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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攻坚的思考》（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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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人气：605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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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效率而有特色的新体制 9．根本问题在于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有利条件，化解和克服消极因素的影响。世界上发达国家中，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中，有些在工业化补期，人口速度比中国高，自然资源条件比中国差，但是这些不利因素并没有成为它们经济起飞的绝对限制。中国固然人口很多，但人多需求多，市场潜力也就大，生产领域也就广，因此就业和发展都可以找到出路。且不说工业和建筑业还有很大发展余地，仅以第三产业为例，如果我国的第三产业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就可以新增工作岗位1亿左右。总之，关键是提高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 10．要提高经济资源使用效率，我们面前的主要障碍是现行经济体制仍然不能适应需要。突出表现是，结构调整的灵活程度还不很高，而且常常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比例失调，效益受损；经济体制中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因此还存在着通货膨胀的隐患，严重威胁着经济稳定。如果体制方面没有根本性改善，90年代的经济稳步增长就无法保证。一句话：深化改革成效如何，必将决定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前途，必将决定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全部未来。 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 1．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即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加速现代化进程，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是指导改革的最基本原则，也是检验一切改革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 2．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一方面在传统体制下，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出现了递减趋势，而且愈演愈烈，日益威胁到社会主义能够加快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也受到损害，平均主义与按劳分配相比，就是最大的不公平，更何况由此引起了懒散、投机取巧和特权腐败等等问题，更是违反社会主义本质的现象。因此，对这种体制必须进行彻底改革。 3．必须承认，传统体制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原苏联的工业化时期，还是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都是不可缺少的保证。但是，传统体制的建立和成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例如，经济目标单一；必需信息数量不大，帝国主义封锁包围，国家处于准战时状态，人民群众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高昂，个人利益差异较小，社会需求较为简单等等。随着经济日益复杂化，和平状态的持久化，科技进步作用的不断扩大，社会需要的持续多样化，采用高度集中的直接计划管理办法，就越来越不适应客观经济运行的要求。 4．经地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方面甚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我们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根本原因。但是，目前在总体上说，仍然是一种双重体制并重的格局。由于双重体制并重，经济运行的机制不统一、利益关系存在许多扭曲，所以在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产生或加剧了一些不良现象。例如，新的产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腐败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简单归罪于计划，也不能简单归罪于市场，更不能说成是改革开放的过错。只能说明，加快改革，早日完成体制转轨十分迫切。 5．我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提出，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和发展。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极其正确的，完全符合社会义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规律。今后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摆在我们面前更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搞活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们必须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除国有、集体、合作等形式外，我们应当大胆探索各种股份制形式。 6．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改革以来我们的认识在不断发展，总的说，是越来越深化。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方针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后来又进一步明确：“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这些提法尽管有差别，但目的都是要寻求我国在现阶段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都是在探索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方针和方法，都要求改进和完善计划，发展和健全市场，即计划要科学化，市场要规范化。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一致的。 7．必须充分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计划，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行，现代化就无法实现。第一，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有一定的计划管理。在总量关系的协调方面，市场机制很难顺利做到，而且必将造成严重损失。即使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也必须有宏观调控和政府的必要管理和干预。第二，市场绝不是万能的。一些社会效益很高而经济效益很低的领域，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必将会被忽视而陷入完全的落后。第三，市场是一个体系，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不完善性就可能产生消极作用。第四，世界范围的经验还证明，落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成功，既不必要又无可能简单重复欧美国家的历程，即明显的自发过程，必须走另一条道路，这是一个较为自觉的过程，其中，国家必须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还必须在商品经济允许的范围内或不破坏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这需要国家主动采取一系列的计划和政策，调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各个环节和领域。 8．国家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必然使这些计划和政策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实际市场环境。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计划和政策绝不能排斥市场，取代市场，而应当维护市场，完善市场，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过去常说计划要按价值规律办事，但价值规律只有通过市场关系的变化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是存在和意识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计划如果不能反映市场的现实要求和长远趋势，这样的计划必将遭到失败。 9．传统体制弊病的总根源和过去经济政策失误的总原因，是忽视市场，否认市场，试图消灭市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就必然是市场取向的。就是说，改革要尽最大可能恢复建立和发展市场机制，在此基础上重新塑造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与此同时国家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变为间接控制为主，转变职能，从而进一点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作用。 10．总之，我们要充分发展市场，但并不是形成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我们要缩减和废除指令性计划，但并不是不要任何计划；我们要实现对需求的总量管理，但同时还要注意对供给的结构调节。 11．我们的目标是使高效率与高公平相结合，相统一。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简单说来，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实现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基本前提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效率与公平是一个二律背反，高效率是可能与高公平共生共存的。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这个问题也解决得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实行传统体制的后期，两个方面都发生了严重问题。但是世界范围的实际经验证明，实现这种结合是可能的，我国近十多年改革的实践也表明，只要摆脱不切实际的要求，在较高水平上兼顾效率和公平是完全有希望的。 12．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依赖于以下几点：第一，必须按照商品经济规律，彻底贯彻按劳分配，保障劳动者平等劳动和平等获取报酬的权利，最广泛地开辟就业领域，有效地保持高就业率水平；第二，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商品经济的要求，在按劳分配为主的前提下，允许多种分配形式存在；第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也鼓励先富带后富，特别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集体致富的道路；第四，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企业内职工、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之间要形成和谐协调的关系，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形成高度的集体凝聚力；第五，提倡和培养企业家精神，鼓励事业第一的企业家；第六，恰当利用财政税收和社会保险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第七，加快教育、文化等公益事业的发展，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发展条件（保证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基本平等，但不能保证享受资源的平等）；第八，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基础，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加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生活环境和精神氛围。 三、抓住时机，加快步伐，建立起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完全有理由说，在今后五年时间里，我们能够建立起新体制的基本框架，然后再花若干年时间补充完善。（1）从体制现状来看，有些问题已经解决，有些问题只需要稍加理顺，有些问题是需要规范化，集中的遗留问题是国有经济的运行机制问题三大关系：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企业内部。（2）从目前国内经济形势来看，十分有利，供大于求，高额外汇储备。（3）从社会条件来看，总体上有利于改革。（4）从国际环境来看，加快改革，就可以争取主动。 但是，加快改革绝不是放手蛮干。必须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改革的方式方法。（1）坚持将改革与发展相结合，优先解决影响发展的最紧迫问题。同时也不能片面追求“立竿见影”。（2）渐进与突击相结合。（3）抓住重点与全局推进相结合。（4）单项试验与全面配套相结合。（5）调整结构与保持总量平衡相结合。（6）放开管制与市场制度建设相结合。（7）国内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国际化相结合。（8）搞活经济与从严打击贪污、腐败、走私、贩私相结合，要特别注意防止黑社会势力的形成和发展等等。 必须具体研究各个领域改革的内容、步骤、各自的时序和相互配套规则。（1）价格和流通领域的改革。（2）企业改革和建立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分部门、分行业。（3）财政改革：复式预算、分税制、国债体制。（4）金融改革：新型的二元金融体系和总量调控。（5）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为企业主体。（6）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体制改革。（7）外贸外经体制改革。（8）外汇体制改革等等。 注：*本文是作者1992年2月起草的一份提纲。 一个高效率有特色的新体制就在前面* 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与原苏联东欧进行对比，中国改革的成功有以下突出的有利条件： 1．改革的基本方向正确、明确而且坚定。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开始就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2．全社会拥护和支持改革，不论在思想上、政治上还是组织上，改革都没有遇到原苏联东欧所遇到的那样大的阻力； 3．对于前两个条件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作用的是，中国过去长达二十年时间内所发生的“左”的错误，在规模范围上是同期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严重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左”的路线走到极端。物极必反，经过十年内乱，社会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成功为全国的人心所向； 4．中国经济体制从来没有达到苏联东欧那样的集中程度，地方和企业相对来说总还有一点自主性和独立性； 5．即使在传统体制下，国家高度平均主义性质的工资福利体系，包揽的人口在总人口中也只占少数，占总人口80%左右的农民对国家的依赖性不大，生活水平极低，所以他们改善处境的愿望十分强烈； 6．中国实行行政性计划经济的时间相对于原苏联东欧而言要短得多，实质性改革起步又较早，因而还有许多人对商品经济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农民则普遍程度不同地熟悉家庭经营方式； 7．70年代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国际政策，来自国外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不断减弱，国防负担有可能减轻，为整顿经济，修养生息，全面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提供了有利时机。 8．中国处于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东亚地区，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和享受到这一地区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带动及扩散效应； 9．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经济发展先行，国际化程度高，此外还有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数千万华侨华裔，为引进资金、技术、管理、信息，输出产品和劳务，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此之外，中国人勤劳节俭的传统，善于经营的天性，比较务实的精神，等等特殊因素，也对改革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完成。新旧体制的转换仍在进行之中，目前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为此我们需要认真回顾过去十多年的实践，进一步明确今后前进的方向，抓住时机，积极行动，争取早日建立起一个高效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 十多年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 起步于70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逐步取代行政命令经济的运行机制。改革前指令性计划无所不包，改革以来，市场调节的范围持续扩大。到目前为止，工业生产中的指令性计划不到15%，其中完全不折不扣得以执行的大约只有5%左右。农业中具有指令性计划性质的管理方式，仅包括合同订购的粮食和统一收购调拨的棉花等少数品种，在产值中的比重也只有15%左右。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绝大部分（75%以上）已经事实上由市场供求为基本决定因素，虽然名义上由行政部门定价的比重仍然占40%左右，资金筹集多样化，财政资金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80%降到不足20%，其他为银行贷款、企业自筹和利用外资。宏观调控从行政性直接调控形态转变为经济性间接调控为主的混合形态，虽然这个转变并不是完全自觉的，甚至至今还是没有充分意识到的。 问题和教训：（1）由于放松行政控制采取渐进、迂回的办法，除中央统一部署的行动之外，地方和企业也能够自主决策，因而具有较大的自发性和随意性；（2）同种商品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和两种流通方式的“双轨制”，造成市场混乱和收入分配不公；（3）传统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落后于形势，处于被动地位，带来宏观失控和结构失衡等问题。上述情况带有必然性，至少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是如果认真对待，积极采取措施，可以大大缩小其不利影响。 第二，在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多种经济形式共存的格局。在工业生产总值中，1978年，国营企业占77.6%，集体企业占22.4%;1990年,国有占54.5%,集体占35.7%,其他占9.8%.在商品零售总额中,1978年,国有占54.6%,集体占43.4%,共他占2.1%;1990年,国有占39.6%,集体占31.7%,其他占28.7%.在国民经济总体中，按照估算，国有企业提供的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占56%，1990年占40%；集体企业提供的份额从42%上升到50%；其他经济形式从2%上升到10%。经济迅速增长，市场日趋繁荣，与各种经济形式的竞争发展是紧密相联的。 问题和教训：（1）国有经济内部的改革相对滞后，形成了改革开放和发展在总体上绕开国有经济前进的局面，但事实上因此受到很大牵制；（2）国有企业改革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承包制，在极小的范围内还试行了租赁制、股份制，以及与外商的合作、合营等形式，收到一定效果，但从整体看，国有企业还没有摆脱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局面。这种状况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必然性，但是也确曾出现过有利的时机和可以局部改善的条件，没有很好利用，一些完全可以采取的必要措施也未采取，例如取消非自然垄断工业的行政性总公司，培养企业独立经营意识，等等。 第三，对内放开管制与对外扩大开放相结合。对外贸易在过去十多年间，增长迅猛，1990年的外贸总额比1978年增长4.59倍，达1154.5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从97.5亿美元增长到620亿美元,增长5.4倍.国际旅游业也从无到有，迅速形成为创汇达20多亿美元的产业。十多年来，利用外资累计达670多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就达200多亿美元。外汇奇缺的局面大大缓解，官价汇率与市场汇率已十分紧近，相差不到10%。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派出大批专业人员考察和进修，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起稳定的经济技术联系。一个基本上封闭的经济体系已经转变为一个基本上开放的经济体系。 问题和教训：（1）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和磨擦，因为对外经济必须去适应国际惯例，遵循市场规律，而国内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和参数是扭曲的，调整缓慢，冲突很大；（2）外贸和外汇管理在国内也不统一，例如不同地区的外汇留成比例长期不一样，造成不合理竞争局面；（3）国家对外贸的集中管理过分依赖于行政手段，不能采取更灵活有效的办法，例如许可证拍卖制度，等等；（4）引进外资的形式仍然比较单一，金融手段（例如发行债券和股票）利用不多，出售一部分存量资本的办法几乎是禁止的。 第四，改革与发展相结合。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结合是成功的。80年代，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水平在10%左右，其中农业在6%以上，工业在15%左右，服务业则接近2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措施一般都是从加快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来考虑的。例如农村改革，提高农产品价格，联产承包，扶持乡镇企业，都直接见效于农业的恢复提高和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大发展。城市改革，推行核定基数，超额自由支配的“增量”调节，尽管形成“双轨制”并造成严重问题，但生产因受到刺激而显著增长了。军工企业转产民品，采取的基本政策是国家保障其最低维持费用，其余放开让企业“找米下锅”，“米”越多，企业和职工受益越多。对外经济中采取的新政策新措施，也同样刺激经济增长。 问题和教训：（1）中央和地方政府，甚至一部分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保留着片面追求产值，攀比增长速度的强烈动机，一度曾造成严重后果；（2）改革措施的安排与经济发展的考虑过分“紧密”，使一些虽不能“立竿见影”但具有长期效用和意义的步骤受到拖延，就是说改革行为短期化、零散化；（3）没有特别注意重加工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结构调整与一般加工工业和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显著差别，国家统一计划和组织不够，主动性差，结果导致许多企业挤向同一产品、同一行业，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技术设备上乘的企业长期找不到出路。 第五，放开搞活微观经营与加强改善宏观管理相结合。改革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只注重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而没有认识到加强宏观管理的重要性。在发生了严重问题之后，加强了宏观管理。总起来看，除1988年发生严重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外，总量平衡方面还没有出现类似原苏联东欧那样的灾难性局面。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管理还包括对产业结构的调控。在这方面，政府的各项政策对彻底解决传统体制造成的“重工业自我循环，轻工业过分薄弱，农业停滞徘徊”的结构痼疾发挥了积极作用。 问题和教训：（1）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采取了过分松弛的信贷政策，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结果造成总需求膨胀，价格总水平持续上升，虽然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政策失误；（2）财政支出和工资性收入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虽然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方面，但宏观政策也不十分得力；（3）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即一般加工工业超高速发展，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却相对缓慢，而且还有严重的重复建设、规模不经济投资问题，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财政包干体制，价格税收结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在于计划、投资管理方面采取的政策手段跟不上实际形势的发展；（4）1988年治理整顿以后，由于国民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宏观紧缩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问题，突出表现是有效总需求（主要是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总供给相对过剩，我们没有及时适应这种新情况，结果造成社会库存新增额连续三年超过1000亿元。 第六，开放和扩大市场与市场制度的建设相结合。改革初期，我们对市场理解得比较简单，以为只要放开行政控制，就会自然出现市场。1985年之后，认识到市场本身组织管理的复杂性，认识到不同的市场（例如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各有其特殊性。因此，在培养专门人员，研究借鉴国外经验，设立专门机构，建立信息网络等等方面逐渐主动起来。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与维护公平交易、禁止商业欺诈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加强了政府监督部门，例如工商、税务、海关、商检、审计、标准和计量，以及经济法庭等等。 问题和教训：（1）与市场体系的发展相比，制度建设始终处于落后状态，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验不足，但是政策方面经常表现出重视不够；（2）“双轨制”为市场发育造成巨大困难，由于计划内外的界限难以划清，所以经常保持着一块缺乏透明度的“灰色市场区域”，不仅造成市场混乱，而且带来腐败和收入不公；（3）全国统一市场的发展遇到行政性障碍，例如各地区互相封锁紧缺物资和资金，或者阻止外埠有竞争性的产品进入，这种现象最近已有所减少，但并没有完全消除。 第七，必须按商品经济规律处理国有经济内部关系。重要关系有三个方面：（1）中央与地方的关系；（2）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3）国家机构内部和国有企业内部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关系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中央地方财政的“分灶吃饭，分级包干”），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增强了地方自己承担行政性支出和公共事业支出的能力。在政府与企业关系领域，大部分竞争性行业推行了政企分离，在有限的程度上实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承包制）。在国家机构和企业内部，程度不同地实行了岗位责任制，工资收入与实际贡献挂钩的措施，福利保险的货币化（例如住房改革提租发补助和公费医疗节余归己等等）。 问题：（1）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至今仍不清晰，财权划分亦如此，现行“包干”体制推动地方盲目发展价高税高产品和产业，忽视了其他事业，而且助长了地区封锁；（2）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未理顺，绝大多数时候，国有企业还是行政附属物，只有个别企业在特殊条件下实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完全分离；（3）国家机构和企业内部，职责仍不严格明确，工资收入中的平均主义倾向依然十分严重，福利保险改革进展缓慢。 第八，坚持循序渐进性和整体协调性的统一。采取渐进方式，是保证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重大战略方针之一。农村改革先行并取得超出预料的初步胜利之后，人们一度以为城市改革也可在几年中大获成功，事实很快就纠正了这种认识偏差。但是，总体上的渐进并不排斥短期在某一方面的突击，更不否定每一阶段每一步骤上的整体协调，即每一项改革在相关领域要有配套行动或防范消极影响的保护措施。在这上点上，我们的认识和实践也是逐步成熟起来的。 失误：（1）改革措施的配套协调不够，产生了较多问题。例如，国有企业承包制，经营自主权给了不少，但产权约束却毫无增强，追求利益机制与承担风险能力完全不平衡。另一个突出的事例是，1988年初开始，推行新一轮财政包干，外贸出口承包和企业承包，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价格上涨的作用，而且事实上很快就出现了竞相提价的局面，与此同时宏观信贷财政政策也从上一年年底的“双紧”转变为双松，而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又提出价格改革“闯关”，结果火上浇油，价格水平加速上升。（2）尽管发生过一系列失误，但是总起来看，过去十多年中，主动改革的步伐还是太慢，而不是急于求成。例如，1988年的价格风潮，问题并不在于过早提出价格改革（早在1985~1986年就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加速推进价格改革，特别是缩小生产资料“双轨”价差），而是在于由于采取了松弛的宏观政策和一系列承包办法，使得环境不利于价格改革了。此外，也确曾采取过一些错误步骤，例如，1984年底确定1985年银行贷款以上年为基数控制，结果引起突击放贷风潮。这与加快改革毫无关系。（3）过去十多年中引起社会不满的主要问题是所谓“官倒”和政府一部分人的腐败，这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另一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就是“双轨制”、企业“承包制”和松弛的宏观政策。这些改革办法和政策取向，确实有其必然性，而且也程度不同地都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最主要的是有利于非国有经济的生长）。但是能不能说就没有其他替代办法呢？这个问题还不好做结论。至少可以说，如果能够及早意识到其消极影响的严重性，并采取相应对策，或修补措施，事情就会好得多，事实上，围绕这些问题，经济学界从1984年开始到1988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二、新经济体制的基本轮廓特征 总结我国多年的探索实践，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同时参考国际社会的发展经验，借鉴现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适应我国现阶段国情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基本轮廓。这个新体制首先是一个符合商品经济基本要求的体制，这是其最一般最抽象的规定性。但是，这个体制还必须是符合现代商品经济规范的体制，而不是一个原始的落后的商品经济体制。因此它必须能够把计划和市场，微观经营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这个新体制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增强社会主义基本目标的实现程度，即通过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和不破坏这个运行机制的其他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成员以平等的权利共同生产占有社会产品，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 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结构是： 1．劳动者有权利参加社会需要的生产活动，并且按照商品经济原则获取与其劳动成果相符合的报酬。劳动报酬是其基本收入。社会成员还可以是储蓄投资者、资产所有者或经营者，但是他必须同时是劳动者。年老退体者当然是例外。 2．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即使是国有企业，其生产经营活动也不受任何行政命令的干预。一切企业都必须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市场，从事或中止经济活动。 3．企业和组织形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二是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 公有制形式主要有：（1）国家所有制，覆盖自然垄断性基础产业，例如，铁路、公路、供电、供水、港口、机场、航天工业、核工业等等无法在同一市场区域出现市场竞争的部门；（2）国家对重要行业拥有一定比重的的股份资本，其分布和数额可随时调整；（3）集体所有制；（4）法人公有制企业或公共机构持股为主的股份经济。 其他非公有制形式主要有：（1）个体经济；（2）私营企业；（3）合伙企业；（4）外资企业；（5）其他混合所有制企业。 4．市场是协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机制，计划是处理宏观问题的基本形式。经济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都必须实行有偿使用，并进入市场。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通过市场关系，一切市场活动都受计划调节。计划和市场的职能是不同的，都是经济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在市场暂时不能发挥有效调节的领域，例如产业结构调整，计划应当充当某种补充或替代。但是计划不能破坏市场机制，相反要符合市场调节的长远趋势。当市场成熟之后，计划就应退出这些领域，在一般情况下，计划的职责是：确定国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维护总投资和总储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短期平衡，保证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安排非经营性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应，实现 国际收支的平衡。 5．政府的其本经济职能是：（1）提供非盈利公共服务，例如普及教育、文化、国防、治安和行政管理，等等，一切社会需要而企业和个人无力提供的服务；（2）监督市场活动；（3）建设和监督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4）中央政府负责宏观调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国际收支管理，必须集中由中央负责，社会保险政策和管理由中央负责；（5）地方政府负责地区发展的统一规划，在中央确定的政策范围内，有权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调整地方税税种、税率和支出结构。除以上最一般的特征之外，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这个经济体制还必须具有更特殊的规定性，即在高水平上将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长期以来在西方经济学中被视为是一种二律背反，而高效率往往以低公平为前提，高公平常常是低效率。这种理解并不正确。虽然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可能达到绝对高公平与高效率结合，但是这二者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例如，战后日本，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效率很高，公平程度也比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用基尼系数衡量，可以相差一半以上。这个事实充分证明，效率和公平更佳的结合点是可以找到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具有同时重视公平与效率的一面，近现代长期的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运动更加强了这种价值观念。从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来看，我们很有可能从劳动密集为特点的经济，直接向知识技术密集为特点的经济过渡，这是加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这种结构转换就有利于保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更具体地来说，这个商品经济体制需要特别重视以下原则： 1．平等的劳动权利和获取报酬的权利。必须争取最高的就业率，当然这不是以维持隐蔽型失业为前提。国家和社会要尽力开发或促进新兴产业，大力扩充服务业，使家务劳动最大限度地社会化。日本在经济高度发达之后，仍然保持着低失业率（1978~1988年平均只有2.5%左右）和高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从1960年以来几乎一直处于发达国家中的最高水平）。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到。 2．集体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职工对企业的认同程度是现代经济中决定企业经营实绩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东亚社会几乎都具有较强的集体凝聚力。我国目前凡较为成功的企业，不论是乡镇、集体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具有职工对企业高度认同的普遍特征，所以进一步发展这种企业文化是极有潜力的。 3．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专业的经理人员）取代资本家负起企业经营管理职能；在西方一般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中国的情况很不同，在改革过程中，我们看到一大批具有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超前产生和成长起来，即使在国有经济中也是如此，虽然国有企业还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附属物而不是真正的“企业”。原因在于，过去长期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造就了一批具有强烈事业心的人，他们并不是把个人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放在第一位。很难在其他任何国家看到像我国这样的情形：一个厂长经理全身心投入到企业的生存发展之中，而其个人收入常常和普通工作差不多。只要给他们以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他们必将创造奇迹！ 4．国家必须利用财政税收工具，调节收入差别。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实践，分析各国的利弊得失，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实行恰当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和馈赠税，以及社会保险救济等制度。我们不能拉平收入差距，因为那样做不仅不符合商品经济要求，也不符合按劳分配要求。但是，我们必须而且可能做到，绝不允许出现一方面有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有街头流浪汉的现象。 5．国家要为公民及其子女提供更高的公共福利，如义务基础教育、文化设施和合理的卫生医疗保障事业，等等。地方政府应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低价的住房。 6．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基础，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加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建设高度文的社会生活环境和精神氛围。 总之，基本前提是商品经济，在不破坏不违反商品经济规律的条件下，计划、政府干预、思想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等，不是不可为，而是大有可为，并且必须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加速发展。 加快体制转换的条件、方法和步骤 上面讨论的新体制模式还远没有完全成为现实。但是经过十多年改革，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继续过渡，争取早日完成这个转换过程。完全有理由说，在今后五年时间里，我们能够建立起新体制的基本框架，然后再花若干年时间补充完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目前的经济社会条件非常有利于加快改革步伐。 从体制状况来看，市场机制已经发挥了基础的调节作用，经济成份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已经多样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格局已初步形成。在这种形势下，事实上我们已经闯过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启动后最困难的阶段，即放开价格所带来的经济震荡。目前虽然还有几种基础商品的一半左右生产者价格扭曲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因其使用者价格已经接近市场供求均衡水平，理顺这些产品的价格将不会造成太大震动。 从经济形势来看，我们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有史以来从未解决的消费品短缺问题，而且我们还第一次遇到了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目前社会总库存产品达1.3万亿元左右，其中仅最近三年增加的部分就达4000多亿元。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目前食品消费达到日本70年代前期水平（人均日食物热值供应量为2700大卡），相当于现在的世界平均水平。衣着、日用品、家用电器等等达到人均GNP数千美元国家的水平。人均住房面积与改革前相比，城市农村都提高了1倍。居民储蓄倾向连年上升。我国目前的国民总储蓄率名列世界前茅，按现行统计达36%以上，按可比口径调整估算也在30%以上，而且这是在放开行政控制之后自动取得的，根本不同于地去的“被迫储蓄”。国内总储蓄所提供的资金量大大超过了目前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国际收支良好，到今年年底国家外汇储备达到400多亿美元，超过正常合理储备水平1倍以上。宏观经济的调控从实物调控型已经转变为货币资金型，适应这种调控的技术经验也大大丰富了。 财政收支状况固然还有困难，但财政赤字的有无或多少，并不是衡量国民经济状况的必然依据。我国历史上财政收支平衡甚至节余的年份，许多时候是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改革以来虽然只有1985年出现过黑字，但谁都不能否认经济实力在逐年迅速增强，目前的财政困难主要是体制原因，例如高达30%以上的收入用于各种补贴，行政事业费连年膨胀等等，不改革就无出路。 “经济效益状况严重恶化”的判断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所说的经济效益，经常是指工业企业的实现利税，这个指标很有局限性。事实上用相同口径计算，改革以来工业效益是持续上升的，最近三年确实比1988年有所下降或停滞，主要原因是有效总需求不足，库存增加极高（占GNP的8%左右）造成的。但是按统计的实现利税数字来看，似乎一直就在恶化。人们没有注意的问题是，改革以后，出现了一系列从工业部门转移或削减利税的现象，主要有：（1）农产品提价，减少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企业的利税；（2）服务业（例如交通、通讯）提价，减少了工业企业的利税；（3）科技开发有偿使用，也减少了工业企业的利税；（4）企业自销，平添一笔广告推销费用；（5）向商业企业让出一部分利润，因为过去统购包销，不算细帐；（6）各种社会摊派，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摊入成本；（7）利息负担，急剧增长，原来的工业利润转化为银行利润；（8）企业内部职工的工资，摊入成本的奖金、福利，连年增长，更是一个大的减少因素，等等。总之，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那么，就会明白，今天统计的工业实现利税与十多年前的同一指标，实际上是不可比的，要比就得把上述转移或削减因素考虑进来，那么结果肯定大不相同。国际上衡量经济效率的通用指标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或是全要素生产率。根据统计和测算，我国这些指标在1988年以前都是持续改善的。这与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是完全一致的。变化了的是分配结构，而可供分配的总量始终是增长着的。 综上所述，虽然不能说没有通货膨胀危险（有商品经济就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很快出现猛烈的通货膨胀是不大可能的。至于“抢购风”，由于巨量库存的存在和大量生产能力闲置，由于消费结构已经发生实质性改变（新的热点是交通、通讯和住宅，而这类服务是很难抢购的），像1988年那样对消费品普遍抢购的现象，只要不发生改革全面倒退或特别的非常事变是不再可能发生的了。当然，今后还会出现对个别新产品的抢购，可能出现对贵重金属或外汇的抢购，这些现象是商品经济中不可避免的，也不足多虑。 从社会条件来看，总体上也有利于改革。人民群众从十多年的生活中切身体会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他们非常理解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许多人真正担心的是改革的停滞或倒退。中国过去的改革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称赞，而且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坚持改革开放，继续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有利于鼓励外商增加更多直接投资，而且也有利于对付美国的贸易制裁，打破西方一些人封锁孤立中国的企图。 总之，目前我们处于改革的一个关键时期，出现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时机，抓住这个时机，就抓住了90年代国民经济实现起飞的时机，错过这个时机，也许就错过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后一个时机。 形势虽好，但仍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快改革绝不是放手蛮干。必须认真研究改革的方式方法，坚持将改革与发展相结合，渐进与突击相结合，抓住重点和全局推进相结合，单项试验与全面配套相结合。从发展的需要来看，目前迫切需要加强交通、水利、通讯、能源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它们是国民经济的短线或“瓶颈”；从解决目前经济生活中的重大弊病来看，特别需要认真对待重复建设、规模不经济投资、“双轨制”带来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从改善企业经营机制来看，主要是大中企业缺乏活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萎缩状态，高亏损、高库存并存，包袱沉重，困难重重。上述所有问题实际上都集中到一个领域，这就是国有经济部门，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有企业内部的关系，是我们再也无法绕过去的课题。如果说80年代主要是靠国有经济外围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成功，那么90年代则必须从国有经济改革中获得新的动力。 关于的期改革的步骤，有如下建议： 1．加快价格改革和缩减指令性计划的步伐。放开全部工业消费品价格，目前保留国家定价的卷烟、棉纺织品等等，事实上毫无意义，消费者早已接受市场价格，不会有任何不良影响。放开“二名烟”批发价格，国家财政还可以增收几十亿元，考虑到丙级烟会降价，也可增加收入十几亿元。城市居民口粮继续搞提价发补助，实现购销同价。将汽车、钢材、有色金属等等计划内部分，改为国家订货，价格按测算的中准执行。棉花应向批发市场的方向调整。调高煤炭、原油价格，要特别清理煤炭销售的中间环节。 2．用改革措施和政策手段恢复有效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主要途径是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而且明确重点是增加交通、水利、通讯、能源、电力、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投资。资金筹集主要采取两种办法：（1）扩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债券和股票发行规模，现实完全可行，当然要控制项目；（2）银行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例如10%）一律交人民银行转借给建设银行，用于支持重点建设，对专业银行下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总量计划和结构计划，项目由专业银行自己选择；（3）国家增发建设债券，用于非经营性项目（例如水利、公路）投资，1992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3．改革投资管理体制。持续多年的盲目引进、重复建设和规模小型化问题，除价格扭曲错误导向和财政包干、地方行为短期化的原因之外，还有投资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如果不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再来一次结构无改善的投资高潮，后果将十分严重。应解决以下问题：（1）地方政府除基础设施外，一律不准参与其他盈利性投资，这类项目由企业或企业集团充当投资主体，计划立项、报批都由企业自己承担，例如乙烯项目，不论新建、扩建一般都由石化企业来搞，其他具备能力的企业集团也可以申请。（2）改变目前限额管理，越大越卡的审批程序，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模合理的项目，应优先安排。多鼓励地方建设公路、铁路、电信、电力项目，采取“以大挤小”的方针，重点控制一般加工工业项目和小项目，有些行业可以法令形式禁止新建，例如纺织、卷烟、酿酒等等。（3）控制投资要从项目、物资为重点转向源头—资金为重点，因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货币资金调节型经济。地方的同志说得好：我要能搞到钱，你怎么控制我都有办法上；我要搞不到钱，你怎么让我上我也上不去。治理整顿初期清理压缩投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了这个真理。目前全社会可用于积累的资金70%最终来源于居民，只有30%左右是政府和企业提供的，所以如何调节、引导居民储蓄是最主要的。据我们调查分析，地方政府的投资，即使是富裕地区，真正由财政拿钱的并不多，大头是银行贷款、社会集资和引进外资。近几年计划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大大小于当年总储蓄提供的资金数量（1991年差近2000亿元），所以总有一部分资金去寻求出路，地方企业乱上项目就成为可能。（4）控制投资要和信息服务结合起来，许多项目上马是因为盲目，即不知道国内国际市场的情况。建议由国家计委牵头，组织一个投资信息机构，定期发布投资指南，分产品介绍其现有生产能力、在建能力、国内国际市场前景以及合理的规模技术标准等等。（5）改变过去多年的定点滞后情况，不管什么新产品，如果确需国家控制，先定1~3个点，形成经济规模，以后就好办了。不要再重复过去的情况：前面可以自由进入，一大批项目已经开建，然后再定点，而且一定是一大批（例如轿车6个，录像机11个，彩电、冰箱各数十个），千军万马齐步走。 4．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要区别情况，逐步推进。首先，对一部分国家集中管理的企业实施政企分离。这里说的是，船舶、有色金属、电子、汽车、石化、石油、煤炭等行业，应当改变行政性总公司领导体制，给下面的企业以真正的经营自主权。这些行业本质上或者是竞争性行业，或者是垄断竞争性行业，绝对没有必要由一个总公司统起来。国家扶持其科技进步可采取其他形式。这些行业中企业的自主经营能力情况不同，汽车、石化、有色强一些，其他则弱一些，有的行业，企业成本意识都几乎没有建立起来。原总公司一分为三：（1）成立一个行业协会；（2）成立一个该行业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监督国有资产保值增值；（3）成立一个该行业的职工社会保险基金会。这项改革不一定一下全面铺开，而且要特别注意各行业的不同特点，但是必须坚持这一方向。事实上我们可以认真总结一下钢铁、机械等工业的政企分离实践，加以借鉴。如果上述各行业的企业，都能像钢铁工业企业现有这样，建立起独立经营的意识、发展的意识，国有工业的面貌就会大为改观。其次，承包搞得好的企业，可以继续承包。第三，选择一批大中型企业推行股份制改革。国家投资形成的资产，一部分归国有资产管理局，一部分划拨给职工社会保险基金，一部分出售，归国家投资基金；企业投资的一部分允许企业等额换股即形成企业法人互相持股，一部分出售，所得归企业发展基金。当然还可以有其他方案。 5．企业存量结构的调整，要把改革措施和行政性办法结合起来。第一，要真正突破“三不变”，至少可以把劣势企业划出来，允许全国范围内的优势企业来兼并或购买。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也可购买、兼并国有企业。如果同是国有企业，产权可以划拨或暂时挂起来，不要争论不休，妨碍重组。要说服地方政府以长远利益为重。第二，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开拓新产业领域，特别是各种服务业，使一部分濒临破产的企业或其职工转过来。目前我国的邮电、航空等行业，营业额年增长速度在30%以上，金融业也满足不了社会需要，迫切需要发展，可以利用企业调整，实现要素重组互补，加快发展。此外，我国目前从事批发和零售的商业物资企业仍然不足，职工总数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3.2%，工厂自售、农民从事买卖活动的人员，估计也不会超过10%，而日本的数字是23%。原因在于我们的售前售后服务业务少得可怜，例如替顾客送货上门，为顾客安装、调试、维修等等至今鲜见。不用和国外比，如果北京的商业性服务业达到广州的水平，那么至少可以增加50万人就业。北京许多城市的商业网点密度迄今还没有达到解放前的水平。政府应总结推行新开办行业的经验，例如北京的搬家公司、上海的鲜花店等等。食品加工、其他为居民提供方便的服务业，都很有前途。用企事业单位的车辆组建公共交通公司也有成功的经验。还有重点为国内游客提供服务也急需创办发展。此外，还有教育文化事业，以收入来弥补支出，办高等走读教育、夜大学，以及其他文化训练班，群众自己付费，是完全可行的，国家也可补助一点。目前缺少的是场地、设施和辅助服务人员，一部分处境不好的企事业单位有条件者可与大学联合，开发教育文化事业。 6．金融改革。在增强中央银行调控能力、提高利率调节灵活性的同时，要改革居民储蓄存款计息制度（正在拟议之中，应尽早出台），把长期信用与短期信用分开，把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开，直接金融（股票债券）与间接金融并举。关于金融改革的具体建议方案因内容较为复杂，这里不多谈了。一定要认清的一个事实是，金融已经成为社会资金来源的绝对的主渠道；一定要改变的一个错误观念是：居民储蓄不能用于长期建设。 7．财政改革。（1）推出和完善复式预算制度。一个可能的麻烦是“能交基金”，列入经常性收入，名实不符，列入资本支出，会使经常性收支出现较大赤字。不过，这还是个技术问题，要紧的是，甩补贴包袱压缩行政事业费才是改善财政状况的正确出路，否则财政和企业之间互相挤压，不会解决根本问题。（2）复式预算建立之后，要多发一些建设国债，专项管理，用于不盈利但有社会经济效益的水利上、公路、国土整治等事业。对盈利性行业，财政资金要逐步退出来。发行建设国债的原则有两条：第一，确保用于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而且要尽可能节约；第二，一定不能演变成为由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来支撑（虽然中央银行可以开辟“公开市场”业务）。守住这两条，建设国债就是真正地取这于民，用之于民，规模大一些也没有危险。（3）分税制。还是要争取在两三年内出台，提出问题的方式要改变，不能说主要是为了中央集中财力，这样不易为地方所接受。而是要从改变机制根治重复建设调整结构来论证其合理性。方案可以照顾地方既得利益，即分税后，地方税收入不能达到目前地方支配收入总额的省市，一律由中央确定一个定额返还补助金，可以一定十年不变。但是中央可以提出指导性的使用结构意见，而且随着经济增长，“发面”一块越来越大，中央统一财政政策的条件就越来越好。当然即使在将来，财政支出事实上大头还在地方。 8．住房和社会福利保险改革。政策要集中在中央。住房改革的目的也不是收钱，而是转换机制，消除不合理分配，使住宅建设事业进入商品经济轨道。虽然应当让住户净增一点负担，但不能太高，对既得利益调整不能范围太广，幅度太大。例如，据说北京市准备的方案是提租0.5元/平方米，不发补助，可能高了一点。不如多发抵押金、认购低息债券等形式筹资更容易为群众接受。养老行业等社会保险要集中到中央，这是一笔巨额资金，地方管弊病很多。社会保险应成立专门机构，可以在地方设派出机构。城市社会保险应当统一各种所有制形工式特别要重视个体户和“三资”企业职工，他们在相当长时期内可以较大的积累基金而支付额很小。研究准备建立单独的农村社会保险体系，也应由中央统一管理。 注：*本文写于1991年12月12日，是作者1991年12月中旬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2年第5期。 抓住改革攻坚的重点，尽快实现基本转轨* 对于改革的目标，我们的认识正在趋向一致，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我国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大的方向就是市场化。因此这并不是偶然的。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加快步伐，实现经济体制的基本转轨。 一、用五年时间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是可能的 衡量一种经济是否是市场经济，主要看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是否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有一些行政干预，但没有占主要地位，这就是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封建势力阻碍市场经济的时期，也有过战争统制及逐步取消统制的经历。如果说因为存着这些政府直接干预的现象，西方国家在此之前还不是市场经济，那么世界上就不会存在任何市场经济。 国际社会的经验表明，一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和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同样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市场通常就要比发达国家更依赖于政府，这是因为要素市场的运作和管理自身也需要一个完善和成熟的过程。例如，倒退十多年，韩国、新加坡的股票市场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日本的证券市场也是近十多年来才具有世界性的规模和影响。但是不会有人因此而将这些国家在六七十年代的经济体制视为非市场经济体制。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回事，这个体制建立之后还需要不断发展成熟是另一回事。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能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导向，则不能说已经完成了经济体制转轨，但是，建立起新经济体制，也并不意味着生产要素就能够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和配置。我们在现阶段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制的要素市场体系，要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流通已经基本上能够按照市场需求来进行，这就为资金、土地、劳动力和技术按照市场导向来流动，奠定了一个最主要的基础。第二，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同样，多种途径、多条渠道获取资金、技术、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已经成为现实。问题只在于如何进一步使之统一到规范的要素市场形式之中。第三，改革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总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达到世界性的高水平，这个事实对于资金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近两年来出现的“证券热”，无疑在有力地催促着资本市场的早日成型。第四，十多年的开放努力，已使我国经济摆脱了封闭状态。与国际经济的广泛联系，不仅使我们从国际市场引进了资金和技术，而且显著地推动了国内土地、就业和外汇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虽然对我国经济形成多种压力，但是，它同样在加速我国技术市场的发展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总之，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对加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是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第五，我国过去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充足的消费品供应和宽裕的外汇储备，使得我国经济社会承受改革震荡的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阶段改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回旋余地。第六，与上述各项有利条件相比，重要性毫不逊色的是，经过各种反复和曲折，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空前的改革共识。加快步伐，建立新经济体制，可以说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 ，对于各项改革及其后果，群众的心理准备，实际上比我们的预期要好得多。 也许还会有人对五年实现基本转轨的设想提出怀疑，他们至少会说这是“急于求成”。这里有必要纠正一下我们的说法，不是五年而是十八年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因为已经走过十三年的改革路程。更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一些年里，许多客观条件具备的改革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主观的原因而拖延。例如以暗补转明补为重要内容的住房制度改革，新型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建立健全和重新清理评估国有资产，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等等。这些措施并非有什么不得了的风险，更不可能引起全局性的动荡，然而由于我们头脑里框框太多，顾虑重重，甚至是接连反复，所以迄今末获实质性进展。这大概正是小平同志不断督促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原因所在。还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面临许多困难，但是从这个事实中不应得出改革要放慢步伐的结论，正确的结论恐怕恰恰相反。另一方面，以实现利税为尺度来判定国有企业效益，也存在很大问题，这个指标自身事实上是不可比的，因为有许多转移因素。由于这一点被忽视，所以对国有企业困难程度可能存在着过高估计的问题。以往的改革从总体上说，还未促成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性转换，但是绝非没有积极影响。如果稍微具体一点来分析，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形成了巨大差异，有些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机制转轨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同样为人们所担忧的财政困难，也并不是改革加速所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且事情比以往何时候都更清楚，财政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尽快建立新经济体制。总之，在改革问题上出现的主要偏差，迄今为止并不是所谓“急于求成”，正好相反，是经常滞后。 二、关键在于要排除干扰全力以赴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加快体制转轨的不利因素，主要不是来自客观环境而是来自我们的主观认识和判断以及据此形成的对策。如果我们不能真正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清理陈旧的观念，转换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制定出正确而适时的战略战术，五年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就会落空。 首先需要认真清理“左”的思想观念，这关系到明确改革目标模式的决定性问题。以往改革经常发生的犹豫和摇摆，在大多数时候，不是由于看不准就是因为看准了也不敢做，原因是怕走向资本主义。现在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总范畴中，还有许多具体内涵需要探索澄清。就目前而言，突出的问题有：（1）公有制占主导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以产值比重为尺度，目前的国民生产叫值中公有制占90%，将来80%行不行？70%行不行？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把公有制占主导明确为产值比重中要占大头，那么发展其他所有制成份仍然有极大余地，对此不必再顾虑重重。（2）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不是应当多样化？国有制固然是公有制的一种形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公有制形态。但是，无数事实表明，国有制在自然垄断行业和公共事业领域较为适宜，而在一般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领域，通常效果不佳。另一方面，即使国家是最终所有者，也并不一定需要政府机构去参与企业的决策。许多西方国家的大中型企业的最终所有者与代表所有者行使管理职权的董事会也出现了分离趋势，这并不损害而是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这个事实对我们可能有借鉴意义。私有产权可以委托代理，公有产权为什么就不可以呢？（3）要不要承认要素分配的合理性？尽管我国的要素市场早已起步，相应的要素收入也随之发生，但是于理论上我们始终没有正面承认要素分配的合理性，相反还间或有文章对之进行批判讨伐。传统体制弊端的根源在于资源按行政性计划或命令来配置，结果造成低效和浪费。搞市场经济，恐怕必须彻底贯彻资金、土地、技术和劳动的有偿使用，否则何以谈得上高效节约使用资源呢？反对要素分配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个人收入出现两极分化。我国的生产要素主要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承认要素分配的合理性，首先是要承认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金、土地和技术有获得正当收益的权利。要素分配和个人收分配有关系，但绝不是一回事。至于劳动者的收入要根据其劳动来分配，这正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诚然个人有储蓄、技术发明，但是对此我们难道不应按市场规则有偿利用吗？为防止个人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完全可以通过所得税、遗产税和馈赠税等等再分配手段予以控制和调节。总之，不承认要素分配的合理性，不研究和遵循其运行规律，建立完整的要素市场体系是无法想象的。 在经济改革领域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僵化观念束缚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及。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勇于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和教条出发。充分认识小平同志所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句话一针见血。事实上，改革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过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政策和体制，虽然不乏正确和成功之处，但是最终在实际生活中遇到了严重挑战，说是危机也并不过分。走出困境的唯一的办法，是勇敢地面对现实，承认和尊重现实，调整更新我们的认识和实践。而抱住老一套条条框框不放，表面看上去坚决顽强，实际是逃避现实，试图用主观意识来决定客观存在，这样下去只能葬送我们的事业。 不失时机地加快改革，稳妥顺利地实现转轨，还需要我们能够准确判断经济社会形势，清楚了解改革的环境和条件。方向不清或发生摆摆，那自然谈不上怎么改革，如何过渡的问题，但是在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也仍然可能把握不住时机。后一种现象同样会对改革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89年出现市场疲软之后，价格改革的条件非常有利，然而，经济界的主流判断却是通货膨胀会随时反弹。1990年计划的零售物价上涨率高达16% ，实际执行结果只有2.1%，可见认识与实际的偏差达到了何种程度。以这种形势判断为前提，价格改革势必会如履薄冰。1991年城市粮油价格调整，许多人预计会引起较大的市场波动，结果却出奇地平静。剖析我们不能审时度势的根源，主要是头脑里老经验形成了思维定势，看不到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发生的实质性变化。毫无疑问，不能因为过去低估了有利条件，今后就要任意高估有利条件，在形势估计问题上，需要强调的同样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意克服过去经验所可能引致的偏差，这也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集中精力于经济体制转轨，还需要妥善处理发展和改革的关系。经济停滞或低速增长，会带来许多消极后果，改革难度也相应加大；经济过热，却会从另一方面形成体制转轨的严重障碍。非常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国现阶段的资金和资源潜力完全可以保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今后五年平均每年达到9%，预计并不会引起经济生活的紧张。然而，我们必须警惕并切实防止大起大落。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和部门，又出现了不顾资源和市场条件盲目追求高增长速度的现象，甚至层层压指标的作法也有所发生。这种领导和管理，实质上还是用行政命令指导经济的老办法，是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残余。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任重而道远。在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应集中于那些与经济体制转轨紧密相关的领域，例如政企分开、发展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加强法制建设，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行具有公平竞争机制的公务员制度，等等。离开经济体制转轨这个现阶段的工作中心来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恐怕不仅会陷入空谈，而且还可能引起既不有利于经济改革也不有利于政治改革的消极后果。 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改革同样是人民的事业。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要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社会的凝聚力，减少各种摩擦和阻力。 三、改革攻坚要抓住重点统筹安排 我们将现阶段改革的任务概括为，在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的同时，初步建立起要素市场体系。显然，这包括计划、价格、投资、财政、金融、商业、物资、外贸、外汇、劳动、人事、工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产权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等等经济体制领域的全面改革，还包括政府机构改革、科技和教育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和政府职能的转换自然包括于其中，在这种全面配套改革之外，并不存在独立的企业改革或政府宏观管理体制改革。认清这种内在联系十分重要，因为我们特别习惯于单独谈论企业改革和政府改革，然而事实证明，没有这种全面改革行动，无论是企业的机制还是政府的机制都不可能转变或不可能完全转变。1985年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提出，建立新体制，主要是抓好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搞活企业、建立和发展市场体系、转变宏观调控方式，这种“三位一体”的提法是很科学的，因为这三个目标只能同时达到，不可能分别达到。三者包含的内容，实质是一致的，要求是同样的全面改革。因此，从原则上说，我们也完全可以从企业机制转换或政府管理经济方式转变的角度来概括现阶段经济改革的任务。比如说，使企业基本上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或者说，政府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这与前面的说法，完全是一回事。 现阶段改革任务的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部门是攻坚的重点，从完善商品市场来看，现在遗留的指令性生产计划、统配物资、不合理的行政性定价及“双轨制”，外贸的垄断经营等等问题只存在于国有企业，将来需要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批发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和保护制度等新形式，也集中在国有经济部门；开放资金市场涉及财政改革、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改造，产权制度改革、社会保险体系建设等等方面，无疑集中在国有经济部门；劳动就业市场开放，主要的问题是国有部门现行的劳动工资和福利体制如何改革，国营企业职工和政府机关人员怎样进入合理的流动状态。土地使用权市场和技术市场也都在极大程度上属于国家有关制度和政策问题。总之，尽管非国有经济部门在现阶段上仍然需要深化改革，但是改革的主战场是国有经济部门。这是90年代改革与80年代改革的根本性区别。 实现体制转轨，我们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其中最艰巨的任务是改造国有企业，使它们通过改革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轨结合起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减少社会震荡。由于过去长期实行行政性的计划配置资源模式，还由于改革以来部门分隔并未完全打破而地方保护甚至还有所发展，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很不合理。一步推入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包括国际市场），势必有许多企业无法适应，出现严重的破产和失业问题，甚至一些行业会发生全面崩溃。这样一种前景很可能会使改革进而复退，或者踌躇不前。只有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按照市场经济要求重塑企业机制，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手段调整经济结构，我们才能顺利地稳步地进入新经济体制。 从经济体制的现状过渡到新体制，围绕国有经济部门改革这个重点，需要组织一些攻坚战役，主要是： 1．以价格合理化为中心的计划、价格、流通、财政、税收配套改革。目标是取消指令性生产和调拨计划，理顺价格关系，实现“双轨”并轨，完成财政暗补翻明补。在这项配套改革中，主要的难题是石油、煤炭价格和房租问题。 2．以产权明晰化为中心的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金融制度配套改革。主要目标是解决国有资产缺乏具体代表和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不合理问题，同时也为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和独立的政策金融体系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具体内容是，将有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和一部分难以生存下去的中型企业拍卖出去。出售国有资产和股票的收入一部分转移给社会保险基金，以充当老职工过去的保费积累，一部分进入国家财政的专门帐户，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新的国有资产形式。国家持有股份应逐渐集中在重要的经济部门。大中型企业股份化后，一部分股份可按企业近些年使用留利投资的一定比例留给企业，但必须用于交换其他企业股票，形成相互持股格局。原国有企业职工保费积累问题解决后，建立跨越所有制形式的职工社会保险体系就消除了主要障碍，就可以较快地实现社会保险基金全国统筹，而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余额则最适宜运用于政策金融的投资信贷。 3．以建立资金市场为中心的银行、财政、投资和外资、外汇等体制的配套改革。目标是资金筹集渠道的多元化、市场化，理顺银行与财政的关系，分离政策金融和商业金融，区别银行与非银行金融，划开短期信贷与长期信贷，把完善间接金融和发展直接金融结合起来。 4．以实现劳动力合理流动为中心的就业、人事、工资、福利和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目标是废除国家固定工制度和计划分配就业制度，实现按劳分配，建立职工和企业共同负担的社会保险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几项配套改革并不是全部改革，而且除此之外的其他改革也不能说是不重要的。上述几项配套改革既不是按其重要性来排列的，也不是完全按时序排列的，具体的实施方案还应当进一步研究细化。在很大程度上，这里所说的攻坚战役，需要同时着手准备、展开，只不过有的可能在短时期完成，有的则需要贯穿整个转轨阶段的始终。 我们无疑不能期望离开全面改革来实现体制转轨，必须明白，没有一项改革是可以忽略的或能够被替代的。但是确实应当给予特别重视的是前面所说的第2项配套改革，因为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企业制度与资本市场形成和就业市场形成同时结合起来，把十分繁杂的问题大大简化了。紧紧抓住这项配套，稳步推出，取得经验后，不断加快步伐，那么现阶段改革在全局上就更容易深化，实现转轨就更有大的把握。 根据目前情况，一个特别需要提出的具体问题是，一定要把大中企业的股份公司化改造与股票上市区别开来，把发行股票和公开发行股票区别开来，把允许股票交易和允许建立股票交易所区别开来，还要把上市交易和上市挂牌交易区别开来。由于缺乏经验，一些地方往往采取“一锅煮”的办法，但我们的政策指导也确实需要有明确的区别，不能一概都采取谨慎控制的态度。股份制既然已被实践证明是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有效办法，方向上不再有问题，那么，对于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现在就应采取十分积极主动的步骤，没有必要继续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另一方面，作为谨慎对策之一，允许一些企业内部发行股票，可能并不“谨慎”，因为只有特大型企业有一部分职工持股才较为合理，中小型企业职工持股可能引起许多麻烦，特别是在原来为国有现在要转变为股份公司的过渡时期，允许职工持股，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问题。总之，加快国有企业向股份公司的转变，必须尽可能地遵循规范化的原则。 注：*本文系内部研究报告，写于1992年5—6月。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步骤*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抓住目前出现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我们有希望在90年代中后期完成经济体制的转轨，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新体制的完全成熟则还需要更长时间。 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我们遇到一系列难题。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难题是，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造。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使现有的国有企业通过机制转换来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如何使政府部门从行政性的直接干预中解脱出来，转变为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宏观管理和监督机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轨结合起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减少社会震荡。由于过去长期实行行政性的计划配置资源模式，还由于改革以来部门分隔并未完全打破，而地方保护甚至还有所发展，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很不合理。一步推入平等的市场环境（包括国际市场），势必有许多企业无法适应，出现严重的破产和失业问题，甚至一些行业会发生全面崩溃。这样一种前景很可能会使改革进而复退，或者踌躇不前。只有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按照市场经济要求重新塑造企业机制，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手段调整经济结构，我们才能顺利地稳定地进入新经济体制。 鉴于我国目前绝大部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放开，绝大多数企业已具有一定的市场经营意识，商品市场已经大体形成，整个经济体系已经从封闭型初步转变为开放型，今后改革的重点应转向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这势必需要在相关的产权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等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当生产要素也能够基本上按照市场规则流动配置，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就可以说最终完成了。 根据对各方面改革措施横向联系的反复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分阶段实施步骤： 一、第一阶段（1992~1995年） 主要任务：（1）完成价格改革的遗留任务，建立起完整统一的生产资料市场；（2）全面贯彻政企分离原则，使企业成为完全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3）重新评估国有资产，使一部分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起步；（4）以建立长期资金市场和增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宏观调控能力为重点，实施金融体制改革；（5）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和机构框架。 1．价格和流通 1.1清理审查工业消费品价格，将那些没有彻底放开的价格，完全放开。对少数重要商品，建立国家备制度，作为过渡，将来以期货市场取而代之。 1.2城镇居民粮油供应，价格应调整到完全弥补成本的水平，最终取消定量和票证制度。 1.3 调整铁路、水路货运价格，达到基本合理水平。 1.4将目前实行“双轨制”的原材料（钢材、有色金属、木材和化工产品）和机电产品（汽车、发电设备）分项并轨，其中有些产品采取国家订货形式作为过渡形式，有些产品则可采取国家指导下的产需双方合同订货的方法。 1.5 加快批发市场的发展，特别注意建立和完善基础性产品的期货市场。 1.6建立主要农产品的国家保护价和必要储备制度，以防止发生过分剧烈的市场波动。取消合同订购，实行粮食税制度。 1.7大幅度调整原油价格，一步或两步达到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相应调整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的税收结构，采取国家订货和国家指导下企业之间合同订货的办法取代统配计划办法。 1.8稳步提高计划内煤炭的产地价格，提高地方乡镇煤矿的税收水平，对煤炭经营实行国家特许制度，清理压缩中间环节加价，为开放煤炭市场做准备。 1.9清理和合并电价，地方和企业自备电厂自用后剩余的电由电网统一收购，然后再由电网统一销售。电价除对农业用电有所优惠，对消费性超额用电有所加价之外，一般应完全一致。 1.10在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系统，全面推行“四放开”，使各种零售和批发企业完全进入平等的市场竞争。 1.11逐步取消国营物资企业和外贸公司的经营特权，除极个别产品品种外，国家不再实行指定经营及特殊税收和补贴办法，使绝大多数物资企业和外贸公司转变为普通企业，允许其他企业自由进入生产资料贸易行业，进一步扩大生产企业的外贸自主权。 1.12有条件有限制地对外商外资开放商品流通领域，建立从事流通活动的“三资”企业，主要目的是为国内企业提供示范，发展竞争，促进经营素质的普遍提高。 2．生产、投资和管理 2.1在两年时间内，争取取消全部指令性生产计划，某些确有必要由政府保证供应的产品，采取国家订货，其他产品一律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2.2减少和消除对企业的各种直接行政干预。在组织体制上已实行政企分开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从省市到乡镇），要从行动上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不摊派，不平调，多服务。那些尚保留行政性公司的地方，应抓紧清理，坚决撤消。人员一部分进入企业，一部分离退休，一部分开发第三产业。 2.3扩大企业投资决策权，重点是给予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自主决定投资的权力。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除基础设施建设之外，不能承当投资主体。国家计划确定新建的生产性大项目，不再组建行政行政性的指挥部或类似的开发机构，而是直接向现有企业或企业集团招标，中标者由国家给予必要的资金筹集帮助。项目的建设、建成后的经营和债务偿还均由中标企业或企业集团负责，事实上成为其自身的一个新组成部分。 2.4简化投资项目审批程度，放宽基础设施项目限额，增强投资者的责任。通过信息引导和金融政策来调控投资总规模的投资结构，落实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对投资的宏观调控，应当从项目审批和计划管制等“堵”的办法为主，转变为以对信贷、利率、外汇、证券发行等“导”的办法为主。从资金来源上管理投资，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5坚决实施政企分离。重点是那些非自然垄断但目前仍由中央按部门管理组织的行业。首先对船舶、电子、汽车等竞争性行业，取消总公司，将生产经营权完全下放给企业。其次，对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石油、煤炭等垄断竞争性行业，也应采取措施，落实企业自主经营权，总公司应逐步撤销。对自然垄断行业，例如，铁道、邮电、航天、核工业、供电、供水等等，实行经营和政策监管机构分离。例如铁道，政府可设一个精干的铁道办公室，直接对口监督铁路企业（按干线或区域分设）。邮政和电信应分开，独立经营。所有这些部门都应贯彻经济核算原则，实行目标考核制，硬化其自我预算约束机制。 2.6改进和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活动的监督作用，更要特别重视发挥社会舆论对企业经营的积极影响作用。在我国这种作用的潜力更不可低估，发挥出来，对转换企业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产权制度 3.1重新评估国有企业资产。按目前的重置价格估价企业的固定资产存量，加上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和各种债权，减去企业的债务，得出企业的净资产量。清理企业兼并联合的种种障碍，全面推动企业跨地区、跨部门、超越所有制差异的联合和兼并。发展企业集团，不搞行政干预，以企业集团自愿为前提，只对有可能形成垄断的联合采取某种限制。应特别注意鼓励国有企业与现有“三资”企业的“嫁接”，允许国外企业在国内展开联合兼并活动，少数国家需要保持垄断的行业例外。 3.2对不能通过兼并联合实现重组的小企业，则分期分批实施拍卖。拍卖可优先照顾原企业内部职工个人或集团提出的购买申请，但价格不得低于企业净资产的重估价值。对外部购买者，则实行公开竞价限制，大型国有企业，“三资”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均可购买，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债务，支付职工社会保险费。拍卖所得进入国家财政专项基金，用于普通公路和水利设施建设，一部分还需转交给社会保险系统，作为老职工的保费积累。在第一批企业拍卖结束后，总结经验再开展第二批的拍卖? 3.3选择一批大中型国有制造业和商业企业展开股份制改造。这批企业行业种类要多，有高度的混合性。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再根据各个企业的经营实绩确定其股份总价值额、单位价值额。按照一定比例将股份转移给社会保险机构，视为老职工的保费积累；根据各企业近十年来利用自有资金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比例，将一部分股票留给企业，但企业不得自己持有，必须以此换取其他企业的等值股份，形成相互持股；剩余部分的股份向社会出售，其他企事业单位、居民个人均可购买，出售收入进入国家专项基金。总结经验后，再开展第二批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3.4股份制改造与股票交易市场不是一回事，对前者要更大胆更迅速，对后者则应持谨慎态度。股份制已被实践证明是转变国有大中型企业机制的最有效形式，对此不应再顾虑重重，在符合规范前提下，要争取尽可能地加快发展速度。选择一些经营实绩好的企业或预期收益比较稳定的项目，有计划地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经一段时间后，再逐步让这些企业中条件具备者的股票上市交易。 3.5在明后两年时间内，争取将1/4的国有大中国型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1/3的国有小企业向社会拍卖出去。其余国有企业则在继续实行承包制的同时，做好产权制度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 4．金融体制 4.1增强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独立性，改善对货币供应量的宏观调控。中国人民银行在地方的分支机构，由目前的按行政区划设置尽快改为按经济区划设置。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是通过利率政策、信贷计划和再贷款、再贴现等手段，调控信贷规模和社会资金流量，不应再经营任何直接的专项贷款业务。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也应尽快改按业务需要来设置，其经营活动应完全摆脱各级政府部门的影响和干预。 4.2增加利率的灵活性。国家确定的利率水平必须随国民经济形势的变化而灵活调整。否则，利率水平脱离实际，过低时会损害居民储蓄的积极性，过高时又不利于基础部门筹集资金。在国家继续保留确定基础利率的前提下，也可以尽可能地使利率结构合理化，使不同的金融投资活动获得与其期限、风险、规模基本相适应的差别利率。 4.3修改储蓄存款的提取和计息办法，进一步增强银行存款的稳定性。首先要改变目前定期存款可以随时提取，而且享受与实际存期相同的定期利率的作法。存款人在存款到期前提款应视同违约，必须提前通知银行，并改为按活期存款计算利息。其次，要改变定期存款在存款期内利率可随国家调高的利率浮动的规定，一律以存入期利率计息。第三，到期存款如果存款人不转存，到期后应按活期存款对待，而不能像现在那样继续按定期存款利率计息。第四，进一步降低活期存款利率，拉大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之间的利率差别。 4.4加快银行业务的现代化步伐，大力开发新的储蓄，增加金融资产的品种。银行要尽快推广代企业发放工资的服务，扩大大额可转让存单业务，并积极控索为居民个人提供支票转帐和信用卡服务，等等。以此减少现钞流通的增加量，使更多资金集中于银行系统内部，增强金融和经济的稳定性。 4.5必须严格财政资金的责任范围。必须明确，财政只为那些不可能进行商品性开发和经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提供建设资金，为农产品国家储备提供资金（支持保护价格），为若干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设立一个贴息基金，相应取消为工业部门提供的基建和更新改造拨款及新产品试制费。将现在的国家基本建设基金拨款核定一个基数，以后不再增加，由预算通过一个特别帐户，每年拨付给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于明确由财政负担的上述各项支出，预算必须及时拨付，出现收支困难时，发行国债弥补，绝不能再挤占银行贷款。 4.6成立国家投资银行（或国家发展银行），撤销国家能源投资公司、交通投资公司、原材料投资公司及机电轻纺投资公司。保留但要按金融机构改组改造国家农业投资公司和林业投资公司，还可专门成立一个国家渔业水产投资公司。成立国家进出口银行（或由现在的中国银行内部设立专门的机构承担其业务）。以上就是相对独立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4.7政策金融与国家预算不同，它必须向那些预期可以偿还本息的行业和项目提供资金，价格相对便宜，但绝不是无偿。原则上不同于目前的预算内贷款之处，就是其经营不能亏损，贷款不可以豁免。政策金融向有关企业提供贷款或认购其债券，确定的利率和还款期限必须按协议执行，违约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和经济惩罚。政策金融体系的经营，虽然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在其经营方式上应当与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基本相同。政策金融体系依靠国家的产业投资政策确定资金投向，但其具体的项目选择不受任何政策机构的干预。 4.8 政策金融机构必须实行严格的首长负责制，其内部人事制度不受政府干预，业务自行安排，但必须保证在不亏损的前提下实现国家政策目标。活动不仅受政府而且要受全社会的监督。 4.9对政策金融的资金供应渠道，可以作以下设想：（1）国家基本建设基金的定额拨款；（2）邮政储蓄吸收的存款，以弥补经营存款的成本为基准确定利率，转借给政策金融体系；（3）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险基金，将其支付余额以国家确定的利率转给政策金融体系；（4）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中形成积累的部分，拿出一定比例转存给政策金融体系；（5）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一律将其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5~10%）转存给政策金融体系，相应调低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率。上述五大来源渠道中的最后一个渠道是过渡性的，通过降低金融机构的转存比例，经过一定时期后最终取消这个办法，但是在起步阶段，这个渠道可能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 4.10非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也必须进行改造重组。为形成普通长期信贷市场，促进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提高宏观金融管理的有效性，迫切需要现有银行体系按长短期业务分离开来。设想方案是：（1）建设银行逐步建设成为一个长期信用银行；（2）工商银行分出一小部分，成立另一独立的普通长期信用银行；（3）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继续保留综合性的性质，内部区分开长短期机构和业务；（4）进一步发展完善现有的信托投资公司和投资基金。上述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就可以组成一个强大的普通长期信贷市场。其经营完全自主，利率可在中央银行确定的浮动区域内灵活决定。 4.11普通长期信用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发行金融债券，即向大额资金的拥有者（金融和非金融企业）以合理利率发行债券。自办储蓄成本较高，而且导致管理复杂化，不利于长期银行业务的专门化。普通长期信用银行的信贷活动，以国家宏观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为指导，按照金融市场规律运作。任何行政部门不得直接干预这些银行的正常经营。 4.12稳步提高直接金融的筹资比重。存款计息制度改革之后，债券对储蓄者将更有吸引力，而且利息成本也可望有所降低。除国家财政可以增发国库券和建设债券外，还可有计划地鼓励现在能够盈利将来还会提高盈利率的基础产业部门（例如铁道、电力、通讯、冶金、化工）加速扩大其发行债券规模。允许地方政府为建设地区性基础设施发行一定数额的债券。收益前景良好的轿车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元器件工业也应允许它们以债券形式筹集资金。债券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提高后，不仅有利于改善资金分配结构，而且也有利于稳定储蓄。债券种类多样化，利率也可以有多种档次。要扩大债券发行，要把利息刺激和精神动员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平均的筹资成本。 4.13发行股票筹资应进一步扩大规模。经营实绩良好的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可以向社会发行股票。一些迫切需要加速发展的行业，只要预期收益较多，也可以允许新建企业以发行股票形式筹措部分或全部资本金，例如铁路、收费公路、电力、冶金、石化、汽车、船舶等行业。根据我国情况，除允许个人直接投资股票外，应特别注意鼓励带有集体合作性质的各种投资基金的发展，这样可以使证券投资迅速专业化，风险高度分散化。 4.14随着债券股票发展规模的迅速扩大，流通市场（即二级市场）的发育就会具备更好的基础，当然同时也会面临着不断增强的扩展压力。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抓紧制定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适应其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应特别注意的是，必须严格分离证券业务与其他金融业务，严厉惩处内线交易和故意哄抬股市等恶劣行为。总之，要使证券市场沿着正确道路健康成长。 5．社会保险、福利和工资 5.1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体系框架，原则上全国设立两套社会保险体系，一是为在非农产业就业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提供的职工养老保险计划，二是为农民提供的养老保险计划。在实际执行中，允许农村地区的劳动者有所选择，有些乡镇企业职工可以加入农民养老保险计划，有些从事专业化经营的富裕农民则可以加入职工养老保险计划。近期应着重于职工养老保险。明后两年内将制度法规和机构体系建立起来，保费统筹和支付管理可在两年后再进入全国统一运作。 5.2近期建立全国性的职工养老社会保险体系，是迫切需要的，也是现实可行的。目前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已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市县统筹，一部分集体企业亦如此，有了一定基础。“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职工及个体户也有积极性。跨所有制、跨地区统筹的障碍是，国有部门老职工及离退休人员比重大，而且越来越大，但是过去长期内并无保费积累，这样，简单统起来，对其他所有制职工不公平，而且也势必难以支撑。一种合理而简便的办法是，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时，将一部分股份或拍卖收入转给职工养老保险体系，正如前面所说过的那样，以此充当老职工在过去的保费积累。其合理性在于，国有部门职工过去没有提留的养老保险费，原则上是由国家用于投资积累，形成国有资产，现在将这一部分再予以偿还。国家并没有吃亏，因为不如此，将来还得负担其养老支出。但是，社会保险机构作为一种持股人应当是过渡性的，他们获得的股票应逐渐出卖，并不得再购买股票。社会保险机构必须最安全地使其资金有所增值，股票因其风险性较大，不适宜由社会保险金购买。养老保险的积累资金一律转存到政策金融体系，由后者用于投资信贷。 5.3医疗社会保险，由国家统一制度，分行业或地区统筹，交保险公司具体管理和经营。医疗保险也需要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种类型。先将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体系建立起来，随后再根据情况，建立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体系。医疗社会保险费也要充分体现个人和企业机构共同负担的原则，在支付方面一定要有严格制度，对患者就医费用规定一个合理的限额，限额以下完全由自己支付，超出限额部分，才能由保险费支出。 5.4待业保险也应由国家制定统一制度，在目前国有企业市县统筹的基础上，调整扩大到涵盖所有城镇就业人员的范围，逐步达到省市统筹，最后过渡到全国统筹。待业保险由政府劳动就业部门管理，以收支平衡为原则确定缴纳比例，不追求形成剩余积累，但是也不能形成赤字亏空。待业保险的涵盖范围和缴纳比例，随着情况的发展可以不断有所调整。 5.5工资制度可以在继续保留挂钩办法的情况下，允许企业的工资总额基数有一定幅度上调（这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实际是暗翻明而已）。政府部门提出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必须保证将这部分增加额用于调整内部分配结构，不得平均摊发。实际操作可先由企业制定工资调整的结构计划，经政府有关部门同意后，付诸实施，政府予以监督检查。企业不得再以其他理由平均发放实物或津贴，一经发现予以经济惩罚。与此同时，国家应按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分行业确定一个开征工资税的起征水平，税率累进，累进速度不宜太快。工资税由企业缴纳。 5.6加快企业内部各项福利的货币化、公开化进程。将住房补贴、子女入拖入学补贴、内部食堂就餐补贴等等尽可能地暗翻明，成为职工货币工资组成部分（暂时可不计入国家控制的工资总额基数），相应提高这些福利设施的收费标准。这样做有许多好处，不仅使职工收入透明，而且有利于企业资金节约，有利于提高各项内部服务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推动这些部门进入社会，形成面向社会的独立经营的第三产业企业。 5.7住房制度改革应全力加速。以暗补转明补为原则，尽快将公房租金提高到接近成本的水平。与此同时，应引入分期付款购买住宅的办法。这样既可以防止盲目降低公房价格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又可以使居民的购买力与房屋售价相适应。较长时期的分期付款购买住宅制度，还将有助于维持居民高储蓄率，增强职工的自有财产意识，改善劳动态度，提高社会稳定性。 5.8尽管一般说来必须实施企业内部福利的公开化、货币化改革。但是完全取消企业的内部福利（包括有一定暗补因素的福利项目）是不妥的。企业可以在符合国家财税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为职工建立独立的养老、人寿和疾病保险。企业也可以保留一部分自有职工宿舍，即专门为低收入职工特别是新就业职工提供的设备简易的过渡性住房。这样一些措施，与整个收入分配的公开化、货币化无大影响，但对增强企业自身的集体主义观念和特殊凝聚力却具有重要意义。 5.9如果职工的工资收入能够拉开档次，体现出按劳分配原则，那么这就为企业内部劳动者的优化组合与外部之间的正常流动，提供了强大推动力。许多地方的经验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反而简单了。因为表现好的职工感到自己受到重视，因而比较满意，更安心于工作；表现不好的职工，也不用做许多工作，要么加倍努力，提高自己的待遇，要么辞职去另谋出路。 5.10政府部门与企业在工资福利制度上“脱钩”。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也应实行不同的工资体制。具体方案还需深入研究。 6．其他改革 6.1扩大企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逐步降低国家统一分配就业的比重。对于应届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军队转退人员，应当实行政府劳动人事部门介绍，用人单位与求职人员见面，双向选择的试验。 6.2全面实施对城市土地占用征收税费的制度，强化土地有偿使用意识。清理整顿房地产市场，以利其健康成长。 6.3继续调整牌价汇率，使之与市场汇率相接近，为统一汇率创造条件。中央银行应建立专项的外汇调节基金，积极参与国内外汇调剂市场运作，制止调剂市场汇率的剧烈波动。 6.4到1993年底新一轮财政包干到期，从1994年开始，产行全面的“分税制”。为平稳过渡，可对各省市既有的支出水平不作大的调整，地方税不足者，一律给予定额补贴。 7．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7.1精简合并政府的专业管理部门，形成集中的高效率的经济管理机构体系。 7.2政府经济管理机构组成若干系统，即：负责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系统、负责短期宏观调控的系统、信息服务系统、市场监督系统，以及国有资产管理经营系统。 7.3中央银行由于其特殊职能，应按特殊方式组织，不能完全当作政府机构。 8．政策配合措施 8.1维护总供给和有效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要略小于总储蓄规模，信贷规模要保持正常的增长速度，货币政策应松紧得当，灵活调整，维持进出口大体平衡，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 8.2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以法令形式允许和鼓励跨地区、跨部门和突破所有制差异的企业联合和兼并，全面开放国内投资市场，应当像保护国外投资者利益一样，保护外地投资者的利益，逐步扭转跨地区投资比跨国投资还要困难的不正常局面。 8.3全面鼓励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对国有经济部门的富余人员，利用闲置生产条件开发第三产业，更应给予最大限度的优惠。 8.4 对支柱产业和带头产业，分别拟定切实可行性的产业振兴计划，加速培育规模合理、技术水平较高、有良好市场意识和经营能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使它们迅速崛起，同时积极创造各方面条件，淘汰一批落后企业。 8.5 将财政目前每年发放的500亿元左右的企业亏损补贴，从被动发放改为主动发放，以达到逐步取消之。首先应将政策性亏损补贴层层核定清楚，按时发放，随着价格、税收调整逐渐到位，相应取消此类补贴。其次，对于因经营不力或技术陈旧而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关停撤并，从财政的企业亏损补贴中划出一部分资金，与已实施的待业保险统筹资金相结合，用于向职工发放基本工资及组织再就业培训等等。第三，财政预先拿出一部分资金，实行“三角补贴”，即：先将资金拨付给主管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机构，安排若干地方性的公路、桥梁、水利等建设项目。该项资金的绝大比例必须向指定的一批亏损企业购买各种积压产品，一部分采取以工代赈或工勤支付的办法向农民工支付报酬，一部分则用于满足建筑材料和工具需求。只有较小比例的资金可以自由采购，用以调剂结构，购买特定材料和机械。这样做，一箭多雕，既可以为一些企业盘活资金，提供喘息时机，又可以对其形成一定制约和压力，而且能够挖掘资源潜力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和提高其实际收入水平。 二、第二阶段（1996~1998年） 主要任务：（1）完成产权制度改革；（2）建立起较为无整统一的金融市场；（3）形成开放的土地使用权市场；（4）有限制地开放劳动就业市场。 1．产权制度改革 1.1 除少数自然垄断部门，现有国有大中型企业一律转变为股份公司，或由股份公司所兼并。现有国有小企业，原则上也全部拍卖完毕，转化为多种所有制形式。 1.2 国有资产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在一般的竞争性制造业和服务业，国家原则上不再控股甚至也不再持股。国有资产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国有资产的总量不仅不会减少而且还可以有所增加。 1.3 逐步划清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基层政权机构一般要从企业所有权关系中脱离出来，乡镇企业应进一步明确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合作或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份公司。 2．金融市场 2.1大力发展商业票据，扩大财政短期债券的发行规模，提高非现金流动性资产在整个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可将再贴现作为与再贷款并列的宏观调控手段。 2.2 银行信贷取消指令性计划管理，废除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和其他贷款的划分办法，对所有贷款实施期限管理，增强银行对贷款的监督管理能务。 2.3 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结算系统，使各大专业银行同时具有结算银行的职能。 2.4 在银行、保险、证券和投资等金融业务领域，形成竞争格局。 2.5 进一步发展完善由债券、股票和长期信贷所组成的资本市场，完善证券的二级市场。 2.6 统一汇率，实现人民币在国内可兑换，为国际可兑换准备条件。 3．土地使用权市场 3.1重新调整城市土地的等级和税费，工商业用地一律采取批租形式供应。 3.2任何单位转让土地使用权，必须经国家土地管理局批准，并缴纳一定数额的土地交易税。 3.3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企业或事业机构，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开发利用，否则收回土地使用权，另行分配。 3.4土地批租，尽可能采取公开拍卖使用权的办法，以促进最经济、最合理地使用土地，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3.5开放农村承包土地转让使用权市场，允许农民之间有偿转让承包权，原承包户有权获得不低于其过去在土地上的投入的补偿，集体也可提取一部分土地使用权转让费。 3.6加强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监控能力，健全有关法律制度，促进土地市场的公平竞争。 4．劳动就业市场 4.1随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完成和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完善，废除国家职工制度，开放城市劳动就业市场，允许职工自由流动。 4.2取消国家统一分配就业制度，大中专毕业生和军队转退人员，一律由劳动人事部门提供就业信息，与用人单位建立联系，双向选择，落实就业。 4.3有计划地向农民工扩大开放城市工商业就业领域，未开放的领域继续保持吸收城市待业人员的招工制度。 4.4健全和完善职工社会保险计划，同时抓紧开始建立农民社会保险计划。 4.5政府部门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竞争录用，按实绩晋升。 注：*本文是作者1992年9—11月为一项研究课题准备的提纲。 发展金融市场与加快价格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一、发展金融市场是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 自198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突然出乎预料地陷入一种普遍的市场销售疲软的困难之中，这是建国四十年从未见过的局面。国内外经济界人士分析列举了种种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最终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的这一历史性变化。被认为是最主要原因的“紧缩政策”，事实上很快就已转向，1989年第四季度银行信贷猛增1200亿元，1990年初财政紧缩也开始步步放松，社会集团购买控制减弱，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也从控制转为启动。然而时至1991年第一季度，虽然有效需求比去年同期（低谷时期）有明显增长，但是与前年同期相比，增幅并不显著。 为什么有效总需求不足呢？根本的原因是结构失衡达到极点，导致总量矛盾尖锐化。最近十多年以来，我国的食品、日用品、衣着、家用电器等生产和消费以超常的速度增长，而与此同时，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和国内旅游以及其他服务业的供给和使用却相对落后，差距越来越大。与国际常态比较，前一类产品的人均占有率均超过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有些甚至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后一类产品和服务的人均消费量却大都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造成这种结构畸形的原因在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一般消费品工业中所有制形式多样化，价格自由化程度高，各种直接控制少，外商投资多，而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情况则相反，这样，供给结构与社会需要结构之间的差异就越来越严重，终于公开爆发出来。 如何启动有效需求呢？除大力促进进口需求的增长这外，关键是要恢复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势头，特别是使短线部门的投资有较大增加，这样做既有利于短期增长又有利于长远发展。居民消费需求随着投资和整个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也自然会恢复正常增长。 以大幅度增加短线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为重点启动投资需求，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筹措资金；二是如何防止陷入过度投资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与许多人的想象相反，资金本身并不是严重问题。最近两年，我国国内总储蓄（国内生产总值减去现期消费支出）每年达6000亿元左右（其中居民储蓄就达4000亿元左右），实际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资金只有4000多亿元，库存增加占用了1500亿元以上。因此，资金筹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顺储蓄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机制。在现有的银行金融体制框架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改革，催化金融市场。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对于资金使用者有较强的约束力，对抑制盲目投资很有好处。从金融市场上筹集到的资金是储蓄资金，无论数量多大都不可能直接引起货币的过量发行，而且，事实证明，金融市场越发达越有助于稳定货币和增加储蓄。因此增加投资而又与储蓄保持平衡，也不引致通货膨胀的最佳途径也是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1990年以来启动投资的实践充分证明，单靠行政办法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号召企业、地方和部门增加投资，追加计划规模指标，但是资金落实不了，一切无从谈起。劝说和命令银行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同样遇到重重困难。因为银行在现有的高储蓄利率，随时可提定期存款且按实际期限支付利率的存款制度，各方面可以施加压力增贷“定安团结”贷款的条件下，再加上各专业银行考虑自身的利益要求，很难做出增加长期贷款（特别是增加收益率很低的基础产业投资贷款）的信贷方向调整。银行不愿意按计划要求增加固定资产贷款还因为，贷款项目是国家指定的，盈利率和回收率一般都十分不理想。经过反复酝酿，银行体系也只能增加十分有限的固定资产贷款，这对于缓解投资需求不足近乎杯水车薪。最终还改变不了大量储蓄资金继续转化为新增库存（即所谓流动资产积累）的局面。另一方面，假如市场销售回升，投资者恢复信心，银行也开始对有利可图的项目增加投资贷款（前几年经济过热时银行实际上以种种隐蔽形式自行投放了大量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但是投资的方向并不能保证符合结构转换的需要，很可能恰恰相反，这样，重复一轮投资热潮（很可能也是通货膨胀热潮）之后，国民经济势必再度陷入结构困境之中。 诚然，金融市场是一种更复杂、更高级的商品经济关系，其发展和成熟需要具备许多条件。然而，许多事实表明，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目前是大大落后于实际需要可能，换言之，在现有条件下，我国本来可以取得金融市场的更大发展。有利条件不仅仅是有高水平的储蓄率，其他重要条件还有：（1）我国商品生产和交换在过去十多年获得巨大的进步，已经初步结束了“短缺经济”时代；（2）我国的全部商品和服务中，目前实际上（而不是名义上）受供求调节的价格已占75%左右，尽管还存在着许多不规模和扭曲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但是商品市场已初步形成；（3）我们在宏观调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利用货币、信贷手段调节经济方面已经颇有成效；（4）金融市场几经曲折，经过最近五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基础，其中尤为显著的是短期资金市场和外汇调剂市场，长期金融市场方面也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而获得一个良好的起点。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后起国家，我们有其他发达国家许多现成的经验可以以借鉴，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研究学习国外的有关知识，这些也能有助于中国金融市场少走弯路，加快发展进度。 不能期望中国的金融市场在短时间内就达到发达国家的成熟程度，但是，我们完全有可能使之在短期内就有一个较大发展，并为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从当前的需要和可能出发，首先要使利率进一步灵活，这主要是国家银行基础利率要摆脱僵硬凝固、调整缓慢的局面，以适应经济变化和政策调整的需要，尽可能地降低筹资成本的需要。为此，必须废止不合理的计息制度，向国际通告的做法靠拢。其次要改革存款制度，定期存款不到期支取要由储户承担利息损失，并增设其他限制性条件。大力发展多种存款形式和其他金融工具。第三，积极扩大证券发行规模。除财政债券要达到弥补全部预算赤字，取消向银行透支或借款的不良做法之外，要有计划地放松企业债券的发行控制对于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例如小汽车、飞机、电子元器件，等等，凡企业基础好、规模经济市场前景广阔者，均可以允许它们发行债券筹资，有条件者甚至可以试发股票筹资。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原材料工业，效益好的企业也允许发行债券。铁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条件，实施债券筹资也是完全可能的。甚至西部石油开发，如果将来出油按市场价格销售，那么现在发行债券筹资也无不可。总之，短期内将证券年发行规模提高数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从客观条件看是可以做到的。第四，银行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也要逐步向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向发展。作为过渡，一方面继续保持国家的计划控制，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扩大和维护专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权，推动企业化进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可以取消国家指定项目，强制银行贷款的做法，改为国家向各专业银行下达贷款结构指标的办法，例如凡该银行吸收存款的10%或20%必须用于能源、原材料投资贷款，具体项目由银行自己选择。有些行业由于价格原因收益率太低，可由财政贴息。第五，加强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改革，创立各种福利体系保险基金，这一方面增强居民的储蓄意识，另一方面也可为国民经济基础部门提供大量的低成本长期建设资金。 总之，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不失时机地向前推进，那必将大大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进程。当然，不能因之而偏废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金融毕竟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它的发展也受其他方面的制约，其中重要的是，必须加快解决价格改革的遗留问题，必须及早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 二、两三年内完成价格改革主要任务是完全可能的** 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价格形成机制也基本上从国家定价转变为由市场供求调节。从以下两种意义上说，价格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一大关口已经走过去了：（1）目前产品和服务价格的绝大部分事实上已经基本上放开了，其中50%以上被明确为自由价格，另有25~30%虽名义上受政府干预和控制但实承上也主要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制定的；（2）由于消费品供应的极大丰富和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过去长期存在的连锁涨价机制已大大削弱，调整基础产品价格水平所可能引起的震动比以前小得多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应该而且可以加快价格改革，争取在两三年内解决价格改革遗留问题。 应当说，过去两年内是价格改革的最好时机，因为当时市场全面疲软，有效需求没有回升，价格改革步子迈得大一些，可能进展更为顺利。从今年开始，投资和消费都开始明显回升，市场需求增长较快，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加快价格改革步伐还是可能的。理由主要是：（1）目前投资和消费增长速度虽然比较快，但都是按现价计算的。由于前三年按不变价计划，投资和消费总规模都低于1988年的水平，所以今年的快速增长带有恢复性质，因而是国民经济完全可以承受的，因为国民经济总供给按1988年不变价计算增长了20%左右。（2）目前需求回升具有明显的结构转化特征，市场供求最紧张的部门是交通、通讯、电力，居民生活中涨价最厉害的是房租、水电、煤气和各种服务收费，以上这些产品和服务都不计入零售物价指数，因此对零售物价影响不会太大。而其他工业消费品、建筑材料以及机电设备等投资品由于供应比较充足，价格上涨的可能性仍然不大。（3）今年以来零售物价指数比往年高一些（1~4月份累计上涨5.3%左右），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去年以来进行了价格调整，其中一部分又是暗补转明补，如城市粮油销售价格，这一部分不应被看作通货膨胀。如果剔除这种因素，纯粹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仍然是非常低的，不足多虑。（4）1990年以来银行信贷规模增长一直比较快，许多人认为这是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重的一种证明。事实，这种看法不一定正确，因为只有信贷增长直接转化为最终需求增长时，才会形成对物价总水平的需求拉动作用，而当信贷增长大部分转化为中间需求、形成巨额库存时，并不能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我们正是处于后一种情况。在过去三年中新增加的社会总库存总共高达4500亿元之巨。当然，对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密切的注意，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调整生产和投资结构，尽量使短线部门，特别是服务部门的供给能更快地增长，这样就能够维持一个比较有利的宏观环境。 价格改革遗留的任务最主要的是这样几个方面：（1）煤炭价格计划内与计划外还有较大差距；（2）原油计划内平价与国际市场价还相差200%以上，计划内高价与国际市场价还相差50%左右；（3）钢材、有色金属和一些化工原材料及汽车等少数机电产品还保留着“双轨制”，但计划内外平均差价已经比较小；（4）铁路货运价严重偏低，需要调整到合理水平；（5）农产品购销价格还没完全理顺；（6）电力价格种类太多，比较混乱，需要整顿。从上述价格改革遗留问题可以看出，目前的价格不合理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领域，而且主要是解决双轨并轨问题。这些问题和过去解决消费品价格问题相比更容易解决，因为解决这引起价格问题一是对居民的生产费用支出不会发生较大的直接影响；二是产品实行计划内低价的企业往往也是享受能源、原材料中部分计划内供应的企业，因此同时调整这些计划内产品的价格从总体上说是一个暗翻明的问题，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得失大部分可以互相抵消，只有极少部分会转移到财政负担的政府消费和由居民个人负担的家庭消费，对前者可以由财政增收的部分予以补偿，对后者一部分由国家和企业给予暗补转明补补偿，只有极少一部分需要居民自己净增加支出。在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增支或牺牲，居民是可以承受。 根据以上情况，价格改革应该采取如下步骤： 第一，尽快解决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材料和汽车等少数机电产品的双轨并轨问题，改国家指令性计划为国家订货，或者国家指导下的企业合同订货，价格协商确定。由于这些产品的计划内外差价比较小，对经济生产不会造成太大的消极影响。 第二，下决心大幅度调整计划内原油价格。原油生产者和使用者都比较集中，价格大幅度调整的主要影响是石化工业的利税向石油工业转移，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相反，通过调整石油价格，可以减少石油开采和加工中的浪费，压缩目前被用于发电烧油的数量，抑制从国家经济总体上说很不划算的原油出口，从根本上改变多年存在的石化项目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规模很不经济的不合理状况。总之，原油价格大步调整的综合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应当断下决心，早日出台。目前的顾虑是，怕原油价格调整后，财政原来从石化拿到的利税不能从石油工业再如数拿回来。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对石油工业进行全面的税收调整和严格的分级责任制来加以解决，总体上说，不会发生太大的收入流失。另一个问题是，原油价格提高后，对化肥、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生产成本会有影响，一部分可以通过相应提价消化吸收，一部分可以用财政补贴来加以解决。总之，要算大帐，算活帐，这样算帐，原油价格大步调整肯定利大于弊。 第三，煤炭价格并轨和市场化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国家统配煤矿体制很不合理，煤炭企业普遍缺乏自主经营的能力，缺乏成本管理的意识和市场意识，冗员比重极高，工资福利增长过快，这种机制不改变，靠国家提价来解决企业收支平衡和积累问题是不可能的。（2）煤炭的流通严重受制于运输条件，由于煤炭产地相对集中，所以要保证在销地有竞争性的煤炭市场，前提是必须有基本满足需要的运输条件。（3）煤炭开采所采用的技术方式参差不齐，如果价格完全放开自由竞争，由于成本悬殊势必会出现小煤窑挤大煤矿、落后生产方式挤先进生产方式的不合理局面。（4）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绝大比重，电力供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煤炭供应决定的，居民家庭燃料也主要是煤炭，所以煤炭价格变化对各方面影响较大，必须保证这些国民经济生活的基本需要不受太大影响。 根据以上限制条件，我们认为煤炭价格改革不应该一步完全放开，只能在保留一定的国家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发展垄断竞争。可以设想先将计划内煤炭的平均价格一步调整到弥补成本的水平，同时采取以下配套措施：（1）改变统配煤矿的管理体制，取消总公司的直接管理职能，以矿务局为单位实行彻底的政企分离，建立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体制。（2）对地方、乡镇煤矿开征较高的资源税，以求拉平统配矿与非统配矿的竞争条件。（3）对电厂用煤和城市居民燃料用煤实行国家合同订货或销售的定向指导，作为一种过渡形式。（4）对运输能力实行国家计划分配和市场竞争获取车皮两种分配形式。（5）大力清理流通环节，对煤炭流通实行国家特许制度，未经国家批准的公司、企业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煤炭流通活动。（6）国家采取特殊的财政金融政策，加快煤炭运输通道的建设，争取早日改善煤炭运输条件，为最终过渡到煤炭生产和经营的市场体制奠定基础。 第四，铁路货运价格虽然涉及面比较广，但对工业生产成本和零售物价的影响十分有限，应当一步或两步调整到合理水平。 第五，电的价格综合平均水平目前已不算太低，关键问题是把目前存在的多种价格形式尽快统一起来，在同一地区电的价格基本一致，对农业用电可以有所优惠，对消费性超额用电有所非优惠，一般用电价格完全一致。在煤炭价格大幅度调整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对电的平均价格有所调高，但电的价格必须保持政府的控制，即使将来也不能完全自由化。 第六，农产品价格要向流通市场化、国家实行最低保护价的方向过渡。要逐步取消粮食合同订购，进一步开放粮食市场，特别是抓紧发展和建立粮食期货市场。目前存在的粮食合同订购和国家对农民的平价挂钩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应当改变为农民缴纳一定的粮食税，其余部分进入市场自由销售。农业生产资料一般按市场价格销售，如果需要国家财政补贴，可以采取直接补给农民的办法。棉花的收购和调拨应尽快由国家统一经营过渡到产需双方直接见面或通过商业机构代理购销的形式，放开市场。但农产品情况比较特殊，国家必须有对农产品的保护价格和适当储备，完善制度，以防止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和市场供求的剧烈波动。 上述讨论中，按现行的口径，没有把住房制度改革列为价格改革。我们认为，房租虽不能短期内很快提到合理水平，但在目前条件下仍然可以跨出较大步伐，争取两三年内达到弥补成本的水平，应当说还是完全可能的。 注：*本部分写于1991年，曾在《国际贸易》杂志的英文版上发表。 **本部分是作者与韩文秀1992年5月合写的一份建议。 郭树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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