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西部资本市场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个热门话题,虽然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多数观点仍处于激情式的议论之中,而对西部资本市场发展的内涵及其可能性探讨较少。资本铁的运动规律和资本市场成长规律似乎告诉人们,西部资本市场的发育水平总是与人们希翼的目标相距甚远。那么,我们如何认识发展西部资本市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呢?要认识这一点,必须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点来分析。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开始显现重大的阶段性特征变化,这一特征概括而言就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开始呈现由总量矛盾向结构矛盾转化的趋势。所谓结构性矛盾是指在解决总量矛盾的过程中由于转型经济特征所引发的诸如所有制结构的矛盾、产业结构的矛盾、消费结构的矛盾、收入结构的矛盾及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矛盾等一系列经济矛盾的总称。这些结构性矛盾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成长状况的转折性特征,它一方面说明,中国已开始告别短缺经济,另一方面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深化程度。这些结构性矛盾的发展和加剧,已明显制约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同时,由于结构性矛盾涉及到不同层面之间的利益调整,涉及到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知识的深化,所以解决结构矛盾比总量矛盾的难度要大的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但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在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政策绩效受到明显影响。因此,从1999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明显出现了市场化取向的变化。这一点从证券市场的重组题材和高科技网络股的炒做热点中可以得以反映。如果说,解决总量矛盾政府有能力的话,那么,解决市场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时,政府将面临信息不对称和利益难调节的一系列矛盾。所以政府只能因势利导,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来推动结构性矛盾的调整。在一系列市场机制功能中,资本市场无疑将发挥不可替代的调整作用。 从这一背景出发,我们再来分析西部资本市场发育的可能性问题。我们知道,东西部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差距,既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因素又有人为的制度创新差异的因素,当东部地区的市场能量没有释放到一定程度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是不会趋缓的。但是,当这一矛盾制约整个中国市场空间的扩展,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时,解决这一矛盾的时机才会逐渐成熟。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特征,正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条件日益成熟的表现。而且这些矛盾的解决方式也将由政府主导型逐步让位于市场主导型,也就是说,只有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以市场为纽带的西部开发,才会真正推动区域经济不平衡矛盾的调整。 那么,在以市场化手段解决结构性矛盾的过程中,什么样的市场化手段最有效率?这当然是资本市场。因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属于传统型的市场,而西部地区的这类市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还很大,难以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而资本市场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魅力,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以资本市场为纽带、通过资产证券化展开的企业重组、兼并、收购的浪潮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中国股市进入2000年以来的大牛市行情也正是调整结构性矛盾推动的必然结果。从这一角度看,西部地区有独特的资源型经济和一系列特色经济,个别省市还有较强的科技优势和装备工业优势,只有让资本的触角深入到西部地区,西部的特色经济才能与资本市场实现有机结合,这既能为企业的扩张和市场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能从宏观上扭转区域经济不平衡的矛盾。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序幕才刚刚拉开,市场化的重组浪潮必然为西部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 面对这种机遇,我们必须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为推动西部资本市场的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否则西部资本市场成长的可能性就很难转化为现实性。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正确理解西部资本市场的内涵,从新的高度提升发展西部资本市场的理念。在日益成熟的网络经济环境下,发展西部资本市场并不意味着在西部增设新的交易机构,也不意味着给西部地区增加上市份额,而西部自身应当加大企业的改制步伐,着力培育特色企业和特色经济,并以西部逐渐成熟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空间去吸引和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本,为西部的经济发展服务。其次,政府应在西部逐步放宽金融管制,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积极吸引境内外的各类基金及各层次的金融机构来西部谋求发展,从而带动并培育西部资本市场的运作主体的成熟,没有真正成熟的、具有资本运作的市场主体,西部资本市场是难以成长起来的。再次,西部地区必须在信息化建设步伐上跟上东部的发展速度,因为资本市场的效率与信息化手段呈高度相关关系,只有在同一网络平台上的信息流才能为资本的流动提供最准确、最方便、最有效率的时空手段。 (证券时报,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冯涛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