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９年国企总体效益好转，主要是由如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１、我国国企的负债率一般达７０％以上，“债转股”使一大批负债率高的重要企业或大型企业，从亏损变为赢利。其实质是，国家财政出钱，以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形式，买了收益率低于（或远低于）现行银行利息率的国有资产。
　　２、连续降息，使所有高负债的国企大大减轻利息负担，使部分国企由亏变赢。其实质是，使高利率下存款户的利息收入，在低利率下转变成了高负债国企的收入。（注１：存款户的实际利息收入由于物价连年下降而得到一定补偿。注２：由于降息并没有减少存贷利率差，商业银行并没有由于降息而受到损失）。
　　３、打击走私，使相应一批国有企业的产品真正增加了在国内的销售，从而取得增收、增利的效果。
　　以上三点，是大部分扭亏为赢国企的“扭亏”的主要原因。在这三点中，只有第三点的效益真正来自于生产与流通环节。
　　此外，还有两个使国企效益好转的辅助性因素，即
　　４、职工下岗降低了国企的部分成本。
　　５、少数国企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市场接受的产品，从而增加了收益。
　　总体而言，１９９９年国企效益好转，但并未脱困。根本性的机制问题，基本没有改变。
　　国企脱困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国企的运行机制。“有进有退”，具体地说，是要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进”，就是要再造国企，使之具有利益驱动机制，第二件事“退”，就是要有一个恰当的方式，转让出（卖出）相应的国有资产。只有在这两件事解决之后，技术创新、科学管理才能发挥改变企业效益的主导作用。
　　再造国企，不是简单的建立以股份制为主导的现代企业制度问题，而是要解决根本上的、代表国有资产的董事（长）没有利益驱动机制和有效制约机制的问题，也就是“所有者缺位”问题。“所有者缺位”并不是简单地指：没有明确的自然人来代表国有资产（这当然是现存的一个严重问题，但还不是本质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被指定的代表人与其所辖资产没有直接的“血汗联系”，也就是被指定的代表人事实上不能成为相应资产的人格化的代表的问题。
　　国企再造，首先就是要再造国有资产的代表人与其所辖资产的法权关系。只有这一问题解决或基本解决了，现代企业制度才有意义，政府才会不直接干预国企。
　　目前，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和干预，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１、政府等有关部门直接任命国企的高层经理，对国有资产负有增值责任的（国有控股公司和）国企董事会没有最终选择代理人（国企高层经理）的权力。这完全违背了管理学中“责、权、利一致”的基本原理，其必然结果是，负责国有资产增值的人无法负责。
　　２、对国有资产负有增值责任的国企董事会的必备权力之一，“决定总经理工资水平和企业员工工资总水平的权力”，仍然握在政府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不可能同外资企业竞争人才。今后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这一问题将更为严重，中国国企还将继续成为三资企业的、免费的人才培训基地。
　　３、对国有资产负有增值责任的（国有控股公司和）国企董事会没有重大投资（包括重大技术改造投资）的权力。重大投资的决定权，事实上在政府有关部门手中。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国企就无法进行重大投资。
　　但是，目前政府不可能把这三项权力交给国有控股公司、交给代表国有资产的董事会。因为目前对代表国有资产的这些人，还没有利益驱动和有效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交出这三项权力，会引出更大的问题。
　　目前的国有控股公司，实际上是过去作为政府机构一部分的主管厅局的翻牌。国有控股公司的人员与其所辖资产的关系（密切度）没有丝毫改善。他们对其所辖资产当然没有消费权、赠与权、遗产权等权力，只有部分投资权，投资后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剩余索取权。与普通居民的直接投资相比，国有控股公司的人员显然缺少利益驱动机制。这是国有控股公司所不能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国有资产增值的责任没有落实到具体人身上，集体负责使个人责任虚化。第三个问题是，存在任期问题，做好做坏，都不能保证成为终身事业，不能确保长期运作国有资产的动机（事实上短期行为的状况非常严重）。第四个问题是，国有控股公司经理们也存在“败德行为”，对他们的监督还远没有法治化。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延续其过去的行为，直接干预国有企业，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