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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攻坚的思考》(4) | |||||
作者:佚名 人气:321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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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经济改革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应当选择以下几个方面: 1.围绕改善资金投入结构,加强总量管理这个中心,对现行的投资体制、金融体制、财政体制和价格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尽快扭转目前的资金流向不合理局面,消除潜伏着的总量失衡危险。 2.将交通、通信这两个部门突出来,采取各种措施加快发展,因为这两个部门是最严重的发展“瓶颈”,也是培育市场体系的最硬约束。甚至可以这样断定,这两个部门上去了,改革和发展的一半问题就解决了。 3.抓紧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多种形式办学、办科技实体,实行高等教育以自费为基础的体制。目前,这方面的改革已经自发起步了,迫切需要加强鼓励和引导。 4.坚决地全面地推出以理顺产权、政企分开为基本内容的企业制度改革。要转变企业的运营机制,一方面要落实全部经营自主权,另一方面要明确企业的产权关系,否则企业就只有自由,而无内在的规范和约束,最终也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目前我们对大多数国有企业所实行的承包制,其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完全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因为承包合同的签订和监督执行,企业领导人的选择和任免,合同的中止和继续都离不开政府主管部门。但是,只要政府主管部门存在,并承担上述责任,它们就不可能不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撤销主管部门,除个别情况例外,大多数企业运营就会陷入更大混乱 。 5.继续鼓励发展非公有的多种经济形式。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目前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不足10%,发展余地还极大。应当逐渐统一政策环境,凡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也应允许国内私人进入,当然我们要注意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但主要应通过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馈赠税的方式,而不是限制投资发展的方式。后者危害极大,因为它事实上鼓励过度消费、不健康消费(例如修坟造墓)和不合理的私产购置(例如富裕地区农民住房的不断翻新)。现在我们事实上允许私人买卖股票债券,即然证券投资不受限制,那么实业投资就更不该限制。 6.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市场化和农村城市化进程。国家要建立完善的农产品储备和保护价格制度,增加农业科技和水利投入,对农产品加工工业给予更大的支持和优惠。否则农民收入增加就非常困难。非农产业的发展,主要靠各种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要改变工业比重过高的局面,这就需要乡镇企业逐步相对集中,为其他各种服务业的发展创造需求。农村城市化在发达地区已显露出强烈势头,迫切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内地乡镇企业的发展,除立足于当地资源人才之外,还应特别注意吸引沿海的资金技术,承接沿海转移出来的工业,这也应认真研究、规划。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完全由于人为的体制政策和观念原因,跨省市、跨县区的投资,比之跨国投资的困难还多,风险还大。 以上六个方面,我认为就是现阶段经济工作必须紧紧抓住的关键环节。这六个环节是紧密相连的,不可能单独突进。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广泛的内容,涉及到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多个方面。抓住这些环节,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就顺理成章,才能有实质意义,例如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外贸外汇改革等等。这六个环节代表了现阶段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在商品市场初步形成的情况下,加快要素市场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在经济发展从低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地渡中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 *注:本文及后面的《改善投资结构与加强总量管理》、《产权制度改革刻不容缓》和《加快交通通信发展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是作者1993年1月提出的关于下一步经济改革的较为系统的看法。曾分别发表于一些报刊。后经编写,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的《我的市场经济观》一书。
改善投融资结构与加强总量管理 目前存在的投融资结构问题,概括地说就是,迫切需要发展的行业得不到足够的资金,而不那么迫切甚至是相对过剩的行业却占据了大量资金;有良好效益前景的大项目得不到资金,前景不确定甚至是明显不佳的中小项目却得到大量资金,有助于改善大环境的交通、通信、能源、水利建设投入不够,盲目创造小环境的“开发区”、房地产业投入过度。根本的原因在于,需要优先发展的行业,恰恰是老体制束缚最严重的行业,它们指望国家供应资金已越来越难以为继,但从社会筹资又不知如何着手,更重要的是现行体制还限制着它们。 一、需要改革投资体制 主要内容是:(1)把投资权的下放,定位在主要是向企业下放,而不是要向地方政府下放。扩大企业充当投资主体的比重,缩减政府充当投资主体的范围。凡是能由现有企业或企业集团充当投资主体的产业,政府都不应再投资,而是给以必要的引导和扶持。政府直接投资只应集中于那些企业不能承担或不能全部承担的基础设施领域。这样才能变投资领域中大量的行政性行为为经济行为。目前许多项目为地方政府投资,其实大都是使用银行贷款或社会集资,让政府去筹资不如让企业或企业集团去筹资。(2)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中凡属于盈利性项目(例如铁路、收费公路、港口、电厂等等)一律按企业模式组建;最好都组成为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我们推广项目业主制,也提倡合股建设,但一般都没有真正严格按股份公司规则来建立新企业,有关政府部门的行政性干预影响还很大,将来还会重新造就出老模式的国有企业,最终改变不了无人负责的局面。(3)盈利性项目。特别是基础产业盈利性项目,即使有政府投资介入,也可以优先允许其按各种办法发行债券和股票。像铁路、电力、高速公路等等大项目,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是最适合的,风险比目前那些上市的加工工业、房地产业公司要小得多。证券筹资如果向基础产业倾斜,就会迅速改变资金流向不合理局面。(4)废除投资项目审批中简单地按投资额确定审批等级的做法,因为这样做造成了越大越卡,越基础越难上的局面。严格按行业区分,属于交通、通信、电力、水利等项目除必要的项目需经专业部门进行技术可行性审查外,其余一律由投资的地方政府或企业自主决定。国家只对那些需要控制发展的加工制造业实施审批制度。这样做的同时,要合理限制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规模,禁止其强制银行贷款的行业。(5)投资总规模控制,在一段时间内还可以继续向部门和地方下达指标,但是主要方式是控制社会资金总流量及其主要流向。(6)在控制社会投资总规模时,必须改变过去的习惯做法,即拿大项目开刀,以为卡住项目,投资规模就上不去了。其实关键在于掌握住财政、金融。在既定的宏观环境下,大项目占住资金,小项目就上不去。 二、要改革银行信贷体制 目前我们总以为指令性计划形式的贷款指标管理是最可先靠的宏观调控手段。其实不然。例如,1992年新增贷款,名义上只增加3000多亿元,其实在规模笼子之外还放出去1000亿元左右;固定资产贷款,名义上只增加了710亿元,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0.5%,其实大约在2500~3000亿元,占全社会投资40%左右;无论是计划还是报表中都看不出有那么多资金投向房地产,其实,谁都知道,在房地产炒卖中最大头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计划本子和银行了表与实际信贷活动完全是“两张皮”。我认为,1992年信贷总量还没有发生过度问题,是计划指标订得过低。但是,这种漏洞百出的信贷体制继续下去,不仅结构无法调控,总量也十分危险。那么出路是否在于再进一步退回去,搞更严格的计划信贷呢?此路不通,而且也无益。目前的问题是银行信贷体制转轨拖延所造成的,是银行企业化走了半步后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的反映,是国家既干预其信贷活动又不能完全干预的必然结果,是对银行自主信贷不开正门只开后门的自然后果。 有鉴于此,近期应对银行信贷体制采取以下改革措施:(1)从机构上分离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根据国家产业政策为低盈利或高风险的产业提供贷款,但项目选择应有自主权;商业性金融则完全自主经营,层层落实风险责任,按商业银行来经营。所谓机构不分,资金分帐的设想,根本无法操作。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来源于邮政储蓄、保险金积累和银行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上缴(也可从现有的准备金中扣除)。(2)在政策性金融体系内部或单独设立一个国有大中型企业转轨基金,由银行、财政各出一部分资金,专门解决那些目前困难,但进行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造之后还有希望重新振兴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必要资金供应问题。(3)在加快农产品收购贷款转变为正常的商业性贷款,改变每年用行政办法分配资金收购农产品和兑现白条子的做法。(4)中央银行可以继续向专业银行下达有一定弹性的贷款限额总指标;在执行过程中也可以随时打招呼(让其紧一些或松一些),但是应更加重视发展公开市场、再贴现等间接调控手段,减少直接发放贷款数额,取消商业性的开发贷款业务。(5)进一步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允许条件具备的城市信用社改组为商业银行。(6)对银行和信用社的存贷利率平均水平实施控制,其他投资类金融机构利率逐步放开,自由竞争。 三、财政体制也必须作出相应改革 主要内容有:(1)一定要下决心消除财政向银行借款透支和强迫银行挂帐的做法,财政支出的范围当然要尽量压缩,但只要明确是财政的责任,就必须由财政承担,出了多少赤字,就发行多少债券。(2)加快煤、油、粮食加工等行业的价格改革,压缩亏损补贴。(3)国家基本建设基金不再增加,预算内投资逐渐集中于非盈利行业,例如水利设施、普通公路等等,其他基础设施投资需要扶持,则转移给政策性金融的信贷资金承担。(4)按公平税负原则,理顺税收关系,建立新的严格的税收体系。(5)1993年底第二轮财政包干到期,在此之前抓紧做好准备工作,从1994年开始,全面过渡到中央地方分税制。此事千万不能再拖延。 四、外汇管理体制也必须抓紧改革 我国已连续三年出现出口顺差,商品和服务加起来,每年都达100多亿美元。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外汇可以自由兑换,这必然造成本国货币的升值,但我国的汇率却在继续向人民币贬值的方向波动,这种情况固然短期内有利于出口增长,但却不利于我们充分利用资源,从稍长一点的时间看,也不利于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事实上我国的外汇资源已严重闲置,虽然去年以来国家收上来的外汇出现下降,但是银行的外汇存款和企业及个人手中的外汇资金却大量增加。国家外汇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国际收支发生逆差,因为地方和企业及个人在外汇资产中的比重大大提高了。银行转存国外银行或购买外国政府债券数量庞大,早已超过正常调动头寸的必要。我们已经差不多变成了一个资本净流出国,虽然我们同时还在以多种优惠措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非常苛刻的条件争取国外商业贷款。这样使用外汇,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划算的,但有深刻的观念和体制原因,例如,中国银行的外汇,国内企业不愿贷,因为没有外资的优惠,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也不敢贷,因为企业往往不像对外资那样按时还本付息。 建议采取的措施是:(1)放松对外汇调剂市场的控制,增加外汇的流动性,允许企业在国内发行外汇债券和B股;(2)公开允许中国银行和国外银行一起组织国际银团贷款给国内企业;(3)在适当时候合并汇率,实现人民币在国内可兑换,这样做美元汇率可能先升一点,但不久就会下降;(4)进一步宣传普及金融知识,消除人们对外币的盲目信任;(5)根据我国现在所处发展阶段的性质,应将国际贸易收支控制在基本平衡,略有逆差的水平上。这样才有助于我们保持资本净流入的地位,能够多利用国外资源而不是多让国外利用我们的资源;同时也有利于我们的国际贸易摩擦中占据主动地位。在国家外汇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增加进口主要应通过放松对地方和企业的进口控制实现。国家承担的进口任务应当进一步缩减。 总之,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转变一个观念,调控投资结构的关键不在一国家直接掌握的资金和外汇的多少,而在一国家的政策手段对整个社会资金流量能有多大的影响力。调控政策的重心不应再放在指令计划、行政审批,而应放在开放市场,引进竞争,择优扶持上面来。 产权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企业机制转换在现阶段改革和发展中具有根本性的基础意义。在研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中,我们已经看到与企业改革的紧密联系,互相之间不能等,需要一起往前走,否则其他改革就难以巩固和深入。 企业机制的转变,除其他方面条件要逐一落实外,最重要的是产权关系的明确界定和产权结构的合理调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乡镇企业都面临着这样的任务,但比较来说,国有企业最为紧迫。 经过多年来的探索比较,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采取大中型企业搞股份制,小企业逐步转变为非国有的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大中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可以区分行业,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形成国有、部分国有、法人所有及混合所有等多种产权结构形式。 目前产权制度改革进展缓慢,首先是因为思想上有障碍。虽然小平同志提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十四大也充分肯定了这一原则。但是说到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和股份制,许多同志还是心存疑虑,生怕影响到公有制为主体,担心国有资产会流失。其实这种疑虑是多余的。第一,搞股份制改造和小企业拍卖,国有资产总量可以不减少,只不过结构分布上有所变化。出售股票和资产的收入可以用来投资建设其他基础设施,形成新的国有资产。第二,即使一些企业由国有改为企业法人所有为主,还是一种公有制形式,只不过不是国有制式的公有制形式。第三,产权改革后,公有制经济获得新的活力,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第四,如果拖下去不改,反倒会真正损害公有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以目前的情况看,国有企业明亏潜亏达60%左右,大部分企业折旧提取不足,提了的折旧又有相当大部分被用于奖金和福利,国有资产恰恰在坐吃山空。由于国有经济机制不顺,竞争乏力,漏洞百出,客观上为各种非国有企业和一部分个人获取高额的非经营利润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间接损失每日每时都在大量发生。 另一个认识上的偏关是,把股份制改造和股票市场交易直接挂钩,以为要扩大股份制试验就是要同等程度地扩大股票发行和上市交易。这种误解对实践发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一方面,一批准搞股份制,企业就公开发行股票并力争尽快上市,这对股票市场的管理造成很大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看到股票市场的运作非常复杂,许多同志又觉得搞股份制条件很不成熟,不能加快步伐。其实,股份制企业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前者适合于大多数企业改制选择,它并不发行股票,当然也谈不上上市交易。即使是搞股份有限公司,首先要改制,包括资产评估、会计转轨、产权界定等等,一般需要较长时间。其次发行股票也可以采取定向和公开两种形式。第三,上市交易,可以拉开时间,即使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也可以在一年或两年甚至三年五年后再允许上市。上市也可以分为柜台交易、证券交易所不挂牌交易、挂牌交易等等多种等级。很清楚,我们现在需要大力开展的工作仅仅是第一阶段,即企业改制。与已出现的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来比较,企业改制的规模和进度已经严重滞后。问题的严重还在于,全局上不主动,下面热情很高,不能明搞就半明半暗地搞,七搞八搞,最后很难规范。 我认为,从现在起就应全面开展分期分批把现有大中型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的改革。多数企业改为有限责任公司,一部分企业改为定向募集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改制中,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是不能把原来的政府主管部门换块牌子为控股公司或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由这些机构委派代表或主要董事会成员,也容易导致换汤不换药的结果。有鉴于此,我们建议的方法是,对大多数企业来说企业的原有资产折股后,将其中一部分(和企业改革以来利用留利进行投资形成的资产成比例)划出来让企业与其他企业换股,形成法人交叉持股;另一部分交给社会保险基金,当作国有企业老职工过去的保费积累,这样也解决了统一社会保险制度的困难;其余的大部分股权仍为国家股,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持有或授权企业董事会代为经营。新增股本,则采取定向募集方式,由其他企业认购。等这些股份制企业建立及发展之后一段时间,现分别考虑出卖一部分国有股份,进行国有资产结构的优化调整。 在企业股份制改造中,拿出一部分股份转移给职工社会保险基金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不是私发国有资产,因为老职工过去没有保费积累(长期实行养老医疗的现收现支),这部分资金被用于国家投资,所以现在应划出来。不这样做,统一社会保险对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就不公平。值得注意的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险制度,应学习新加坡的公积金办法,而不应搞成欧美式的福利制度,主要区别是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必须和每个人缴纳的付费挂钩,一人一个帐户,由国家社会保险机构来管理。 现有中央直属的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造,需要考虑其垄断性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特点。建议将石油、石化两大行业按经营需要合并后组建几大石油公司,由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其他如船舶、兵器、有色、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可成立四五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不按行业划分,都是综合性的。这些行业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后,其国有股份由这几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持有。煤炭和电力将来可逐步混合组建能源集团公司。铁路也可以探索分区域或分线路组织股份公司。 对于通过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而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这种形式,原则上应限制在新建企业和少数经营实绩特别优良的老企业这个范围之内,而且要严格审批控制。但是这种形式对加速我国企业改革还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问题在于,需要坚决向铁路、高速公路、电力、航空公司等基础产业部门倾斜,向大的汽车、石化、钢铁等支柱产业类企业倾斜。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调整当前的投资结构,而且更有利于形成稳定、健康的股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设立内部职工股的做法需要特别慎重。职工是企业内劳动力的所有者,如果同时又是企业资产所有者,这两种所有权之间的制衡关系就不复存在。从另一角度来看,职工就业于一个企业,作为劳动者,他要承担企业倒闭而失业的风险,如果他同时购买并持有本企业的股票,作为投资者,他同样承担着风险,两种风险叠加集中在一处,无疑更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稳定。除自然垄断部门的特大型企业和特殊的小型股份制企业外,一般不应搞内部职工持股。 目前在上海、深圳已经上市的股份制企业,实际上只是个人股上市,占绝大比重的国有股和公有法人股并不能上市。因此,这两个股票市场都是片面的或边际性质的股票市场,这也是造成市盈率扭曲,股份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应逐步放松控制,让法人股上市,在股市过快上涨时也可抛售一部分国有股,这以稳定股市、筹集公用设施建设资金都有好处。 加快交通通信发展需要采取特殊措施 从产业结构矛盾的分析来看,交通和通信是阻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严重障碍。我国能源供应能力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交通,产品积压的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交通和通信的不方便,蓬勃兴起的国内外旅游业正受到交通通信不发达的“瓶颈”约束,居民消费的新热点正在向交通和通信领域集中,整个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受到的最大牵制也是交通和通信。由此种种自然导致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最大威胁来源于交通和通信短缺。更长远一点说,交通通信的发达是国内经济高度一体化、社会政治保持统一的最有力纽带。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大力发展交通和通信,而交通和通信的发展也要逐步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但是,我们不能等建立起市场经济之后再来加速交通和通信发展。现阶段需要采取的基本对策是,尽可能引入市场机制,同时也充分重视其他的有效措施和办法,全力加快各种运输手段和通信方式的建设。 1.为突出交通和通信产业的重点地位,提高统一协调水平,减少各方面的牵制和阻力,建议成立一个国家交通通信委员会,集中处理有关有建设和改革问题,制定和实施倾斜政策,实现超前发展。 2.调整和修订“八五”计划,必须贯彻一个原则:把交通和通信的发展速度调整到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基本适应的水平。所谓基本相适应的发展速度,不是简单相等的速度,这要因行业而异,例如民航和电信,恐怕需要每年增长30%以上。 3.进一步明确建设以铁路为主的运输体系。我国公路、航空和水运都需要大力发展。汽车逐渐进入家庭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开始。对汽车发展的速度很可能至今还估计不足,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但是根据我国特殊的经济地理条件,长途货运以铁路为主是合理的,长途客运也应以发展高速铁路为主要手段。欧美发达国家在高速公路和民用航空高度发达之后,现在重新认识到高速铁路的经济价值。我们应从现在起就着手发展高速铁路。建议将京沪高速铁路列入计划,争取早日开工建设。 4.加速交通通信建设,最关键的问题是资金筹集。目前还存在着价格不合理问题(例如铁路货运),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但是更主要的障碍在于现行的交通通信管理体制过度垄断,现行投融资体制的不合理,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开阔,思想不够解放。铁路运价偏低,但并不亏损,电信收费水平则差不多是最高的,发展慢很难说主要是因为价格问题。广东的经验说明,桥梁、高速公路、铁路、电话等等领域的投资,不仅社会效益很高,经济收益率也很高。我国总投资和总储蓄已经达到的规模也充分表明,进一步大幅度提高交通通信投资的资金来源是完全有潜力的。1992年全社会资金流量在8500亿元左右,拿出2000亿元搞交通和通信建设,也仅占24%。不仅人民币资金是这样,外汇资金也是这样,仅我国居民个人手中的外汇现金和存款据估计目前至少有150亿美元。 5.从根本上解决筹资问题的出路在于,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除普通公路,落后地区的港口、机场等无法用收费形式实现正常投资回收的项目外,其他绝大多数交通通信设施建设,要从政府包揽的公益事业开发转变为企业为主体的商业性开发。也就是说,要采取设立企业,并进入市场筹资的办法来解决。广东的三茂铁路和在建和广梅汕铁路就是很好的例子。政府需要做的是给予筹资帮助,批租土地方面的优惠,必要时给予发债担保。可以设想,如果京九铁路搞股份制,其资金筹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投资会节省,将来运行机制也会会完全摆脱老模式。事实上,交通通信的许多行业是最适宜搞股份制的,是最应当优先批准发行各种有价证券的。 6.以往交通通信的落后,重要原因在于有关部门只从国家掌握的财政资金和指令性银行贷款打主意,只盼望国家出台调价政策,没有把视野扩展到这个范围之外的广阔天地。现在我们主张多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并不是走另一个极端,国家投资还应保证。调价措施要继续加快步伐出台。铁路货运价格要普调,同时也应在规定的限度内,允许货运和客运都搞地区差别运价和时间上的差别运价。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今后,宏观管理不能把压低铁路运价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手段,而应把加速铁路发展作为限制物价上涨的手段。 7.交通通信部门应正确认识债务问题。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没有债务是发展不起来的。铁路、邮电部门长期以来怕负债,所以不敢多借钱。以铁路为例,现在负债在300亿元左右,其固定资产按现价重新估算,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当然还有数额可观的流动资产,这样的资产负债比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还应看到,我国铁路运输价格上调的余地还很大,市场前景非常好,现在多借债来发展,将来还债时的财务状况还会改善,不应多虑。事实上,世界上发达国家的铁路部门负债率比我国不知要高多少倍,但为全局计,它们那么高效率的经济还是允许铁路做赔钱生意,借新债还旧债。中国国情特殊,铁路在几十年后也不会到这种地步。 8.加快交通通信建设,要解决行业进入困难的问题。目前国内外企业和金融机构越来越看好交通通信,但是真正能涉足者寥寥无几。交通通信固然有其不同于一般工商业的特征,需要有专门的政府部门统一规划和监督。但是我们的原则应当是:尽可能引入竞争。航空公司、船运公司、汽车运输公司,等等,只要达到一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就应当允许其设立经营,内资、外资、中外合资都可以。国家和地方无力开发的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长途电信设施都可以让其他企业(包括外商)进入。市内移动通信、市内电话新局,也可以允许电信部门与其他企业(包括外商)合资合作。一定要解决目前在行业主管部门普遍存在的现象,自己不能搞或不愿意搞,但是又不让别人来搞 。 9.动员社会力量办交通通信,不仅要允许,而且还应从多方面给予政策优惠。个体户办长途汽车客运、办电话站,都是利国利民之举,应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的局面还很不令人满意。最近新开通的全国最长客运班车(北京浙江温岭),很受社会欢迎,但经营者为取得出运证跑了6个月,盖了总共126个公章。关卡林立,运行起来十分困难。 10.普通公路建设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应从现在养路费、车船购置税费转变为燃油税,这样更公平也更广泛。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应有更多用于公路建设,继续鼓励各种社会集资、以工代赈等形式。除此之外,高速公路和桥梁采取收费形式,也可以将一部分资金转来发展普通不收费公路。一些省市实行的公路部门投入产出包干办法颇为成功,值得推广。 11.根据我们的测算,加速我国交通通信发展所需资金,国内积累(包括外汇)是可以大体满足的,但是争取外资还应当高度重视。原因在于,引进外资不仅有助于弥补资金不足,解决结构性不平衡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有助于企业按新的机制运作。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往往将加快市场经济建设作为前提条件,我们就应该充分论证交通通信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力争取得更多优惠贷款。鉴于交通通信极高的社会经济效益,鉴于国内供求如此紧张,我认为,对各地各企业以外国出口信贷进口的通信设备(程控交换机)和以国际租赁形式获得飞机,应取消各种限制,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比较各种利弊得失,我们更应当在交通通信领域开的口子大一些,而不该在零售商业等一般服务业领域放得太松。 12.在新线路新设施建设尽量推行企业化市场化投融资办法的同时,国家集中的资金应更多地用于老线路老设施的改造方面。例如铁路,应加快老干线的电气化和复线化建设,车站、编组站的改建和扩建。 13.在建设施工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地引进公开招标投标的竞争机制,严格签订和执行合同;另一方面也要发挥集中动员、统一会战等办法的功效。例如,对铁路限制口的改造,对卡脖子的车站、编组站的扩建,对关键性码头,应当把工期和质量放在第一位,不能计较局部的经济效益得失,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拿下工程。 14.在加快建设步代的同时,也要加快对现行交通通信行业组织和管理体制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交通通信部门的企业化程度是最低的,距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运行机制相差很远。目前应加紧研究和试验铁路、电信行业的企业化经营办法。铁路可以按区域(现在的局)或按线路,实行独立核算和自主经营,电信可按区域分设电报电话公司。有选择地搞几个股份制试点也是可行的。民航实施组织结构上的政企分开,方向是对的,效果也不错,应继续深化改革,现有公司都可向股份制发展。 15.城市公共交通问题愈来愈尖锐。随着汽车的迅猛增加、建筑物的密度日益提高,如果公共交通不能大发展,将来势必陷入困境。目前首先要增强大城市政府部门对发展公共交通的紧迫感。其次,要采取稳妥办法,放开行业进入限制,允许非公交部门开办公共汽车线路甚至地铁线路,价格也适当灵活一些。第三,要充分利用城市土地商业性开发的机会,为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筹措资金,吸引投入。例如,对地铁沿线车站地面土地采取拍卖的办法,就可以筹措一部分地铁建设资金。还可以采取大型购物中心建设同时要求在地下预建地铁车站的办法。总之,政府手里掌握的土地就是一个巨大的公交建设资金来源。第四,大中城市都有一些进入市区的铁路线(包括工厂的专用铁路线),在城市改造中,可以把火车站和工厂外移到郊区,原有线路允许铁路部门改建扩建为城市公交铁路,由他们自己经营。这也是一种行得通的办法。 16.加快交通通信发展,还有一个加快交通工具和通信设施制造业发展的问题,这也是我国工业结构升级的一个最主要方面。目前我国按国际经验衡量,达到购买轿车收入水平的家庭已达数百万之多。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消费结构中,唯有汽车一项是最落后的。现在需求还受高额税费限制,也有观念限制问题,一旦这两个因素发生变化,轿车供求势必会重演80年代彩电的紧俏局面,我们的选择只有两个:一是主动加快发展大汽车厂,一是被迫忍受遍地开花的小厂进口组装局面。鉴于这种判断,我 为要提高汽车发展的计划目标,放弃对现有“三大三小”的规模控制,让他们及早准备、自主决策,想搞多大就搞多大。对他们的合资对象、合资规模也应适当放宽。同时还要考虑增加新的布点。飞机问题也不宜再拖。1992年我国民航系统接收新飞机80余架,按照日本的经验,高速成长时期,民航发展速度是经济发展速度的4倍左右,这样预测,用不了几年我国民航每年的飞机购置就会达到将近200架。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都让外国公司占领,实在可惜。因此,我们要早下决心,增加投入,争取与外商合资或合作,及早建设我国的干线飞机工业。 作者:郭树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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