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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攻坚的思考》（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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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人气：366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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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体制改革与涉外税制改革 3．调剂市场和黑市的汇率剧烈波动。调剂市场汇率和黑市汇率，基本上不反映可贸易产品和服务的比价关系，而受许多偶然性因素所左右。忽高忽低，极不稳定，对吸引外商投资，对国内企业的进出口活动，以及对国内物价水平都发生了严重的干扰作用。1992年我国平均的出口换汇成本只有5.8元/美元，增长很有限，但调剂市场汇率和黑市汇率却上涨50%左右。 4．国际社会的怀疑和非议。根据中国外贸出口持续增长和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情况，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的货币不该继续贬值。因此，当1992年调剂市场汇率猛烈上升时，某些发达国家就指责是官方操纵的贬值行为，意在抵消放松进口管制和调低关税税率所造成的开放国内市场场压力。当然事情并非如此。 5．国家外汇储备名不符实。我国目前所定义的国家外汇储备，即国家现汇结存，并不是由中央银行完全买断的外汇，而是由出口创汇企业按牌价汇率结汇后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外汇。其中一半左右还是企业和地方的“额度”。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和地方可以随时把这部分“额度”买回去用于对外支付，或在调剂市场上将这种优先使用权出售给其他企业。即使完全上缴给中央的那部分外汇额度，也并不都是储备，因为还要有一部分用于安排中央部门的现期外汇支出。这种做法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是很不一样的。 6．外汇管理的有效性降低。额度管理要求严格的结汇制度，但是在汇价不合理，买入外汇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逃汇现象日趋严重，企业事实上已开了许多现汇帐户、银行出于盈利和竞争原因，也暗中帮助企业绕过各种管制条款。管制的积极作用不断减少，消极作用却越来越大。 二、现行体制的特殊成因和经验教训 我国独一无二的现行外汇管理体制，是在传统的高度集中控制体制的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不断采取零散的调整措施（主要是开口子）而逐渐形成的。 大多数国家在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采取一般做法是：（1）调整官方汇率，使其基本上反映外汇资源的稀缺程度，但是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也不允许居民个人和企业拥有外汇；（2）放松对贸易帐户的管制，对符合国家工业和贸易政策的进口活动，由银行供应外汇；（3）在出口有一定发展的条件下，放松对经常帐户中其他非贸易项目的控制，但是对可能间接导致资本流出的项目，仍然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例如对出国旅游者仍规定购买外汇的限额）；（4）在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后，逐渐放松对资本帐户的控制，允许一定范围的资本流出；（5）经济完全国际化后，最后实现本币与外币的完全可兑换，允许企业和居民自由持有外汇现钞和外汇存款，但仍然不允许外币在本国流通。所谓完全可兑换，也并不是绝对自由化。例如日本，直到现在仍然有一定限制。旅游者出境，携带日元最高数额不超过300万日元，出国投资者，超过一定数额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证。这些限制不一定是主要出于稳定货币的考虑，也有防止洗钱，防止发生重大投资失误等考虑。 我国改革以来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首先，我们没有统一调整官方汇率，而是在继续保留高估人民币的牌价的同时，对贸易实行内部结算价，这就形成了两种官司方汇率，差价近100%。之后，我们为了支持出口，又实行了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部门拥有一部分外汇额度。80年代中期，我们统一了牌价，但是继续保留了外汇留成制度。随后又根据企业的要求，建立了外汇额度的调剂市场。这样，合法的汇率仍然有两个，还是“双轨制”，加上黑市 ，则是“三轨制”。与此同时，我们也承认了居民拥有外汇的合法性，银行可以吸收居民外汇存款，从提款受限制，进而被迫放松到存取自由。再进一步，允许“三资”企业进入外汇调剂市场。对于国内长期存在的外汇黑市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对外币在南方一些地区进入流通也没有认真对待。治理整顿时期，连续下调人民币对外币的比价，一度曾使牌价、议价和黑市价十分接近，几乎可以统一。最近一个时期，又采取了几项措施：允许人民币在一定限度内自由进出境（每人每次最多可携带6000元）；部分省市试行现汇留成制度；个人外汇可以按市场价进行调剂，卖出外汇数量不受限制，买入外汇有限额，但各地不尽相同；允许个人通过委托金融机构进入国际外汇市场买卖外汇，包括外汇期货。 将我国的特殊做法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通常做法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我们始终没有把汇率调整到一个足以反映外汇稀缺程度的价格水平上，并以此统一外汇市场的各种汇价。这里的情况和生产资料价格长期保留“双轨制”是非常相似的。享受低价外汇从应的部门和企业，反对提高汇价，而且它们往往是所谓“关系国计民生”的；而出口创汇企业和部门又要求提高汇率或者增加补贴，否则它们难以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增加出口。妥协的办法是，对前者保持不变或略有调整，对后者则主要通过增加补贴或给予留成外汇由自己支配的好处予以补偿。这样，等于从两方面都给补贴，而且都是两种补贴，一种是财政拨给的进出口补贴，一种是通过汇率给予的更隐蔽的补贴（对于进口来说是低价外汇形成补贴，对于出口来说是留成外汇可以卖高价的补贴）。1991年的外贸改革和相应的汇率调整，留成比例调整，解决了一个问题，出口企业的财政补贴被取消了，因此出口所享受的特殊优惠，除了信贷政策之外，就仅限于留成外汇一项了。其实，问题从一开始就可以大大简化，如果一步把人民币贬值到足够程度，出口企业也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优惠政策，国家需要支持和鼓励的进口，完全通过财政补贴来解决，或适当调整一下国内销售价格来解决。在国内价格体系不顺的情况下，需要花力气的是，为不同的出口部门或产品，确定不同的承包上缴任务，以拉平差别悬殊的换汇成本所造成的不平等竞争。 由于牌价始终显著低于市场供求均衡的汇率水平，所以国内居民从各种途径获得的外汇就不愿意卖给银行，外国旅游者和来华投资企业，也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这个差额。这样，如果采取严厉打击的办法，一是效果不一定那么理想，二是会促使外汇流出而不是流入。对侨汇曾采取强制性兑换外汇人民币的办法，使有关居民感到吃了大亏，所以侨汇便开始急剧减少。在这种形势下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允许国内居民和外资企业可以持有外币，可以在银行开立外汇户头。银行固然吸收了大量外汇存款，但是并没有买断使用权，所以很难用于国内投资信贷，拿在手里更不划算，唯一的出路是再转出去，到国际资金市场上去运用，以求保值增值，偿付存款利息，这就为资本流出奠定了必然性的基础。问题不限于此，由于存在着外汇黑市，那些想在国内使用外汇的人，会以黑市价换取人民币，而另一些普通居民因为盲目迷信外币，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储蓄调换为外汇存款或现钞，因此居民手中的外汇急剧增长，到目前估计总共有200亿美元。这部分外汇，国内建设可以利用的比例微不足道，持续地流回国际金融市场。 国家银行（主要是中国银行）在国内外吸收的外汇存款以及用其他方式筹措的资金，用于国内建设，遇到的另一个障碍也具有根本性。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习惯于吃银行的“大锅饭”，信贷约束力十分薄弱，因此银行自然非常担心贷款能否按期还本付息。另一方面，从企业来看，拿国家银行的外汇贷款，不如借外国银行的钱，因为后者可以享受一系列利用外资的政策优惠，而且还有许多非政策性优惠，因此真正有偿还能力的企业，不一定愿意从国家银行贷款。尽管国务院早有文件规定，使用中国银行外汇贷款，可以视同利用外资对待，但有关政策很难完全落实。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较好地协调两方面的利益，这就是国内银行在境外拉几家银行一同组织银团贷款，或者以替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筹资的名义，发行债券，既是卖主也是重要的买主，拿回来钱便成外资。其余外汇资金只能不断转存国外银行或购买国外的有价证券。根据香港汇丰银行的统计，1992年，香港银行欠国内银行的港币净负债高达424亿港元，合50多亿美元，占港元广义货币M3的5.7%。当然，回流到美国、日本、英国的资金合计起来更为巨大。仅中国银行，1992年的外汇头寸就高达255.6亿美元（不包括代为国家保管的外汇结存153亿美元），其中137.8亿美元购买了外国债券。 除金融渠道外，通过直接投资流出境外的资本也是相当可观的。这方面有些特殊原因。一是港澳地区与大陆的紧密关系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境内企业到港澳地区投资，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还有政治意义。卡得很死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于存在的盲目性不加限制、引导也很不利于内地和港澳的经济发展。据估计，近几年来，每年由大陆企业和政府部门投资于港澳地区的数额，平均都在20亿美元以上。二上前苏联各共和国及蒙古等周边国家，经济崩溃，市场匮乏，为抢占有利的产品销售机会，国内企业和个人也纷纷前往投资。不过，相当高的比重是以实物产品和设备的形式进行投资的。三是由于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不平衡不协调，沿海地区一些企业和个人，要扩大投资规模，深深感到在国内跨地区发展不如到国外发展更安全，因此也通过种种途径换取外汇，或通过出口后在境外结算，获得资金，投资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四是国内企业为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投资于国外有关原材料的富集产地，确保国内生产扩大对原材料的需要。这些投资并非都不合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缺乏有效的管理，对由此发生的资本流出连基本的统计都没有，更谈不上如何引导和调控了。 还有一种现象，已经引起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注意，许多国内企业和部门，为谋取外资企业所享受的各种政策和非政策优惠，增强投资的安全性，采用了先输出资金，再从国外返回国内，以外商投资的形式从事各种开发活动。在国内被普遍称之为“假洋鬼子”。这部分“假外资”在去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里占多大比重，尚无确切数字。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估计是很高的，不过还难以为据。但是，不管这种绕圈子回来的资金比重有多高，总的格局并不受影响，资本流出还是大大超过了资本流入。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官方汇率仍然不合理、不统一的情况下，在一般贸易帐户还没有取消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已经允许国内居民和企业拥有外汇现金和存款，资本流出已经放得很松，规模很大。毫无疑问，我们已经不可能再遵循国际上外汇自由化的一般道路，重新开始，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必须承认现实，采取特殊对策，尽快过渡到一个较为统一、较为合理的体制形态上去。 三、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目标和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民币已经实现了可兑换。因为用牌价买不到外汇，可以用议价买，议价买不到，可以用黑市价买。至于用外汇买人民币，则更为容易，境外旅游者可以按牌价买，事实上也可以用市价买，不仅在中国境内可以买，在境外也可以买，而且可以合法携带入境。由于有“三资”企业的存在，大量中资企业在境外设立，事实上国外投资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买卖人民币。因此，确切些说，我们面临的任务并不是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而是要统一人民币可兑换的条件和范围，使之成为一个较为规范、可以调控的制度。 现在的局面是，人民币可兑换通过“三轨”并存的扭曲方式来实现。进一步来看，目前的可兑换，在国内不同地区的情况也很不相同，这不仅是因为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是互相隔离的地区性市场，而且对企业，特别是个人买卖外汇的限制也很不相同。尤其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的外汇市场，不是真正的外汇市场，而是外汇优先使用权市场（即额度），而且不是银行间的市场，是企业直接进入的市场。还值得特别注意的不寻常之处是，人民币在境外的自由兑换程度，大大超过了在境内的自由兑换程度。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改革外汇体制，在合理形态上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具体目标可以陈述如下：（1）形成统一的汇率，在一定限度内自由浮动，相应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取缔任何黑市交易活动；（2）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建立起公开、透明、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这必然是银行间市场，企业和个人通过银行买卖外汇，而不是直接进入外汇市场；（3）以控制资本流出为基点，重新构造外汇管理制度。外汇管理部门不再承担调控进口的任务，对进口的调节完全转移给关税和少部分配额、许可证等手段。制定分行业分国别地区的对外投资政策，该鼓励即鼓励，该限制则限制；（4）中央银行在现有的中央外汇结余的基础上，再买进一定数额的外汇，形成合理的国家外汇储备，其他进口用汇一律从市场购买，少数商品进口亏损，由财政部按一定比例确定补贴数额，并进一步理顺国内价格体系，最终取消补贴。 实施达到上述目标的改革，现实可行性如何呢？换言之，所要求的条件是否具备呢？下面来逐一分析。 首先，从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来看，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在周边一些经济不景气或落后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被当作硬通货来使用，信誉很高。即使在经济发达的香港，和大陆居民纷纷抢购外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许多香港人在银行前排队购买人民币。一个基本事实是，100元人民币在大陆境内的实际购买力比100元港币在香港的购买力，综合来看，要高得多。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那么人民币更具备了持续升值的性质（当然，国内高通货膨胀率会掩盖这种升值走势）。事实上，1989~1991年，人民币的市场汇率变化情况已经证明，人民币曾经出现过一段升值时期。随着可贸易产品和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地位会更加巩固。现在国外的一些外汇投机商已经在研究如何进行买卖人民币的活动，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人民币在今后会相对升值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反倒应提高警惕，因为允许国外投机商进入人民币外汇市场，会引发较大的市场波动。总之，我们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必须对人民币要有信心，要采取有利于维护人民币信誉的政策而不是相反，同时要积极宣传教育人民群众，不要盲目迷信外币，购买外币进行储蓄投资，从长期来看并不合算，因为人民币利率大大高过其他外币的利率。尽管国内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速度可能还会继续超过国外，但是，人民币的稳定升值趋势会抵消这种损失而大大有余。 其次，从国内现在的外汇资源来看，加快统一外汇汇率的进程也不会有太大风险。现在国家现汇结存有200亿美元，银行外汇结存有300亿美元，居民持有的外汇现金也有100多亿美元，总共达600亿美元之巨。印度1992年3月1日实行卢比的部分可兑换，1993年3月1日实现完全可兑换（有限制条件），全部外汇储备只有50亿美元，而且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和外汇银行吸收的非常住印度居民的储蓄存款。印度尼西亚在实现本国货币可兑换时，外汇储备只有4亿美元。更早一些时候，日本在50年代初实施有限制的日元可兑换时，全部外汇只有7亿美元。 第三，汇率并轨，势必上升，现在依赖平价外汇的进口是否能承受得了？据有人估算，现在对这部分进口的补贴总共达200亿元，其中一半是以低价外汇补贴的，一半是以财政拨款补贴的。由于双重高额补贴，这部分进口造成的损失浪费和利益流失相当严重，如果采取严格监督的措施，同时取消汇价暗补，估计只要100多亿元就可以挡住。因此，这个问题不应再成为改革外汇体制的障碍。 第四，汇率并轨，取消额度，出口创汇企业有得有失，基本平衡。对出口企业来说，损失在于，没有留成额度，国家不再替他们占压资金，要留外汇就得自己砍人民币资金，如果从银行贷款，还要付重利息，很不划算。过去可以待价而沽而卖额度，现在没有这种赚头。但是，得到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没有牌价汇率，结汇就能拿到市场汇率的收益。二是取消强制性上缴，平调的一块好处归还给企业；正常进出口活动需要用汇，随时可以从银行买到所需币种的外汇。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不是外汇体制改革本身的问题，但有联系。这就是要不要同时或稍后即取消指令性的出口创汇计划？如果取消，那么对于改善外贸企业的经营状况有很大好处，因为有些高亏生意是因计划压迫才不得不做。但是对于出口的数量可能有负面影响，一段时期内，国有外贸企业的出口总额或许增长放慢，或许略有下降。不过，如果我们是实事求是的，那么这种波动也不应看做是坏事。 从上述四个相关方面来看，加快外汇体制改革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但是仅只这些条件还不充分。还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是：（1）适当收紧国内银根，防止因人民币资金过分宽余引致的外汇供不应求。对于存有较多外汇额度的外贸企业，如果申请增加人民币贷款，则不予批准，要求他们先出卖额度；（2）适当调低国内外汇存款的利率，或对新开外汇帐户收取一定的开户费，以此鼓励人们多用人民币储蓄积累；（3）调整关税和贸易政策，降低名义关税率，但是要大范围清理减少各种优惠政策，提高实际关税率，争取用1~2年时间，把实际关税率从1992年的4.6%提高到10%左右。 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选择 我们已经明确了外汇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澄清了主要的相关因素和必要的外部条件。但是如何确定具体的过渡办法，仍然需要仔细研究。具体实施方案的选择有几个约束条件：（1）由于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提高，一些发达国家与我国之间发生了贸易摩擦，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继续采用调整外汇牌价使之接近市场汇率的办法，容易给人“官方操纵汇率，以人民币贬值支持倾销”的印象和口实。（2）一步取消牌价，统一到市场价，又会遇到跌幅过大，且市场汇率尚不统一、规范的问题，各方面调整适应起来难度较大。（3）从理论和国际经验看，我国目前不宜允许居民和企业持有外汇，但是由于早已允许居民个人持有外币和外汇存款，再要取消恐怕不可行，即使是企业的现汇帐户也难以禁止（去年企业外汇存款新增60多亿美元，除“三资”企业外，也有大量的一般企业）。（4）现在已经批准实行的人民币合法进出境政策，为资本流出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途径。每人每次6000元，每年进出境达3000万人次左右，从理论上说，最多可以带出再带入的人民币高达上千亿元。通过这种交流，原来可以带入中国的外汇现在则会滞留在国外。（5）真正由中央银行买断的外汇，目前只有100多亿美元，其余国家现汇结存的使用权归地方和企业，不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一律划归国家，恐怕也不妥，至多可以按比例扣一部分，其余额度还应由地方和企业自己处置。 根据上述约束条件，我认为实施方案可分为几步： 第一步，在国内银根适当紧缩等外部条件具备后，宣布改外汇额度留成为现汇留成（不再分地区试验）；同时宣布原有外汇额度在一定期限内（比如说三个月）有效，过期后即自动作废；外汇调剂市场自然会出现供应增加需求相对缩减的形势，汇率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允许各专业银行进入外汇调剂市场或从事外汇调剂业务，打通全国各地的外汇调剂市场，但银行汇率要有上下限规定，以防止汇率过度波动；用于经常帐户支付的外汇购买，原则上一律批准，居民出国购汇，凭护照签证一次一人1500~2000美元；资本帐户的支出必须从紧控制，但符合国家对外投资政策者，也应予以批准。 第二步，在额度有效期结束，市场汇率大体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时，宣布取消牌价，相应取消外汇留成制度；采取政策措施鼓励出口企业创汇后主动结汇，不结汇或少结汇者要给予非优惠对待，但允许企业保留现汇帐户，外汇管理部门要按时审查企业的收汇情况；外汇调剂市场业务转由专业银行承担，国家外汇管理局不再参与外汇市场的具体操作，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指导下确定汇率，从事交易；在此之前和之后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应在市场汇率下跌时买入一定数量的现汇，一方面增强国家外汇储备，另一方面调节市场，稳定汇率，防止过度下跌；中央银行和外汇管理局不能要求专业银行吸收的外汇存款移存或上缴。 第三步，在市场汇率接近测算的合理汇价水平（可能在7.5元人民币/美元左右）时，运用政策手段予以调节稳定，以后视国际收支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而微调波动，建立起较为成熟的浮动汇率制；取消平价外汇的分配制度，需要由国家补贴的进口，一律由财政拨款补助；取消对外贸企业的指令性出口计划，消除不经济的出口，增强外贸企业对外汇市场的适应能力；继续运用政策措施支持人民币存款，抑制企业和个人过度持有外汇的倾向；完善对资本帐户管理；在合理用途的外汇购买能够随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囤积外汇就成为很不合理的选择，再施之以广泛的宣传教育，人民币的地位会不断增强，长期以来，推动资本流出的一个主要根源就会得以消除。 以上所做的分析和建议还是初步的，还有许多细节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但基本判断可能是无可置疑的，加速外汇市场化，此其时也。当断不断，恐后患不止。 注：*本文写于1993年5月20日。6月15日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刊出。 关于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 去年以来，调剂市场汇率直线上升，黑市汇率更是猛烈上涨，严重干扰了宏观经济稳定，同时对扩大吸引外资，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也造成了非常明显的不利影响。这里固然有经济回升较猛，进口增加较快和人民币银根偏松的原因，但是，仅这些因素不足以解释市场汇率如此异常的大幅度攀升。 问题的主要症结 决定外汇市场汇率的原因有以下几个：（1）可贸易产品和服务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比率，即所谓平均的出口换汇成本。去年以来虽然有所上升，但幅度并不大，目前在1美元兑6元人民币左右。（2）正常进口对外汇形成的需要。去年以来增长较快，但是进口仍然受多方面限制，增长最快的是外商投资引起的设备和原材料进口，对国内外汇市场影响有限。（3）资本流出形成的对外汇供求的影响。外汇的使用分为两大类：一是经常项目支出，包括贸易、各种服务、投资利息和捐赠等等；二是资本项目支出，包括各种直接投资、购买外国证券、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对外贷款和延期收付款等等。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编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1992年，发生了304.8亿美元可统计的资本流出，另外还有负值的误差和忽略项84.2亿美元（实质也是资本流出），因而尽管去年利用外资规模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资本流入高达302.2亿美元，但算总帐，资本净流出在100亿美元左右。（4）对汇价趋势的预期和投机活动。去年以来，港台舆论工具宣扬中国“复关”后，人民币会大幅度贬值，国内一些人也持这种看法。加之物价总水平上涨速度加快，国内企业和居民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预期：汇率还会不断上升。这样，拥有外汇者必然惜售，需要外汇者和想要保值者必然会抢购，而且现行的“三轨”汇率体制为各种投机活动创造了条件，境内外的一些投机商参与外汇买卖，更加剧了市场汇率的盲目上涨。上述四个因素中，（1）、（2）两个因素联系较为紧密一些，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对市场汇率上扬也有推动作用，但影响比我们许多人的推测要小得多。（3）、（4）两个因素关系更为紧密，它们是导致市场汇率大幅度上涨的主要因素。而这两个因素的形成、发展、根源在于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不合理。 与国际上处于同等发展阶段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相比，我们的外汇管理体制有以下不同：（1）长期实行多轨汇率制；（2）对出口结汇要求很严，但监督执行很弱，实际结汇率逐年下降；（3）经常项目支出卡得很死，但资本项目支出放得很松；（4）居民较早就获得持有外汇现钞和存款帐户的自由，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可以有现汇帐户；（5）外币在国内一定程度上已自由流通，特别是港币在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已经和人民币并驾齐驱；（6）允许进出境人员合法携带6000元以下的人民向币，结果人民币在境外的自由兑换先于国内自由兑换而实现；（7）外汇调剂市场是一个优先使用权市场，不是真正的外汇市场，各地分割，且不允许银行直接介入；（8）允许居民和企业从事调换外汇币种和买卖外汇期货的交易，由有关金融机构代理，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上述因素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外汇管理体制，必然造成资本大量流出，最近三年来我国始终处于不合理的资本净流出状态。这种体制也必然造成各种投机活动，在一定条件下（例如经济升温），投机活动必将导致汇率急速攀升，推动国内通货膨胀更趋恶化。 二、加快改革的条件分析和方案选择 以汇率并轨和形成统一市场为中心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拖延这项改革，不仅不利于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更严重的是会损害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条件是具备的。 首先，从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来看，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在周边一些经济不景气或落后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被当作硬通货来使用，信誉很高。即使在经济发达的香港，和大陆居民纷纷抢购外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许多香港人在银行前排队购买人民币。一个基本事实是，100元人民币在大陆境内的实际购买力比100元港币在香港的购买力，综合起来看，要高得多。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那么人民币更具备了持续升值的性质（国内高通货膨胀率会掩盖这种升值走势）。当然，人民币银根要适当抽紧，如果货币供应量不加控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就难以起步。 其次，从国内现在的外汇资源来看，加快统一外汇汇率的进程也不会有太大风险。算大数，现在国家现汇结存有200亿美元，银行外汇结存有300亿美元，居民持有的外汇现金也有100多亿美元，总共达600亿美元。印度1992年3月1日实行卢比的部分可兑换，1993年3月1日实现完全可兑换（有限制条件），全部外汇储备只有50亿美元，而且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和外汇银行吸收的非常住印度居民的储蓄存款。印度尼西亚在实现本国货币可兑换时，外汇储备只有4亿美元。更早一些时候，日本在50年代初实施有限制的日元可兑换时，全部外汇只有7亿美元。 第三，汇率并轨，势必上升，现在依赖平价外汇的进口是否能承受得了？有人估算，现在对这部分进口补贴达200亿元，其中一半是以低价外汇补贴的，一半是以财政拨款补贴的。由于双重高额补贴，这部分进口造成的损失和利益流失相当严重，如果采取严格措施，取消汇价暗补，估计只要100多亿元就可以挡住。因此，这个问题不应再成为改革外汇体制的障碍。 第四，汇率并轨，取消额度，出口创汇企业有得有失，基本平衡。对出口企业来说，损失在于，没有留成额度，国家不再替他们占压资金，要留外汇就得自己砍人民币资金，如果从银行贷款，还要付重利息，很不划算。过去可以待价而沽出卖额度，现在没有这种赚头。但是，得到的好处，一是没有牌价汇率，结汇就能拿到市场汇率的收益；二是取消强制性上缴，平调的一块好处归还给企业；正常进出口活动需要用汇，随时可以从银行买到所需币种的外汇。 需要认真权衡的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和相应的方案。是建立一种外汇严格集中管理，单一汇率在基本固定的基础上略有浮动的体制，还是建立一种外汇管理进一步分散化，汇率完全放开自由形成的体制。从我国发展水平和经济国际化程度来看，理想的模式应当是前一种。但是困难在于，我们在外汇自由化方面不知不觉已经采取了许多超前措施，例如允许居民持有外汇现钞和存款帐户、允许本国货币合法携带出境、出口企业可以有现汇帐户等等，日本、韩国在80年代之后才敢这样做。如果宣布取消这些做法，其代价也势必十分沉重，采取第二种模式，那就要尽快取消牌价，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对出口企业不再要求强制性结汇，但要监督审查其实际收汇情况，建立起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这种较为激进的改革方案，操作起来较为简便，可能引起的震动也并不是不可承受的。但是由于利益调整幅度较大，各方面认识统一起来较为困难，实际实施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如果我们既考虑将来的目标 ，又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可能需要走一条中间道路，即有收有放，放大于收，近期先形成一个较为统一、较为合理的体制形态。走这种中间道路，韩国的现行做法，有很大参考价值，但是，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情况。 三、近期改革的建议方案 前提性措施：（1）继续收紧银根，人民币存贷款平均利率要提高到接近实质正利率的水平；（2）清理各种关税减免，提高实际征收的关税比率，严肃海关纪律，从严打击走私；（3）继续从严审查进入外汇市场的企业和个人，防止投机和套购外汇谋利的行为；（4）加强正面宣传，揭露目前过分畸高的市场汇率是不正常的，告诫企业和居民，抢购外汇承担着巨大风险。 第一步改革措施： 1．明确宣布，三个月后要废除外汇留成制度，统一汇率，出口企业必须按期结汇，不结汇者要给以严厉的惩罚（没收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直至取消出口经营权），现有的留成额度和留成现汇在三个月内必须卖出，过期作废或自动转为人民币存款。 2．允许银行进入外汇调剂市场，在市场汇率不低于8元/美元之前，银行只能出售外汇，不得买入外汇，同时要求通过银行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外汇调剂市场，每日汇率由人民银行和有关专业银行根据市场供求情况确定，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限制企业和个人向市场出卖外汇。 3．修改外汇管理法规，明确申明：（1）境内常住法人和自然人的一切对外支付手段和对外债权、外币证券都是国家外汇集中管理的对象；（2）出口企业收汇必须出售给国家银行，鼓励居民个人将外汇资产出售给国家银行，或以存款方式储存在国家银行，经外汇管理局专门批准的企业可以持有外汇帐户，拿到出国旅行签证的居民持有一定数额外汇，其他一切拥有外币现钞的行为属于违法；（3）所有进出境者携带的外汇必须依法登记，对没有携带证明和超出合理限额以上的外汇，海关可以没收或强制代保管；（4）在特殊情况下，国家有权责令居住者把经许可所持有的外汇、黄金和外币债权出售给政府或国家银行；国家有权责令国家专业银行将外汇资产出售给财政部或中央银行。 4．严格对外投资（包括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逐项审批制度，制定明确的对外投资政策，属于有利于国内进口所需原材料的开发性投资，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投资，有利于开辟或扩大出口市场的投资可以考虑批准，其他一般性对外投资则必须禁止。鼓励经批准的对外投资，尽可能使用国内制造的设备和其他产品取代外汇。 5．加强检查，进一步落实禁止外币在国内市场流通的有关规定，同时宣布停止居民和企业进行外汇期货买卖活动，持有外汇存款者需要调换币种，一律由银行提供这项服务。 6．保留出境者可携带6000元以下人民币的规定，但补充新规定，要求必须事先取得外汇管理局的批准，逐步将人民币出境限制在那些本国货币非自由兑换或不能用于国际结算的国家。 第二步改革措施： 1．经过第一步措施，调剂市场汇率会下降，如果下降幅度还不太理想，可动用一部分国家外汇储备予以干预，在市场汇率达到7.5~8/美元时，调高牌价，实现并轨，这个步骤要事先征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和支持，据外国专家预测美国政府不会对此做出实质性反应。 2．正式宣布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出口企业创汇全部按新汇率结汇，同时要缴纳3%的外汇收入税，以外汇或人民币缴交都可以，由财政部用于必要的进口补助。 3．国家外汇储备由人民银行管理，人民银行调整外汇储备，一律通过向专业银行买卖的方式进行，国家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可继续委托中国银行按国际通行做法操作，绝不准将其用于有商业风险的投资活动。 4．取消国家低价分配外汇的做法，需要由国家补贴的进口，核定数额，一律由财政拨款补助，同时取消对外贸企业的指令性出口计划。 5．企业正常进口等经常项目支出，凭外汇管理局的批准文件向专业银行购买外汇或申请外汇贷款，居民出国旅行可凭有效护照和签证购买一定数额的外汇（2000美元左右），购买了外汇者，不得再携带人民币出境。 注：*本文写于1993年6月。 关于发展和完善外汇体制改革的建议* 汇率并轨初战告捷，说明中央的决策十分及时和正确。目前，在结汇售汇方面，在建立银行间市场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技术性问题（这里也有认识不尽统一的因素），通过进一步明确目标和实施细则，这些问题都可妥善处理。 但是，要真正巩固和发展汇率并轨的成果，还需尽早考虑以下事关重大的问题：（1）外商投资企业要不要结汇？（2）资本流出如何管理？（3）“黑市”这一轨是否还要任其存在下去？（4）人民币能不能继续自由进出境？这四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与现在实行新体制的国内企业经常性外汇收支这一块也是紧密不可分割的，硬要分开，实行互相矛盾的体制，在实际中必然产生严重摩擦，已经并轨的合法汇率就难以稳住。道理如下： 1．如果资本流出缺乏有效控制，经常项的强制结汇就会始终处于“前门紧守，后门洞开”的危险境地。过去四年里，算总帐我国的经常性国际收支帐户是平衡有余的（即使是1993年，如果扣除外商投资设备进口166亿美元，实际收付外汇的贸易依然是顺差40多亿美元），而且还有大量外资流入，按理说国内外汇供求不应紧张，但是市场汇率却波动剧烈，主要问题就是资本大量流出（最主要的形式是购买外国证券、银行转存款和对外直接投资）使得我国莫明其妙地变成一个资本净输出国。资本帐户和经常帐户还存在着一种更直接的联系。当我方出口延期收款和外方延期付款时，必然表现为经常项不能及时足额结汇，同时这在国际收支表上就要列为资本流出，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等于是向外国提供了信贷。总之，在实行外汇控制的国家，无一例外，首要目标是控制资本流出；而在实施外汇自由化过程中，也全都把资本流出列为最后一项。 2．如果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不结汇，那么所谓有管理的市场浮动汇率体制就先天留下一个大缺口。现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不用结汇，而投资也不用换成人民币，但是外汇不能平衡的外商企业用汇却必须保证，这自然使外汇供求平衡成了问题。更严重的是，由于外商企业外汇基本不受管制，它还可以利用国内企业对外汇的需求，从中谋取非经营性利润，从而事实上形成一个第二外汇市场。外商可以替国内企业的进口代付外汇，甚至代为进口，也可以代向海外投资项目垫付外汇，还可以为新来的外商投资者串换人民币，支付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现金、支票、实物或其他补偿都可以，防不胜防。在几乎所有实行外汇控制的国家，外汇管理都是覆盖全部境内企业（包括外资银行）的，这是国际惯例，没有我们现在的“例外”对待? 3．汇率并轨，解决了合法的双重汇率问题，不合法的黑市依然十分猖獗。现在北京等大城市，外汇黑市已成为组织有序近于公开的市场。有确定地点，收购和运销分工合作，而且是现金和银行存折两种方式可以任选，对换汇者来说，被欺诈的风险很小。黑市的存在使得非贸易出口收汇率很低，到1994年境外来华旅游高达4000多万人次，但旅游部门收到的外汇只有40多亿美元，平均每人次收汇只有100美元左右。国内出国人员的外汇和华侨亲友捐赠的外汇几乎没有到银行兑换人民币的。黑市的存在严重地干扰着外汇管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汇率的稳定性，而且也是走私贸易和资本流出的重要基础。由于我们早已允许国内居民持有外币和外汇存款，对进出境旅客携带外汇也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这已成为资本流出的主要途径之一。因为带出去的超过个人旅行费用之外的部分，或者是在国外投资，购买证券，或者是在国外银行存款，实质都是一样的。同时，这也是化公为私，转移不法收入的重要途径。1992年我国国际收支表中高达84亿美元的遗漏和误差项外汇流失，与黑市的存在和不受限制的携带外币出境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这方面也是我国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普遍做法很不相同之处。 4．从国际收支角度看，携带人民币出境与携带外币出境性质是一样的。有人带人民币出去，就会有人不带或少事外币入境，过去用外汇支付费用，现在就可以用人民币顶替。同样，在接受人民币的国家和地区，带人民币出去，也可用于资本项目支出。允许人民币出境，事实上就会造成人民币在国外可兑换先于国内可兑换而实现，逆常规而行。除了为资本流出和非法收入转移提供一条渠道外，人民币出境还会造成境外市场汇率对国内外汇市场的干扰（例如香港市场的人民币汇价对我国内汇价就有影响），不利于人民币信誉地位的提高和巩固，还可能使国外金融机构和个人投机炒作人民币成为可能，伪造人民币流入境内更为便捷。允许每人携带人民币出境不超过6000元，许多人以为是个小数目不必担忧。其实不然，假定每个出境者都带6000元出去，1993年就会有2500亿元人民币流出。当然事实上，目前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问题之大是不容置疑的。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新出台的外汇体制改革，还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前面所说的四个方面问题是新汇率机制的巨大隐患。目前由于国内加强宏观调控，经济过热势头缓解，去年以来外资进入增长较多等等原因，矛盾还没有暴露出来，形势稍有变化，也许就会发生较大问题。最近黑市汇率又呈强劲上升之势，颇值得注意。 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尽管十分复杂，但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以我国蓬勃发展的经济为基础，以相对说来颇为强大的国家外汇储备和银行外汇结存规模（合计达600亿美元）为后盾，以大大低于购买力平价的现行人民币汇价为底牌，完全可以在较短时期内，采取堵导结合的方式予以初步解决。具体做法建议如下： 1．必须明确对外商投资企业也实行结汇制，不仅出口要结汇，新来的投资，除直接以设备投资的部分外，也要一律兑换成人民币。同时保证对它们的正常进口、合法的利润汇出和其他合理用汇全额及时由银行凭有关证件供汇。这样做，外商投资企业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称的，合情合理，不会引起“吓跑外资”等等所顾虑的问题。如果在出口结汇方面需要通过台帐形式过渡，那么，对新来的投资则不必拖延，可立即实行单一人民币审核注册。实行这一办法，还有利于加强对外资资本金审查，因为换成人民币后，再要兑成外汇必须有正当理由。在这个过程中相应加强对外商实物投资部分的报价审核，加强对外商投资在国内发生费用的监督，以防止其故意减少必要的现汇投入或从非法途径套购人民币资金。 2．外资企业实行结汇制会涉及到华外资银行机构的业务范围调查。在华外资银行必须执行我国的外汇金融管理制度，这一点不必迁就。问题在于要不要允许他们做结汇业务（这涉及到人民币），这可能会使我们左右为难。其实问题并不那么棘手。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允许其结汇，但不允许其从事其他人民币业务（特别是存贷款业务）。参考国际经验，只要加强管理，这并没有什么风险。另一种是不允许其结汇，那就必须要求外资企业出口或投资都要先到国内银行兑换人民币，对外支付或汇出时再买汇转回到外资银行。比较而言，前一种办法简单，更可取一些，后一种办法繁琐，很可能会招致外资企业和外资银行的非议和怨言，当然也并非行不通。 3．控制资本流出，首先要管住银行金融机构外汇出境这个大头。国内银行的外汇结存300多亿美元，过去被计入国家外汇储备，现在划出去了，这是对的，这样在国际收支中，银行外汇移存国外、购买国外证券、提供对国外的信贷等等都自然属于资本流出。中央银行的外汇自然也要拿到国际金融市场运用（不包括投资）以求保值增值，但它是国家外汇储备，因此不属于资本流出。银行资本流出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禁止，有相当一部分是合理行为，因为银行必须有足够的备付金或流动性资产（涉外银行更应谨慎）。但是现在需要明确的是，银行的外汇头寸究竟留多少才是合理的，如果在国外的外汇结存数量几乎与在国内的外汇贷款都差不多，是不是有这个必要？许多对我国显然并非怀有恶意的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银行在国外的外汇结存规模太大，虽然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操作，但赚来的毕竟是绳头小利，只有将其多余部分投回国内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出口竞争力才是根本大计，银行的收益也才能达到最佳水平。在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目前已大大超过安全水平（三个月进口实际支付外汇的数额 ）的情况下，近几年膨胀起来的专业银行的外汇结存应逐步下调，减少一半或1/3可能也不为过。当然这个问题还应进一步研究论证。最低限度的要求是，不能再继续增加。控制银行外汇资金的流出，还应包括境内的外资银行，其外汇资金汇出除有正当理由之外，也必须受到限制。 4．为有效控制银行的资本流出，还需要研究解决专业银行内各种外汇的分割式管理问题。目前专业银行的外汇资金有多种来源：出口企业结汇、国内外吸收的存款、为外国政府和金融机构承担的转贷、向外商提供人民币贷款吸收的抵押、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的资金等等。管理起来也实行的是“买酱油的钱不能打醋”的办法。这种做法无疑十分安全，但也造成资金的闲置和浪费。因为除了花钱买进来的外汇才能卖出去，其他都是硬约束，没有点调剂使用的余地，好只能再返回到国际市场去谋取保值。看起来，实行人民币的有条件可兑换，首先要在银行内部的各种外汇资金之间打通壁垒，否则对国内的贷款还是增加太慢，更谈不上多出售外汇了。 5．控制对外直接投资，无疑是控制资本流出的重要领域之一。考虑到对外经济连续性，我国在国外的总体利益，等等因素，不应该完全禁止对外直接投资。这就需要制定严格的对外投资政策。符合者，放行；不合者，禁止；违规者，惩处。粗略来看，对于有利于保证国内稀缺进口的开发性投资，有利于开辟或扩大进口市场的投资，有利于劳务输出或赚取外汇的服务性项目投资，可以允许。对使用国内制造的设备为主的投资更应鼓励。反之，则要严格限制。在制定政策、从严审查对外投资项目的同时，有必要对现有的对外投资所形成的海外资产量及其分布结构进行全国性的调查统计。多年来，我国在海外的投资和资产，没有一个综合部门能说得清楚，完全处于没有起码统计的状态，更谈不上控制，据估计，损失和流失的比例可能相当惊人。 6．真正实行对全部经常帐户项目有条件的人民币可兑换，取缔外汇黑市交易。作为一个前提条件，首先要取消目前银行买入现汇和现钞两个价的做法。目前汇钞差价每美元0.22元，这种歧视性做法等于把外国旅游者和本国居民拒之于银行之外，鼓励他们进黑市。当然更重要的保证手段是开正门，包括私人出国旅行也可以凭有效护照和签证，一次出国可购买2000美元（连越南这样的国家都早已做到这点了）。假定有100万人买汇，也只需20亿美元，并非不可承担，况且现在黑市上的外汇规模很大，收回一半就足以应付。与此同时，宣布从严打击外汇黑市交易，一经发现就要将其全部资金罚没（许多国有都是如此行事）。恢复海关对出入境人员携带外汇的检查和申报要求。境外旅游者出境申报的外汇数量不得高于其入境申报数量。本国居民出国携带外汇（包括有银行存款证明的外汇）要有明确限制数额，比如，一般旅行者不得超过2000美元，出国定居者不得超过10000美元，等等，具体限额还可再调查研究后合理确定。开正门，堵邪门，实现这部分外汇的购售平衡理应不成问题，即使开始时银行售大于购，只要让人们树立起对政府的信心，也会扭转局面的。这样做就可从根本上堵住资本流出的第三个主要渠道。 还需要加强对群众的教育，一方面告诉人们从汇市购买外汇是违法行为，另一方面用事实说明买外币储蓄不划算，因为人民币利率大大高于外币，而且目前的市场汇率与1988年差不多，可见人民币对外币的比价是稳定的。 7．允许人民币出境的规定可逐步调整。一种办法是：宣布从此之后只许带入人民币，不许带出人民币，逐步消除境外人民币市场。另一种办法是保留出境者可以携带6000元以下人民币的规定，但补充新规定，带等值外币出境者不能同时再带人民币，或者区别国别地区，增加限制条件，逐步把人民币出境限制在那些本国货币非自由兑换或不能用于国际结算的国家。前一种办法可能会略微有点痛苦，但大概是上策。 8还可以采取一个措施，虽然不是外汇改革绝对必要的条件，但是可以有助于平稳过渡。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所提供的机遇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建议在继续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股本证券融资规模的同时，适当多增加以债券形式引进外资的数额。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债务状况之良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到债务虽然有其要偿还的约束，但也有其避免外商控制我国经济，可以优化投资结构的优点。1992年以来，对外债每年还本付息的数额都超过了新借的债务，这一项至少可以做到平衡。 注：*本文写于1994年3月10日。 关于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 中央决定深化外经外贸体制改革，进一步统一税制，促进企业公平竞争，这是非常及时的。这不仅有利于缓解财政经济方面的矛盾，有利于在新的形势下扩大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这本身是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的国内外环境都十分有利，抓住时机，迈出一大步，对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对于具体的改革措施、步骤和相应的政策配合办法，提出如下建议： 1．降低名义的平均关税水平，减少关税和进口增值税减免，步子应当尽可能迈得大一些。能不采取过渡性照顾的就一步到位，确属需要采取过渡性照顾的项目，过渡期也应尽可能定得短一些。对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根据目前的汇率和国内市场情况，可能还需要有一定减免税照顾，但从今后来说，农产品的关税和进口增值税很可能应当是上升的趋势（因为国内市场的食品价格超过国际市场水平是必然的），对此应有充分的估计。 2．坚定不移地扩大人民币经常项下可兑换的范围。最紧迫的是，对外商投资的新签约项目，一般都应给予正常的利润汇出的银行售汇保证，同时对于外商投资的现汇部分，允许结汇，也允许其用于进口，但不得无故汇出或转移。我们引进外资的重点早已明确是，按照国内产业结构高速升级的需要，鼓励外资进入农业、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其他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但是利润汇出时的外汇兑换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明确解决，这成为影响扩大利用外资的一个严重障碍。这些项目的销售市场主要在国内，如果不能保证其必要的换汇自由，大的投资者（特别是欧美的机构投资者）总是感到不踏实。近两年来，国际收支的情况表明，我们已经完全具备实现利润汇出项目人民币可兑换的条件。此外，对于原有的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内外销的比例规定和外汇自我平衡的规定，也应进行清理，绝大部分事实上也没有必要继续坚持。硬性要求“三资”企业产品外销，监督成本很高，实际成效甚小，特别是在目前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不断开放，且外汇不再稀缺的情况下，更没有必要保留。事实上，“三资”企业和特区的产品早已大量销往国内市场，翻明了，开了正门，该交税交税，国家不会吃亏；有些企业产品内销不如外销，效益导向，让他内销也不会内销。对利润汇出项目实行人民币兑换，还可以和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一并考虑，同时对于外商利润留在国内用于再投资者给予一定的鼓励优惠 。 3．出口退税问题的要害是堵塞漏洞。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这个方针本身毋庸置疑。目前我们存在的问题是有大量的“假出口、真退税”、“交的少、退的多”的现象，甚至还有内外资企业合起伙来骗税，不法厂商与海关、税务等执法部门的人员勾结起来骗税的现象。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大量的体制不统一、政策不统一。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是要严格征税，对关税、进口增值税、国内生产和销售各环节的流转税要统一征收，切实加强稽核，严厉查处违法行为。产品出口时，再严格审查，征了多少退多少，这样做对企业对国家都有好处。如果采取统一压低出口退税比率的办法来实现出口产品征税和退税的平衡，即使总量上可以达到目的，结构上也必然很不平衡。合法经营，照章纳税的企业吃了亏，而且更重要的是，以不规范的制度去对付不规范的行为，势必会加剧不规范现象。为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率水平，促进外贸经营朝着以效益为中心的方向转变，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压力，可以采取而且应当采取的措施是：进一步放松对进口的管制；减少对人民币升值趋势的阻拦（不增或少增外汇储备）；适当放松对银行贷款利率的控制（增加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活跃经济，而且有助于直接或间接地改善财政状况，同时这些措施也都是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必要举措。 4．让汇率进一步反映市场供求。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半年多来维持在8.3元的水平,主要靠人民银行大量买入外汇,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到年底年外汇储备可能高达800亿美元。如果调整政策，适当减少中央银行买入外汇，人民币汇价就会上升，这样可以减少人民币外汇占款的增加，促进进口，改善结构，抑制国内物价水平的上涨。同时可以带来的效应是：减少出口退税的相对规模，增加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消费税收入，抑制外贸出口的抬价抢购和压价竞销现象，促进出口产品提高对外价格（增加对外谈判的主动性，消除外商压价的借口），进上步引导出口商改善经营、提高质量、降低费用。诚然，本币升值必然会对出口形成压力，出口商永远不会欢迎，但是与降低出口退税率的措施相比，前者是市场行为，后者是政府行为；前者更合理、自然，因而也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后者则给人以“一刀切”、不公平的印象。 5．放缓外汇储备的增长势头。国家外汇储备过多的消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意味着我国经济资源的闲置。外汇储备本身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保值增值的操作，但这不是一回事，因为其平均收益率不会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无助于增强中国的产业实力。正常的国际收支所需要的储备水平，我们早已超出，现在考虑的是非常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因素。我国经济持续繁荣，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这是稳定香港经济和货币的根本所在。当然也要考虑防止国际资本流入流出的波动所可能造成的动荡，研究必要的措施。诚然，外汇储备可以不减少，甚至也还可以继续维持上升趋势，但是不应当再以一年300亿美元的速度递增，这样对国内建设和控制通货膨胀都影响太大，而且积累起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终有一天会释放出来，后果很难乐观。因此我建议，要适当减少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让汇率浮动幅度更大一些，以此放缓外汇储备的增长势头。 6．积极促进进口的正常增长。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一种观念，进口不能多，进口增长快了就是坏事。其实，出口就是为了进口，利用外资也是要增加进口，贸易有点逆差是正常的。现在我们贸易顺差很大，不仅影响国内物价上涨，而且耽误了许多技术改造和基础产业发展项目，毫无疑问地也削弱了今后出口的竞争潜力。今年上半年机电产品进口额出现了历史少有的下降，这个迹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深化进口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对进口商品的行政审批，不只是为了履行对外承诺，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技术，加快现代化建设。 7．进一步扩大出口配额招标分配的范围。从近两年对部分出口商品试行有偿招标办法的实践来看，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管理办法。应当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扩大有偿招标的商品范围，鼓励公开、公平竞争。实行招标分配出口配额，对原有的经营格局和利益格局造成一定冲击，因而也引起一些实际问题。但大的方向是正确的，应当坚定不移。具体做法可以考虑一些过渡性措施，以减少震动，避免消极影响。 注：*本文写于1995年10月4日。 作者：郭树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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