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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与国有部门的改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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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人气：372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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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通过一个简化的动态模型，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综合、系统的分析。读者可以看到，改革的各种进展，当前困扰我们的各种问题，在这一简单模型中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得到相互关联的说明。 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地区，由于国有部门所占比重已经很小，非国有经济又发展较快，当地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对国企“不改革”，而只是不再扩大国有企业，不再雇佣新的工人，把原有的企业或职工，通过“补贴”（包括以银行贷款形式发生的补贴）养起来，等待过一段较长时间后问题本身逐步淡化、消亡。这种“养起来”的作法，实际上也是改革，改了体制，但把人养起来。这可以说是一种痛苦较小，因而改革阻力较小的改革。人总是要有所养的，一切补贴（包括事实上用作补贴的“坏债”）的合理性就在于此。但合理性的界限在于：只能养人，而不能养制度--最好是直接补贴给“下岗职工”，而不要再补贴企业，通过让企业继续生产而“养人”，那样不仅会耗费更多的资源，而且还会使制度得不到改革，使对企业的补贴越来越大。这就是政府增大对下岗职工的补贴而缩小对企业的补贴的作法的合理性所在。 二、结构改变与国有部门改革条件的变化 国有部门本身状况的恶化与国企“改制”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其他条件不变，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和财务状况会不断地恶化，这是这种制度本身演化的一种趋势。人们已经分析过的“棘轮效应”、“预算软约束”、“败德行为”、“劣币驱逐良币”等原理对此进行了分析，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恶化。前苏联的例子说明，即使没有其他条件的变化，当时间足够长，gs本身将趋于0，从而经济增长会趋于0。这时改革的要求和行动将会从国有体制本身的恶化中产生出来，但那时，改革将不可避免地以更痛苦的方式发生。 国有部门情况的恶化，不一定表现为所有国有企业情况全部恶化，而是首先表现为由于“亏损面加大”及其由此引起的净亏损的加大。当亏损企业越来越多时，改革的要求开始产生，这时，若其他条件具备，（特别是下一小节要分析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就可能发生国有企业的部分改革（我们后面要分析哪一部分企业先改）。 这里所说的“改革”，不是指仅仅改进管理方式或结构的一些操作，而是指涉及产权重组的各种变化，如股份制、合资（包括被国内民营企业所兼并）、拍卖、租赁以及倒闭破产等等。而这样一来，原来的国有企业就变成了非国有企业。用现在已经在实践中有了较为确切涵义的概念来说，这里所说的一切都属于“国企改制”。 这些年，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之所以高，部分原因就是一些原来的国企经过改造后被并入了非国企范畴，或是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国有企业而状大了自己。另一种类似的情况是，由于激励机制不对称，一些人以“占国有经济便宜”的办法来发展非国有经济，甚至包括国有资产的暗中转移。这种可以称为“自发的私有化”的行为，在实际上也起到了加快国有经济改制的作用。 可见，国企改制本身，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意味J值的缩小，意味着效率的改进和经济的增长，这就是所谓“从改革中要增长速率”的基本含义。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条件的改变 我们这里要着重分析的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变着国有部门改革的条件和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它经常被人们所忽视。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原有的垄断被打破，垄断利润消失，导致一些国有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亏损加剧，使得国有企业体制上的弱点进一步充分暴露出来。市场竞争压力的加大、旧体制“难以为继”的危机感的形成，是迫使国有企业走向改革的重要外部条件。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支撑了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剩余”，使得政府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利用这部分收入增量来对在国有部门改革中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进行一定的补偿，这可以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痛苦，从而使改革的阻力减小。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转移一部分国有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当国有企业状态进一步恶化的时候，或当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有所进步的时候，一些国有企业职工往往会主动地离开国有企业，另一些职工则更容易接受“下岗”。这一趋势在最近几年已经开始形成。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既具有资本实力、又具备管理知识的新型企业与企业家，使得通过收购、兼并等较为平和、较为自然的方式改革国有企业成为可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也在事实上为企业资本重组提供了资金与资本的条件（人们开始“有钱买资本”）。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国内的“体制示范”。同在一个经济大环境中，非国有企业能办到的事国有企业办不到，使改革的必然性更加明显。 在以上所有这些条件的改变中，首先起作用的是“竞争”。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首先使国有企业原有的“垄断利润”下降，使其体制的无效率暴露出来，进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生亏损，成为政府的包袱而不是收入的源泉。与此同时，当非国有部门越来越显示出其提供产值、就业和税收的竞争能力，人们也就越来越具有改革的动机，对改革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小，从而使改革得以发生。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使社会有办法（收入与就业机会）化解改革引起的社会冲突。事实上，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情况再糟，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与社会的稳定，政府也只能对其采取“保”和“补”的办法，无论财政或金融上的“包袱”已经有多重（直到像有些国家那样最后走进大危机、大动荡的境地），而在经济中存在一大块非国有经济的条件下，政府也就有了“逼”国有企业改革的余地，而不怕经济与社会会陷入危机；在一些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已经更多地依靠非国有经济，改革国有企业的决心也就会更大一些。 我们以下仅从“国企职工”和“政府”的角度，来具体分析一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如何改变着国企改革的条件。 减员与下岗 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国企职工；而改革意味着国企职工离开国企而转向非国企就业。这又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离职”（或“下海”）和“下岗”。前者为自愿主动离开，后者为当发生倒闭、减员等情况时被迫离开。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开”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从而阻碍着改革。但到后来，不仅开始发生自愿离开，而且下岗的阻力也越来越小，变得可接受的，下岗人员也越来越多。这里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职工在离开后（在非国有部门）的预期综合收益wn，开始大于不离开时（在国企中）的预期综合收益ws，即 wn（Jt）≥wsJt （3） 这里，一切收入都应为折算后的单位时间内的收入（如年收入、月收入），并且都是在一定时点上的预期收入的折现值；其中一些项目则是需要进行某种“货币化”的“主观收益”，如“痛苦”、“轻松”等。我们现在就来分别看一下wn和ws都是怎样构成的。 wn（Jt）＝（下岗后）民营企业工资奖金实物收入 ＋社会保障收入 －工作努力程度的加重所造成的新增痛苦 －对民营企业从业者的社会歧视 ＋从国企离开时可带走的收入（如住房等） －下岗后失业的损失及民营企业就业风险贴水…… ws（Jt）＝（不下岗）国有企业工资奖金福利收入 ＋住房、养老、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收入 －企业少发停发工资造成的损失 ＋国企职工的工作轻松与社会荣耀…… 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关系就是：职工对待改革的态度经济的“体制结构”J的函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体制结构的变化，上述不等式两边的各项都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动，导致wn和ws发生变化，一方面的收入在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的收入在不断减少，从而使人们的决策依据发生变化，使原来不可接受的事情变得可以接受，使改革得以发生。这一不等式在计量上可能难以确定（特别是因为包含一些“主观收益”），但可以做为我们对人们行为和改革进程进行分析的理论模型，作为进一步实证分析的一个基础。它同时可以启示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才能使改革尽快发生。 从1995年以来，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人数不断增加。这对于经济结构和资源合理配置来说是一个趋向好转的指标，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在许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企业目前进行全面“改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人员下岗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改善。 政府改革企业的动机 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人事和经济的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最后一刻”，任何政府和企业官员都不愿进行改革。是否改革，取决于以下的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zs和改革后的政府净收益zn的比较： zn（Jt）≥zs（Jt）（4） 其中 zs（Jt）＝（不改革情况下）国企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包括政府的非预算收入） ＋国企提供的就业既工资收入 －财政补贴（包括企业发不出工资时的补贴） －银行坏账 －管理国企、处理国企干部、职工日常矛盾的麻烦…… zn（Jt）＝（改革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收入 ＋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 ＋非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与工资收入 －为改革的债务支出（如清理坏账的财政支出） －为安置下岗职工的支出 －改革所承担的政治风险…… 这里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也是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J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准财政（银行坏债）补贴越来越多，停产企业“开不出工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麻烦，而非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越来越多，所能提供的就业越来越多，以至可以由民营企业来并购国企，从而政府为安置下岗职工所需支付的补贴可以越来越少（平均到每人较少，不一定总量较少，因为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改革就会越来越实际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以上的两个不等式，可以使我们在一方面表明，只有当国企状况越来越坏，坏到一定程度之后，改革才会发生，而且无论我们如何鼓吹应该“靓女先嫁”，但从逻辑上说，改革一般总是先发生在那些最先亏损、亏损最严重的国企，而不会最先发生在较好的国企，因为一定是那些最先陷入危机的企业最先满足我们上面的不等式。 小企业改革：条件最先成熟 以上的理论分析也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国企改革先从中小（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取得突破。根本的原因是：中小企业本来搞国有制就最缺乏经济理由，经营状况自然最先恶化；而非国有经济在夹缝中发展，从小开始逐步成长，最先对中小国有企业开展竞争，使国有中小企业的亏损面变得最大，最先成为政府的包袱；同时，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又使它们最先有能力吸收中小企业的下岗职工；最先形成的一些小资本，得以并购（包括通过股份合作制而实现的产权变革）国有小企业。而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本身有国家的扶持，引进了许多先进技术设备，生产率较高，又在一些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所以亏损面一直相对较低；加上几万人、十几万人的企业改起来困难与阻力太大，经济中还没有形成大资本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根本上的改制。 再往后，体制过渡能否继续，经济风险能否得到控制，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则将取决于非国有经济能否进一步成长，进一步为改革国有部门创造条件。从逻辑上推断：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至今形成了一大批中小企业、中小资本、中小企业家，于是到了改革国有中小企业的阶段；再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小企业进一步成长，形成一些大资本、大企业家，改革大型国有企业的阶段才会真正到来。 三、增长停顿以至发生危机的可能性：J值是否会逆转 前面我们在论证经济的体制结构逐步变化、实现体制转轨这一可能性的时候，全部立论基础是前面给出的“体制改革的基本假定”，即非国有部门增长率gn高于国有部门增长率gs。这应该说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假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很容易得到证明。 前面的理论模型所没有包含的内容，是两个部门之间的“收入转移”，也就是非国有部门对国有部门的补贴。而这是两部门之间经济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及其各种形式 我们知道，国有企业接受国家的补贴。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必然是非国有部门的一部分收入的转移，是对非国有部门以各种方式“征税”而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收入转移的各种具体形式： 第一，财政支出的企业亏损补贴。这一块在目前的政府收支账户中已经不大了，但仍然存在。 第二，企业欠银行的坏账。无论是国有企业向银行借钱，还是政府机构出于维持运转或提高公款消费标准而通过企业向银行借的钱，不能偿还的部分（加上应付利息），即所谓的“坏账”，都应视为社会（通过银行）对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补贴。在现实中，非国有部门和个人将存款放进银行，然后银行借给企业或政府，由它们花掉，因不能偿还而形成坏账，最后或是银行“冲销坏账”，使存款事实上减少；或是由财政将税收的一部分拿出来清理坏账，或是用通货膨胀的办法使大家的货币、存款等都贬值，就完成了补贴即收入转移的全过程。 这里的坏账，也应包括“坏掉了的外债”，除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外债以外，还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所欠下的外债。这些外债一旦不能偿还，最终也要由国家即中央政府来还，说到底还是要由一国的全体公民来还（想一想东南亚各国的情况），包括“还未被允许借外债”的非国有企业来还。这也相当于是社会对国有企业的补贴。 如果银行部门能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银行按同等标准借贷，使其“坏债率”达到同样水平，那么，我们可能说银行的风险更大，而且仍可以说公众（存款人）在给企业补贴（象日本那样），但不能说非国有企业在给国有企业补贴。但是，在国有银行占居垄断地位、银行贷款向国有企业倾斜、非国有部门很难获得贷款、也不允许上市直接融资或到国际上去借外债，而非国有部门创造着近70%的国民总产值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事实上发生着收入的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对银行业的垄断，国有企业对资本市场“上市权”的垄断，事实上决定了金融部门在执行着为国有部门获取补贴所需要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第三，直接融资情况下发生的“坏股”。随着财政资源枯竭、银行坏债膨胀，国有企业后来发展起来的一个融资渠道是资本市场。在国有资产占大头、政府控制企业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了给一些企业注资、输血，就让它们上市融资。如果上市后的确能使经营、财务状况发生好转，则不能说发生了补贴；但若没隔几年这种企业的股就变成了“垃圾股”，则说明由“上市”而获得的资源也被浪费掉了，该企业也是吃了相当于上市融资量的“社会补贴”。 由于以上的一些收入转移是在政府操作的情况下完成的，有时很难分辨哪些收入是用于公共支出，哪些是用于对国有部门补贴（包括对那部分“额外的政府”的补贴）。这也是为什么只要是国有制，“政企不分”就是必然现象的原因之一。但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只要我们看到国有部门（企业、银行与政府机构）浪费了资源，在两部门模型中，它们只能来自非国有部门。 不过，在两部门模型中，我们有必要计算国有部门的“净值”。比如，在国有企业还有“利润上缴”的情况下，在预算平衡表上的“对企业的亏损补贴”就不能都直接算作对国有部门的补贴，而要计算“利润上缴”与“亏损补贴”的净差额。无论如何，在现阶段对国有部门的补贴，主要的形式不是财政补贴，而是“坏债”、“坏股”之类的金融性收入转移。 对非国有部门的“额外综合税赋”与“资源配置的结构” 对国有部门的补贴，来自非国有部门的收入转移。我们就将以上的各种收入转移概括地称为对非国有部门的“额外综合税赋”。这里“额外”，指的是它是在支付了与国有部门同等水平的用于社会支出（包括政府必要支出）税收之后额外的支出部分；而这里的“综合”，指的是：它不仅包含了一部分严格涵义上的“税”，而且包含着以上述其他种种方式转移的收入，无论是较为直接的部分（如“税费捐贿”），还是较为间接的部分（如银行坏账），或是较为隐蔽的部分。我们用Di代表各种形式（i＝1234．．．．）的额外税赋，定义 为非国有部门的“额外综合税赋率”其中N仍代表非国有部门的产值。相应地，我们可将公式（1）改写成公式（2） 公式（2）的涵义已经不同于公式（1）。公式（1）只是表明不同部门的不同经济增长率所会产生的差别；而公式（2）则表明在两部门之间的收入转移所引起的资源配置的变化，公式（2）中的J其实已经表明的是“资源配置意义上国民总产值的结构”，而不仅仅是生产或产出意义上的国民总产值的结构：由于从非国有部门拿走了比率为d的一部分收入去补贴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可用于下一步经济增长的资源只有N（1＋gn－d）的部分，而不再是N（1＋gn）。 问题在于，公式（2）中所反映的收入转移和资源配置关系，最终也会影响到公式（1）中所反映的产出与增长的关系。这是因为：收入一方面是企业经济增长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较高的收入（“经济剩余”）是较高的投资率的源泉。因此，经济增长率g事实上是d的函数，特别可以认为是前期d函数，即： gntd ＝fdtdt－1dt－2……） 当d还不太大，从而还存在d＜gn时，非国有部门还可以成长，经济就还会成长，体制结构也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但若国企不改革，政府不改革，补贴越来越多，坏债越来越多，出现d＞gn，这时就会发生非国有部门的萎缩，体制结构就会发生逆转，经济风险就会加大。 因此，在分析长期问题时，公式（2）意义更加重要，因为公式（1）事实上是由它决定的。体现在d中的收入转移，是两大部门之间经济关系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由d我们可以看出，国有部门不改革，社会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就难以减少，还会不断增加，不仅本身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还阻碍着非国有部门的成长和整个经济的增长。
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如果税赋重了，但可以得到更多的贷款，它的日子还好过；如果贷款贷不到，但税赋轻了，它也还能扩大生产；但如果同时税赋也重了，贷款又更加难以得到，它一定难以增长，甚至发生萎缩。由此推断，1998年的情况特别值得警惕。在这一年，正式的税收增加1000亿，按实际值（物价在下降）财政收入相当于增加了14．4%，几乎是经济增长率7．8%的两倍；地方上“乱摊派”、乱收费的问题仍未见好转（如果不是恶化的话）；而与此同时，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融资渠道更少了。结果是在1998年非国有中小企业投资增长率为零，乡镇企业大量减员，增长率大大下降。 增长停顿或“危机”的可能性 在现实中，国有部门中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过于强大，而本身的状况又不断恶化，要想维持其生存，就势必利用自己对资源分配的垄断地位、利用国家强权，将大量非国有部门生产出的收入用各种方式转移到国有部门，使非国有部门越来越难以增长，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也就会慢下来，最后各种矛盾暴露，经济陷入危机。 当非国有部门还较弱小的时候，少量的收入转移就可能导致其无法增长。但即使非国有部门已经很大，剩余收入量也较大，如果国有部门吃掉的补贴更大，这种情况同样可能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恶性膨胀的国有部门（企业、银行、各级政府）开销、苛捐杂税、各种贪污腐败等等问题潜在危害性极大的原因－--当这些东西还没吃光作为非国有部门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的剩余收入时，我们还能不断增长，而一旦将“剩余”全部吃光，甚至“吃得更深”，吃到了“必要收入”，经济增长就会停止，社会就会陷入危机。 这种“危机的可能性”的政策含义自然是“改革的紧迫性”--旧体制不改，它就会继续吞噬资源；只有尽可能积极而及时地加快改革，防止收入转移的恶性膨胀，才能使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增长持续下去。 国有企业的状况与“综合赋税率”的高低 显然，国有部门需要的补贴越多，非国有部门增长越困难。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有部门状况和国企改革相互关系的其他一些方面，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 1．在改革之初，也就是在非国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中国国有部门的情况还没有十分恶化，利润率还较高，本身还能有较高的增长。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那时国有部门还不需要补贴。甚至，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如就业、农村收入提高等），政府还可以对非国有企业实行税收减免（d＜0）。这就是说：在改革之初，较好的国有部门状况有利于非国有部门的成长。 2．国有企业改革，一部分国企改制，不仅使gn加大，而且因国有部门所需补贴减少而使d缩小，也使非国有经济今后能更好地发展。所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越快，反过来可以使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经济增长速度也可以越快。 四、小结：改革与增长 现在我们可以把以上分析的基本逻辑线条概括如下： 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改进资源的配置，使其从利用效率较低的部门体制下释放出来，转移到利用效率较高的体制中去； 而这种资源配置的改进，在转轨经济中就表现为非国有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加大而国有部门的相对缩小； 这两个部门效率的差别，最终体现为其增长率的差别；非国有部门较高的增长率gn，支撑着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并使国有部门的问题造成相对较小的危害。正因如此，经济的“体制结构”（J）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意义重大；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撑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善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条件与环境，使改革的阻力逐步缩小；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由小到大，因而国有企业也必然是小企业改革的条件最先形成。 国企改制（破产、拍卖、合资、股份制改造、股份合作制等）和国企职工的离职、下岗，意味着“资源的释放”，并且使公式（1）中的gn更大而gs更小，从而加快着体制结构J的改变； 同时，国企的改革，由于使今后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减少而使d减小；银行业、金融业的改革以及银企关系的改革，能使反映在d中的银行“坏债”增量的增长速度缩小，从而使社会对国有部门的补贴缩小； 政府改革因能使（用于维持庞大政府）“税费捐贿”减少而使d减小，从而也使非国有部门对国有部门的收入转移减少，即使d减小； 所有这些改革，都起到减轻非国有部门“收入转移负担”的作用，起到减少对国有部门补贴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使经济的体制结构（J）向更有效率的方向转化。这是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得以持续增长、在增长中平和地、痛苦较小地完成体制转轨的根本保证。 由此可以推论：判断经济是否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能否持续增长--或者它的反命题--经济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陷入危机、增长停顿下来，就要密切注视体制结构J的变动速率，以及决定它的各主要经济变量的变动情况。 就目前情况来看，最近一两年d值可能增大。这是因为，在宏观经济处于低谷时，国有部门财务状况更加困难，各种收入与支出都具有刚性，因此一方面社会对它的补贴可能有所加大，同时不变的补贴，对于较低的平均增长率来说，也会加重非国有部门的负担，从而使J值有所增大。这说明整个经济的风险有所加大，并会影响近期的增长（gn会因d的增大而下降）。 作者：樊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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