姬长孔还很不习惯镁光灯的聚焦及众多记者的簇拥，在拥挤的人群中，在火一样蹿升的热情中，他还笑得不太自然。但他显然知道，他终于来到了华山之巅。1996年，根据秦池对外通报的数据，当年度企业实现销售收入9．8亿元，利税2．2亿元，增长五到六倍。

　　 1996年11月8日，早已名满天下的姬长孔再次来到梅地亚。冲动的情绪如酵母般地在梅地亚会议中心传染，让每一个与会的英雄豪杰都嗅到了一丝“血腥”。竞标从一开始就如脱缰之马，让人无从驾驭：广东爱多VCD一口气喊出8200万元，超出去年秦池1000多万元。随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山东白酒金贵酒厂就如同一年前的秦池一样企图一鸣惊人，一声喊出2．0099亿元——中国广告报价自此首度突破2亿元。这时，终于轮到秦池了。当主持人念到“秦池酒厂”的时候，已如沸水般狂腾的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主持人大声叫道：“秦池酒，投标金额为3．212118亿元！”有记者问，“秦池的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姬长孔回答：“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以3．2亿元人民币的代价让一个外国记者记住一个人的电话号码。这样的对答，仿佛是一个让人哑然的黑色幽默。其实，像姬长孔这样的精明人不可能不明白，摆在他眼前的真实是：秦池太需要这个“标王”了。或者说，他已经无路可走了。

　　如果秦池不第二次中标，那么其销售量肯定会直线下降。前任“标王”孔府宴酒便是前车之鉴。对于一个富有挑战精神的企业家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企业的死亡，实际上也意味着企业家生命的终结，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姬长孔已经把标王成功的偶然成了必然。1995年，姬长孔借标王之力“直上云霄”，1996和1997年接下来的两年，他都成了央视标王中戏剧性的一幕。1995年的6000多万适合当时的秦池，适合当时的姬长孔，也适合当时的白酒业，当6000多万在两年内直指3个多亿时，标王变味了，环境有了新的变化。

　　秦池已远远不能满足市场急遽膨胀后的产能亏空，不得不借助他人的力量贴牌勾兑，秦池也没有能力再行支付高昂的标王费，标王彻底拖跨了秦池，拖跨了一代硬汉——姬长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