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 新语文 >> 企业管理 >> 资本营运 >> 企业改制 >> 正文 |
|
|||||
| 《改革攻坚的思考》（1） | |||||
|
作者：佚名 人气：473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
|||||
|
根本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 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失衡是由资源配置机制的缺陷造成的，这是我国经济困境的深层表现。其实质在于直接计划体制消亡的同时，市场间接协调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很不完善。首先，商品市场不统一，仍然存在着许多价格扭曲，迫切需要发展的产业和部门相对价格往往偏低，从市场上难以竞争到足够资源，而直接计划调配又越来越无能为力。其次，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许多基础部门在现行资金供应体制下难以筹集到资金，原因并不仅仅是其相对价格偏低，例如我国邮电收入水平与国际比较并不低，铁路部门的利税率也很高，但是资金筹集数量明显偏小，原因在于资本市场未能提供适宜的融资工具和融资渠道。然而另一方面，我国总储蓄率水平较高，目前，每年的总储蓄（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总消费）达6000多亿元，十分可惜的是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被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以形成固定资本，反而浪费在增加库存上，近两年每年达1500亿元左右。这些库存从消费品到生产资料，应有尽有，而且即使存在结构问题，我国目前的外贸也有能力予以调整。问题显然主要不在于缺乏资源，而在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存在着障碍。第三，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和资源配置的偏差，与企业经营机制恰恰互为条件，互相作用。生产相对过多的产业正是非国有经济最集中的产业，而“瓶颈”部门又往往是国有企业（而且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单独支撑的部门。自从1985年以来，非国有经济的产出份额每年提高2~3个百分点，发展最快的是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它们主要生产的恰恰正是增长最快的轻工业产品。直接的原因是，非国有企业竞争性强，经营较为灵活，而国有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十分缓慢。 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及其机制原因决定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也是总量性的。迫切需要发展的产业十分落后又因种种限制而难以发展，相反，相对超前的产业又难以放慢脚步。总量扩张，“瓶颈”便突出，“瓶颈”受到某种拉动，反过来会加剧总量膨胀；总量收紧，“瓶颈”也受到影响，而长线又很难如愿缩短，于是产生大量库存积压。应该看到，这次调整以来，短线部门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但是，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看，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重新扩张总量而不能相应调整结构，经济可以回升，但是通货膨胀的威胁势必会重新加大。另一方面，单纯调整结构也可能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因为基础产品和服务价格提高，意味着国民经济各个产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如果企业不能挖潜节约，势必会从成本方面推动价格上升。目前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抑制了这种推动作用，使其转化为亏损补贴的大量增加，如果情况变化，这种推动作用势必会显现出来。 中国经济的困境是在极其复杂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后起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集中计划体制转换处于中间阶段，市场体系不健全，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经营机制差异悬殊等等因素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作用。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模式及其问题，仍然是越来越逼近国际社会的一般轨迹。这意味着，国际社会的普遍经验对于我们愈来愈具有参考价值。 二．摆脱困境的可能性 当前，有很少一部分经济界人士对中国经济抱非常乐观的看法，数量更多的人则持十分悲观的态度。这两种观点也许都有其一定道理，本文不准备去讨论各自的依据。我的基本结论是：从客观条件来看，没有道理悲观，摆脱困境是完全可能的。 目前突出表现为产品生产过度和服务供给不足的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虽然积累深重，但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基本条件是良好的。第一，发展交通、通讯、教育、科技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我国的国内储蓄可以基本满足要求，而且还有可能吸引一定数量的外资。我国近两年的国内总储蓄（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中未用于消费部分）占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以上，“七五”平均也在33%左右，实际上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掘，因此，政策得当，今后的储蓄率还可提高。这是国际上少有的有利因素。即使维持目前的总储蓄水平，只要把新增库存比重压下来，也可以腾出巨额资金进行建设。第二，发展基础产业和服务业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对于我国来说，不成问题，我国城乡待业和潜在待业人员数量庞大，劳动力价格自然也低廉。第三，我国技术水平和重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基本可以满足设备供应的需要。大型和超大型工程的设计施工，通讯设备的制造，各种交通工具（包括汽车、飞机、船舶）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机电设备，我国都有很好的基础，配合引进某些关键技术和设备，更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 对于调整上述产业结构持悲观态度的经济学家经常强调的两个理由是不成立的。第一个理由是，我国存量资产结构凝固，难以流动，所以难以解决这个基本的产业结构矛盾。我坚决主张将存量资产逐步推入市场，实施流动。但是这里所说的基本产业结构问题与存量资产能否流动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关系。因为目前生产长线产品的加工制造业企业，无论如何调整，也不可能转而生产交通、通讯服务，也不能转而生产能源、原材料。这个方面的结构问题，只能靠增量资本来解决，即投资建设大量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业设施来解决。第二个理由是，我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收支紧张，入不敷出，基础部门的资金筹集问题没有希望解决。财政紧张确实如此，但并不是因为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太低，事实上同国际比较，中国的这个比例数字高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问题在于财政体制不合理，国家承担了大量的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这个负担不甩出去，财政收入增加再快也难以腾出多少资金搞建设。另一方面，即使财政不增加基础建设拔款，通过金融途径变巨额储蓄为固定资产投资，这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共同解决办法，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然而，充分利用前面所说的有利的基础条件，必须大胆地改革现行的资源配置机制。那么，加快改革的可行性如何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改革任务大体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以理顺价格为中心统一商品市场；其二是以疏通储蓄��投资转化渠道为目的发展金融市场；其三是改革企业组织制度，明确公有企业的产权代表，建立起新的企业经营机制。这三个方面都分别涉及到计划体制改革，社会福利保险体制改革，以及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显然，这是全面改革，势必会带来深远的影响。经济和社会是否能够承受得了便自然成了人们关心的焦点。最大的担心是通货膨胀。其实过去多年的经验表明，通货膨胀与总量控制的松紧关系很大，而与价格调放并无明显的相关性。理顺价格意味着价格结构变化，基础产品价格上升，但是暗补变明补并不是通货膨胀，虽然这可能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只有当出现轮番涨价时，才真正发生了通货膨胀。目前有一些有利条件防止着价格的轮番上涨，一是消费需求进入周期性低潮时期，中间的涨价因素很难传递到最终产品的价格；二是宏观调控在过去一些年里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只要善于总结这些经验，就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即使价格总水平有一些上涨，在一位数之内，也是居民可以承受的，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年来居民收入持续保持着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会导致居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至于金融改革和企业改革，可能的消极影响更十分有限，社会多数成员会欢迎这些改革的。总之，全面深化改革的条件是成熟的，目前需要的是树立信心，达成共识，设计实施方案，勇敢地迈出步伐。 改革以来发生的“放乱收死”循环现象，其根源在于旧体制的顽固和我们对新体制认识不足，在于我们缺乏经验，各项措施的配套协调不够，在于我们改革的战略战术没有及时适应新的情况而有所调整或转变③。经过十多年来的实践和摸索，我们完全有条件来认真总结经验，重新研究改革的目标和步骤，增强改革的整体性、规范性，使我们的行动更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以来尽管出现了这些问题，但无论如何与前三十年中的“放乱收死”循环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在国际上毕竟赢得了“社会主义改革中最成功国家”的声誉。仅只因为这一点，我们也应对走出困境充满信心。 三．怎样走出困境 从前面关于我国经济面临的困境的分析中，可以自然地引出结论：把发展与改革结合起来，把政策调整和体制转换结合起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具体说来，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坚持控制总量，大力动员储蓄。银行信贷和财政支出总规模不应轻易放松，但是应当通过金融改革，增加金融工具，提高储蓄水平，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压缩流动资金贷款，为基础部门筹集更多长期建设资金。对于一般加工工业项目，规模不经济的基础项目，仍然要保持强有力的控制，防止投资规模膨胀。 2．按照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优先安排交通、通讯、能源、原材料、教育、科技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落实汽车、飞机、船舶等行业的加速发展，振兴建筑业和建筑材料工业，全面扩展第三产业。 3.放开全部未开放的消费品价格，城市粮油价格暗补转明补并相应压缩一部分定量，分类消除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对煤炭、石油价格实施统一的国家限制价格，其他原材料价格则统一为市场价格。电价、运价则实施国家直接监督管理，提价报批制度。 4.合理确定小汽车售价以及电话安装费，既要考虑成本回收，又要考虑市场开发和资金筹集。目前小汽车售价成倍高出成本，事实上限制了进入家庭的可能，国家高税收入的另一面是政府部门高价购买增加，于财政无补。正确的方针应当是严控社会集团购买，降低税收和价格，鼓励私人购买，电话安装费确定在一次收回机线成本的水平上，削减一大半潜在用户，不如降低安装费，提前预交，定期安装，以滚动办法筹集资金，从提高的使用费中逐步回收投资。 5.住房制度改革应与清理干部职工私人建房使用公家资金、材料和人工的情况相结合，划清产权，统一提租补偿，该发则发，该扣则扣，建立住房储蓄机构和基金，使资金筹集进入良性循环。 6.分离政策金融和商业金融，建立二元金融体系。政策金融扶持基础产业和新技术产业，商业金融按市场竞争原则为一般产业供应资金，将财政建设拨款一部分转化为政策金融的贴息基金。将改革社会保险体制与建立政策性金融相联系，多方面开拓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来源渠道。 7.扩大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自费生走读生的比例，充分利用现有大中专学校的师资设备潜力，同时要多方筹资，新建和扩建一批大中专学校，满足社会需求。积极研究开发国内旅游等文化性消费服务产业，适应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繁荣国民经济。 8.分期分批理清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大中企业向股份制过渡，小企业逐步推入拍买、转让市场，与此同时，从承包制过渡到税利分流，税后还贷，少数自然垄断行业继续保留国有形式，但要加强政府对其专门的监督和约束。 9.改革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建设新型的资金积累型的社会保险体系，把城乡个体户、“三资”企业职工包括进来。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应与股份化相结合，形成社会保险机构持有一部分股份的格局。 10.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从财政包干过渡到“分税制”，将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职能集中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逐步从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地位中摆脱出来，将职能重心转移到区域行政管理、社会服务，维护和改善区域经济社会环境上来。 注释 * 本文写于1991年2月15日，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1991年第2期，原标题是：《是困境，但并非绝境��摆脱“放乱收死”循环之思考》。 这里我们不考虑发展中国家汇率特殊性对人均GNP国际比较所造成的影响，就是说，不采用“购买力评价”概念来讨论问题，如若那样，中国的人均GNP势必会更高。 以上国际统计数字引自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 拙文《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与改革战略的选择》（载《经济研究》1990年第11期）。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的是非功过或成败得失，日益成为国人议论思考的焦点之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不可免，一味肯定和全盘否定也不奇怪。寻求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公正评判似乎十分困难，而且也很可能有点为时尚早。但是将其放在世界范围来考察，至少会使我们更接近真理而不是沿着某种片面性越走越远。 成就与问题 如何衡量经济改革的成就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困难在于不能完全直接地评价改革的成就。通常人们就喜欢以经济运行的实绩或成长状况来测量改革的效果，可是按照事情的本质，这仍然属于一种间接的衡量办法，因而也存在着局限性。例如，当体制和政策处于剧烈转换时，经济运行常规被打乱，这段时期内的经济实绩很可能比以往还差一些，以此断言经济改革是失败的或无成效的，显然有点轻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是极其复杂艰巨的历史过程，要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合情理的。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改革在一定时期之后仍然不能在经济运行结果上显示出其成就，那么这种改革就值得怀疑，而且客观上就不得不发生逆转，因为经济生活的长期动荡和混乱是社会所难以承受的。①中国有句古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说的是一时一地一事不足以证明或否定英雄的本色，但是如果一个人总打败仗，那么恐怕很难说他是英雄。改革也正是这样。 幸运的是，今天我们评价中国改革事情要简单一些。这不仅因为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之久，而且还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在经济发展方面见效最快，而且很可能也最大。固然，假使没有改革，中国经济大概也会有所增长，但是，很少有人能找到多少理由来证明，没有改革中国经济会有如此巨大的飞跃。真正使人们难以作出明确判断的是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中取得的良好实绩主要是由于对外开放而不是体制改革。这种观点如果能够严格区分开放和改革，也许不无道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二者并不容易分开，在本文的概念逻辑中，对外开放就是改革总体的一部分。这样我们的讨论就又消除了一个可能的障碍。 在1979~1988年的十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成长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纪录。据统计，GNP年平均增长9.5%②。但是根据分析，目前的统计核算存在着若干低估和高估的因素，两相比较，可能低估的影响更严重。最容易造成高估的因素是通货膨胀影响剔除不尽，由于价格指数资料不完全，统计的GNP平均指数可能偏低一些，但是，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种猜测。而有确实根据的低估因素至少有以下几大方面：（1）未纳入统计的分散隐蔽的产品和服务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2）个人投资性生产活动（包括私人住宅建设，农民土地果园奶牛等等方面的改良和发展）所创造的增加值本来就少估十之八九，而过去十年中每年新建的住宅从6亿平方米增加到11亿平方米，且质量水准不断提高；（4）社会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历来低估，漏计部分越来越大。如果上述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在过去十年中是相对稳定的，那么GNP的增长率不会低估。然而事实是，两类最主要因素，即地下经济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在过去十年中恰恰是不断扩大的。谨慎地推断，中国经济在十年改革期间的实质增长率大概不会低于10%。同期只有极个别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博茨瓦纳可以与中国相比③，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上，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时期有过类似的纪录。 在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在传统集中计划体制下的结构痼疾在中国也得以较快治愈。首先重工业脱离轻工业和农业的盲目发展和自我循环倾向急速扭转，这固然得益于80年代初的调整政策，但是只有经济改革才具有最终的保证作用。轻工业的长足进步无可怀疑，即使农业也获得了超常规的增长。虽然近几年内粮食产量出现徘徊，但是肉、禽、蛋、水果、水产品、蔬菜等等农产品却继续保持着稳定的上升势头。其次，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逐步转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在农村工业化浪潮蓬勃兴起的同时，第三产业也急速恢复和发展，其增长之迅速连统计都跟不上变化以至出现了种种遗漏。第三，对外贸易额占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了两倍左右，参与国际交换的产品和服务数量大大增加，国内经济结构从国际经济中得到了有益的补充和矫正。第四，各产业部门内部的专业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尽管这方面仍然存在种种不如人愿的问题，其改善的速度是空前的。第五，产品的品种结构，从质量档次到花色款式，可以说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很少有人怀疑，将中国和苏联及东欧其他国家商店货架上的商品相比，其丰富程度名列前茅。 人民生活水平在十年期间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许多方面在世界历史上很可能都是创纪录的。在十年人口净增加1.3亿的情况下，城乡居民的住房面积都增长1倍多，城镇达到人均8.8平方米，农村达到人均16.6平方米。人均消费粮食增加0.27倍，食油增加2.7倍，猪肉增加1倍，鲜蛋增加1.95倍，布匹增加0.5倍。居民每百人拥有的电视机增长43倍，收音机增长2倍，录音机增长40.5倍，自行车增长近3倍，电冰箱增长了200多倍，摩托车和录像机几乎从零开始，增长了成千上万倍，到了无法比较的地步。 经济发展推动和引起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社会总体进步所取得的成就是建国以来任何一个十年都难以比拟的。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难以详细描述各个领域，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从自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十年改革在他们的生活中引起的变革仅次于民主革命的成功。 然而，中国十年改革过程中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非是改革的目的甚至也不符合改革者的预期，但它们是伴随改革出现的或发展的或变形的，与改革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对此不该讳言。 最突出的问题是在商品货币关系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条件下，出现了各种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腐败现象。在传统体制下，在政治和军事热情随着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的转移而必然逐步平缓的过程中，事实上已出现了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现象持续增加的倾向，这正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改革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但是改革前的不健康现象往往不是直接与金钱或利润相联系的。例如，中国最突出的是社会流动中的不平等干预（走后门就业、参军、入党、提干等等）。改革以后，问题的集中点也随之转向直接的经济收益。旧有秩序的改变，个人机会的扩展，哪怕变化是那么有限或缓慢，贪污、行贿受贿、欺诈、走私等等现象都是难以避免的。何况中国改革起步甚急，组织滞后，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漏洞或真空来更多一些，事情急剧演变到较为严重的程度本身是合乎自然的。 社会范围内，在原有的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机制很大范围内并未受到根本触动的情况下，新的以机会不均等而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却迅速生长起来。虽然在不少时候，人们在观念上混淆了非平均主义与这种收入不公的界限，但是以既不完全合理又不完全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的形式出现的分配不公，显然是违背商品经济原则的。从广义上说，前面谈到的腐败现象也属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范畴。在一个历史上长期崇尚平均主义的国度，这种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引致的社会震荡很可能更为剧烈。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个美国学者前几年即尖锐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可能因为收入不公而失败④。 与放松直接控制的东欧国家和苏联一样，中国也遇到了通货膨胀的困扰，个别年份甚至相当严重。通货膨胀常常是与传统体制时期隐蔽的供求失衡或“短缺”现象不可分割的，但是更重要的现实原因则是企业自主权扩大的同时普遍未承担起相应的风险和责任。个人最终收入像洪水般失去有效控制，连续地注入膨胀过程。消费迅速掀起高潮，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和供给增长水平。而投资的资金需求也在大多数年份保持了超过储蓄总水平的增长速度。 中国的经济结构比大多数东欧国家更快地走向另一个极端：消费品增长持续多年，超过投资品增长，加工制造业增长超过基础产业增长，在其背后的资金投入结构也自然发生了这种逆转。中国经济面临着能源不足、交通拥挤和原材料紧张以及重加工工业相对停滞的严重“瓶颈”制约。 此外，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根除多年的落后腐朽丑恶现象重新出现，商品和货币拜物教侵蚀到许多非经济活动之中。清贫和自然的理想图景受到损害，导致了不少中国人甚至还有一部分关心中国的外国人精神上迷茫和彷徨。 上述种种问题聚合起来，对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环境和条件 社会主义国家有经济改革，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在相同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下展开的。除了经济政治体制本身的相似性之外，中国与苏联东欧都包含着若干共同的非体制性基础因素。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环境具有更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根源于中国的低发展水平，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传统，超级人口大国，以及与众不同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全面分析这些特殊不是本文的目的，这里只能集中讨论某些最重要的方面。 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落后于东欧国家和苏联，平均说来，存在着大体相当于半工业化与完全工业化之间的差距。由于基础低，发展潜力很大，更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以及工业部门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改变原有状况的压力和动力都比较大。特别是贫困的农村地区，农民温饱尚无保障，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孕育了强烈的改善生活处境的愿望和力量。另一方面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由于中国的管理薄弱，公有经济包揽的人口比例也相对低得多，这意味着改革的包袱要比苏东国家轻。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特别是农业改革迅速收到巨大成效的重要原因。 在苏联和大部分东欧国家缓慢而且温和地尝试改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60年代，中国却独自走向了经济政治更为集中，更违背商品经济规律的道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过程达到了最为极端之点。物极必反，饱尝极“左”路线和十年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对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十分强烈，对原有体制和政策的弊端认识得更为深刻，发动改革的社会政治障碍比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要小得多，起步要顺利得多。 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特殊的矛盾的影响作用。一方面正统的儒教鄙视商业活动，其他流派也有反对冒险主张“无为”等等观念，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古代各家遗留下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崇尚节俭，反对奢侈，“守信用”等等道德规范，又是非常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的因素。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近现代经济发展史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可能成为推动现代工业文明成长的一种非常特别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事实上早已流传着一种看法：中国人和犹太人是最善于经商的两个民族。最近从苏联得到新的证明：犹太人和远东地区的华侨，在苏联改革中迅速成为承包和多种经营的典范，他们的活跃和富足甚至引起了其他居民的嫉妒和愤懑。 但是，中国文化在传统上就存在着法制观念淡薄的缺陷，近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未能充分矫正这种差别。与欧美国甚至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都缺乏以制度来组织协调社会的传统和习惯。以直感和悟性为特征的中国式思辩，常常被证明能够驾驭最高层次的目标和完美处理最具体的策略问题，但是在组织、设计、实施战略方面往往不具有优势。最使欧洲人诧异的是，中国文化传统造就了精神和观念最大限度集中的可能性，也遗留下个人有许多方面行动松散的极大余地。这些因素对于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势必发生矛盾的甚至是互相抵消的作用，因此，将其视为中性也许较为合适。 如果回到更现实的经济条件上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先天具有一个有利条件：国土辽阔，市场巨大。只有苏联可以和中国相比，其他东欧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在东欧各国，许多行业是由一两个企业垄断的，天然不利于竞争。由于资源和市场的有限性，这些国家对国外的依赖性很大，直接进入自由贸易区域的压力更大。中国由于资源丰富，企业众多，垄断的可能性大大缩小，同样是国有企业，也不得不争夺市场和原材料。而经济体系的完整性和市场规模的无限性，使得中国企业在进入国际竞争之前在国内就经历一种锻炼和考验。 从国际条件来看，中国改革起步时处于难以比拟的有利环境。中国不是苏联集团的成员，因而不受东欧国家时刻提防的来自外国的干预和制约。和南斯拉夫一样，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正常，经济技术合作迅速增多。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历来很好，虽然对外援助的政策有所收缩，但对这种密切关系并无太大的影响。改革发展过程中，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逐步改善，对立日趋缓和。印度支那问题是一个不利因素，但是由于与越南的冲突在规模和时间上都有限，对总体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影响很小。 最为特殊的外部优势在于，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而且世界各地居住着数以千万计的华侨和华裔。共同的内聚力极强的文化传统，使得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代对祖国大陆的发展和繁荣尤为关切，从商业盈利的角度来看，祖国大陆也是他们当中的金融产业人士最有利的投资场所。他们构成了外来旅游者的绝对主体，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吸收外资的主要来源（例如广东省利用外资的80%以上与港台同胞、海外华人或华裔有关），也是提供国际市场信息和各种管理和技术经验的重要渠道。香港和澳门为中国对外贸易提供了一种难得的中间桥梁，对于吸引国际资金和技术也发挥了种种直接和间接的重要作用。这些因素不仅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具备的，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 总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环境和基本条件是较为有利的，这为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最广泛意义上的现实可能性。 三、目标、战略和步骤 虽然中国在70年代末以前未设想或发动类似苏联东欧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但是中国的确曾数次变更其经济管理的行政权力结构，而且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些不成功的经验为改革准备了条件。而苏联东欧的各种改革实验，对于中国来说也成为宝贵的参考和借鉴材料。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改革目的确定便得以避免许多虚幻和迷误，坚定地选择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总方向。最基本的设想是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建立起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此特别强调搞活企业和重新制定价格形成制度的重要性⑤。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 中国改革的总目标和总战略中使国际社会印象尤为深刻的两项原则是：（1）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允许和鼓励其他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和发展；（2）全面对外开放，包括允许外商直接租买土地独资建厂。这种更为彻底的求实主义方针使得中国经济改革迅速跨越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最前沿。尽管实际过程中并非没有任何代价，但是中国经济由此获益匪浅。 改革的战略重点首先放在农村，在农业取得巨大成功，食品供应根本改善的条件下，启动全面改革，战略重点转移到城市。这个最基本时序的安排，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十分正确的。虽然前期指导思想上未能充分估计到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一度设想三四年基本解决问题，但是中国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基本上坚持了渐进的原则，没有造成过分突出的冒进问题。既没有像南斯拉夫那样曾经试图一次开放市场，也没有像苏联那样从十分保守的方案一下子跳跃到非常激进的纲领。 中国改革在前期曾经一度忽视了宏观调控体系，在过分强调企业活力和市场调节作用的时候，没有充分意识到宏观管理的适应性。特别是未能充分估计企业软预算约束的严重性，财政信贷管理不严格，甚至达到了几乎失去控制的地步。1995年在总结过去教训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保持有效的宏观调节、监督和信息服务的重要性。从那时以来，确定了一条基本的原则：将企业改革和市场建设与宏观调控三者相结合，互为条件，同步配套，循序推进⑥。然而，在实际过程中，真正落实这个方针，事实证明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此时常出现一些失误。例如，在加强宏观管理中，需要恰当处理保留旧的直接控制的某些手段和及用新的间接调控手段的具体结合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稍有偏差即可造成被动。迄今为止，还不能说，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十分成功的经验，在非常相对的意义上，匈牙利是处理得较为妥当的。 体制改革应当尽可能地与现期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保持紧密的结合。对于东欧改革先行国家来说，这似乎不是问题。然而几十年过后，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承认这是一个教训。中国改革初期虽然理论上对此并不明确，但实际中是这样做的，因而成效很好。例如对相对薄弱的农业和轻工业给予财政、信贷优惠，给予能源、原材料供应和运输能力的分配等方面的优先照顾等等。价格改革中，也首先调高农产品价格，放开轻工产品价格等等。但是这两个方面结合逐渐产生了问题。1984年经济增长连续几年保持较高水平，迫切希望以信贷、财政政策支持更大发展，结果导致通货膨胀上升，以后又几次重犯这种毛病。在结构调整方面，首先，没有及时适应供需结构的转化而以政策和改革措施支持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愈演愈烈。其次，对于重加工工业（包括军事工业）的结构调整没有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针，相反，采取了类似对于农产品和一般轻工业产品的调整办法，简单地让企业去市场上“找米下锅”。结果不仅高精尖设备制造水平上得很慢，而且一般设备进口量都增加了，许多技术水准很高的企业挤到轻工业行业，“大材小用”，生产普通消费品。事实上，只要在加强进口替代方面采取一些切实措施就不致于造成如此难以估量的损失。第三，政府对于投资的结构调控软弱无力。在市场很不成熟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很快成熟的情况下，政策引导或指导不强，资源配置完全以扭曲的市场价格和同样扭曲的税收为导向，势必造成巨大的盲目性和重复建设，以及低水平、规模不经济等问题。而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意无意将地方利益日渐强化则加剧这种投资结构的恶化趋势。1985年在理论上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把改革和发展紧密结合起来⑦，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采取多少有效的措施，这些问题在更严重的程度上遗留下来。 上述几方面的失误也反映了总体战略在放松政府直接干预和开放市场的顺序方面缺乏明确的现实的指导原则。在商品市场的建设刚刚着手不久就试图开放要素市场，间接金融潜力并未发挥出来的时候就匆忙启动了直接金融的闸门。于是，我们不断地，在这个场合和那个场合，在这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遇到本质上同属一类的问题：传统的直接的行政协调失灵了，而理想的间接的市场协调尚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甚至波兰都尝到了这种苦果。虽然中国1985年认识到商品市场在逻辑上的基础地位，期望首先集中精力于商品市场的统一和完善，可是对于要素流通中既已形成的混乱格局并未重视解决，直到1988年开始治理整顿才有所行动，例如，对资金的流动和各种金融机构实施较为严格的控制，但是这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不协调和造成冲突的因素。 在开放商品市场，实施价格改革的步骤上，中国与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采取混合的价格体制（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作为过渡模式可能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办法，而且多数国家也倾向于首先放开非基本必需消费品和机电设备产品的价格。但是中国对能源、原材料和运输的价格没有采取明显的先调高价格水平再放松控制的办法，而是在原计划分配的基础上确定一部分为计划内固定价格保持不变，另一部分则完全由企业按照市场供求关系自主销售。这种“双轨制”根源于中国传统计划体制的中央地方两套平衡体系，在一定范围内也具有既不导致太大震荡又逼近市场价格的意义，而且还可能以高边际收益来刺激企业增加生产和供给，以简单方式满足颇具活力的计划外经济（乡镇企业）的投入需要。然而，这两轨绝不可能泾渭分明，尽管企业其他方面的关系例如财政、税收、物资、分配企业留利等等，不得不全面双轨化，但是产品并不能严格划分为双轨销售价格体系之中，由此导致的混乱是惊人的。最严重的后果是流通秩序的崩溃和一部分人的暴利所得急剧膨胀，而社会经济肌体不得不因此忍受更严重的腐败和通货膨胀的折磨。如果从1985年开始尽力去缩小而不是扩大这种“双轨制”，也许事情远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消极影响。当时从东欧和苏联（也包括西方国家）来了许多经济学家，他们无不对此表示担忧，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和理论，这是不可思议的。总之，“双轨制”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改革中试图避免风险而最后带来最大风险的一项具体措施。 也许最不应该出现和持续多年的错误是，鼓励或允许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来经商。80年代初，广东得到中央特殊政策，掀起全民经商的热潮，随后迅速蔓延。问题的严重性也随之显露清楚，不得不制止。然而时隔不久，又一次全民经商浪潮来势更猛，党政军教科文等机构合理合法地开展所谓“创收”活动。这是一场真正的“国际玩笑”，因为这种做法与发展现代商品经济毫无共同之处，倒可以从中看到某种自给自足小生产或自然经济的影子。另一方面，有些商品经济发达、法制健全国家中的合理规则，却很难用于中国这个处于过渡之中的场合，例如允许高级官员的直系亲属自由择业，照搬这一“合理”规则，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苏联东欧国家大概应当庆幸，中国以沉痛的教训为他们竖立起一块“危险”路标。 总之，中国经济改革表明，引入市场机制，缩减直接计划干预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富有成效的。问题在于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需要时间。因此，一方面要大胆发展条件基本具备的市场关系；另一方面要在那些不具备市场直接调节条件的领域改进和完善计划机制，有限制地引进市场机制，其中产业政策和政策金融最具代表意义。即使是基本可以由市场调节的领域，市场制度的完善也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建立市场并不是取消一切直接控制放开不管既可。企望一步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是天真的，同样，以为传统直接计划办法不加改革仍然适用，也是幼稚的。 目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 如同所有改革先行的东欧国家，中国的公有企业也以一种片面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机制，即从追求收益来看它是颇为自主的，但在承担风险方面，它基本上是不能自主的。而企业收益的分配不可避免地向职工个人倾斜，这种趋势随着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得到了更显著的加强。总之，目前公有企业微观机制是一种膨胀机制⑧。 而政府的处境是矛盾的，一方面要抑制企业的膨胀，例如以财政、税收、信贷、价格、外汇等管理调节手段限制企业违背经济全局和社会效益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替企业承担许多本来应由企业承担的风险，例如给亏损企业发放补贴，救急贷款，即使对被迫停产企业一般也要保证其职工的基本工资。这两种职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可能都是合理的。显然，要靠政府的宏观管理和监督来完全抑制和克服企业的膨胀倾向是不可能的。政府可以完全做到不有意识地刺激企业膨胀，但是当一些企业提高其自销产品价格，另一些企业要购买这些产品以用作中间投入，它们便会要求增加贷款和补贴，银行和财政不满足这种要求，后一类企业就会面临减产或停工的威胁，政府对此更着急。当然，实际过程中政府可能有一些其他途径来减弱这种压力⑨，但是绝不可能消除这种压力。 中国的情况比之东欧国家有几种特殊的因素对于抑制公有企业的微观膨胀机制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第一，中国公有经济规模大，企业数量多，行业的进出限制相对说来少得多，因此有助于竞争，而竞争是抑制膨胀的最好办法。其中，乡镇企业最具有挑战性，而中国的乡镇企业以百万计。第二，东欧国家在农业之外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远没有达到中国的规模，例如仅“三资”企业，中国就拥有两万多家，这是促使竞争活跃的另一种力量。私营企业与各种混合所有制也得到迅速发展。第三，也许最为独特的是，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虽然个人最终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政府和企业最终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但是居民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率（居民储蓄倾向）改革以来基本上是持续上升的，根据我们的推算，1979年是10.5%，1989年是25%。因此国民经济的总储蓄率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是与其他东欧国家很不相同的。居民较高的储蓄率一方面弥补了企业和政府的资金短缺；另一方面减轻了消费品市场的压力，从而从最终需求一方抑制了通货膨胀。这很可能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持续高速发展却未陷入类似东欧一些国家滞胀困境的最重要的原因。而促使中国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利率（实质上常为负）和长期消费考虑（城镇职工由企业和国家包揽了大部分），大概应当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国来说，现在面临的困难因此而颇为不同，其实质在于将居民储蓄积累的资金用于最关键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是增加更多的流动资金贷款从而加大已经过多的库存。如果经济改革不发生逆转，那么1989年很可能就宣告了短缺经济时代在中国已经告终。 然而，丝毫不容乐观的是，国有企业的微观膨胀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双轨制”依然存在，新的消费需求高潮很可能会加速到来。因此通货膨胀的危险并没有减少。而且，治理整顿以来，经济已陷入深谷，但是结构调整成效甚微。经济重新回升，很有可能是又一次平面扩张。 如果对于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国际比较之后可以作一简单的总体评价，那么我愿意复复说：其成就和实绩不管怎么估量也不会过高，其问题和困难无论怎样估价也不应太低。 注释 *本文写于1990年3月，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0年第3期。 在不同国家,社会可以等待的特殊时期的长短是不一样的,因为各种条件和因素是不同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第28页的指数计算。 世界银行编：《世界发展报告（1989）》，英文本，第166页。 马歇尔.格尔德曼在其1987年出版的著作《戈尔巴乔夫的挑战》一书中几次提到这一点。 参见1984年作出的《中国中央关于经济全制改革的决定》。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 存在着某些例外，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一般。 例如政府可以限制企业自销产品的价格，但这种努力并不总能成功，过去的经验表明，只有少数场合是有效的。 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值得认真研究。不了解资本主义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特别注意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向，不断用新的实际材料来检验、修正和发展已有的概念、判断和理论。这种科学精神应当继承。我研究的领域是中国经济，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无系统了解，下面根据自己零星积累的知识和粗浅的分析谈一点看法。 一、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的演变趋势 从过去四十多年的历史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出现了如下重要变化： 1．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总体分布，从“金字塔形”转变为“洋葱形”。专家学者通过各种调查方法获得的大量信息表明，在过去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底层大，中层较小，上层很小；在今天，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构成一个与洋葱形状十分相似的模式。这就是说，社会最上层是一个细尖，社会最底层是一个突出的根把，其余绝大多数人处于二者之间的球形主体之中。社会最上层是最富有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要人，占人口的0.5%左右。社会最低层是无法自己维持生存的居民，其中大多是最贫穷的外籍劳工和少数民族，占3%左右。中间层一多半是所谓中产阶级，占60%左右，另一少半是劳工阶级，占35%左右。中间层还可以划分为若干更细的等级，例如中产阶级可以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但是界限并不十分清晰。社会成为一个多层次、有重叠的复合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期存在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工人破产失业转变为工业雇佣劳动者的趋势发生了逆转，除中产阶级膨胀之外，手工业工人也并没有绝对减少，例如，德国（西部），1949年手工业工人为320万，1986年则为380万。 2．收入分配从“倒金字塔形”转变为“倒宝塔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极少数人占有国民收入的巨大份额之外，绝大多数人占有的收入分配份额大大低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而现在的不同则在于，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份额超过或接近其所占的人口比重。除去最上层和最下层的两个社会集团之外，在中间体中，如果按较大的人口比例分组，例如20%，那么组与组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如果按较小的人口比例，如5%来分组，那么组与组的差距缩小了。从直观上看，可以得出一种印象，富人比从前多了，但是特别富的人少了。造成这种格局的直接原因是：（1）在全部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薪基金所占的分额持续上升，而利润、地租的比重却下降了，例如在美国，工薪基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85%左右，而在北欧国家，则达到95%左右；（2）税收调整作用大大增强，例如累进所得税、遗产税、馈赠税等等，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曾经达到70~80%，而遗产税在有些国家达到90%以上。尽管8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降低了税率，但是仍然比战前高得多。相反对于收入较低者，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险的转移支付又相应提高了其最终所得。在财富的分布中，至今还有40%左右属于占人口10%的阶层，但是财富是存量，大多为不动产，例如房屋 、牧场、森林等等，它们并不能自动带来活的收入，相反都需要缴纳资产税。因此对收入（流量）的分配影响作用大大下降。 3．物质性和金融性资本所有权的影响消弱了。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说，信用资本和股份资本的发展，使是“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消失了”。今天的现实则是，由于资本的筹集、管理和投放也由经理人员承担起来，所以资本家在金融活动中也所剩不多了。家庭企业普遍处于衰减过程。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教授的研究表明，在美国每年的新增资本中，90%左右最终来源于工薪收入。生产性资本的所有权，趋向于机构化、分散化、市场化。在持股者中，机构（法人）持股的比重，美国为50%以上，英国则交近80%（其中养老金基金会、保险公司和互惠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持股就达50%）。彼得·德鲁克甚至认为，美国正在慢慢成为一个“养老金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同一持股者所持有的某一特定企业的股份，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平均比重大大下降了，而且大公司股票在市场上的流动性更强了，持股人非常不确定，如果要问这部分股权归谁所有，最好的回答可能是�市场。在这种形势下，资本所有者事实上不可能对公司的经营直接过问，甚至连经营情况也不甚了解，而经营管理阶层的职权大大扩张了。 4．劳动力资本特别是高级专业人员的劳动力资本的地位大大上升了。自从1956年美国的白领的数量超过蓝领之后，白领的比重持续提高，目前已达70%，其他西方国家也都在60%以上。统计和社会学分析表明，在今天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质量主要取决于三个紧密联系的条件：（1）所受的教育程度；（2）职业地位；（3）职业收入。在大多数场合，三者是统一的，即后两个条件往往取决于第一个条件。富家子弟继承家产的多寡虽然仍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比之因其家庭富有而享受的教育条件优良这个因素，但是比之因其家庭富有而享受的教育条件优良这个因素，前者的影响日趋下降。因此，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越来越认为，教育费用是一种投资，对社会对个人都如此，而且是收益率最高的投资，然而迄今为止的统计核算中，教育支出都被归为消费，不久的将来就可能改变这种做法。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白领阶层，特别是高级白领阶层占据统治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说是因其本人或家庭以及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巨额投资所造就的，他们的收入包括着人力资本的“利润”，后者的上升导致了物质资本及其利润的地位不断下降。推而广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的掠夺，事实上越来越不如其对知识和人才的收罗更为重要。 5．国家日益从市场经济体系之外进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之内。战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已经有所尝试，但是干预方式是硬性的强制的。战后，国家的经济职能不断调整，政府干预逐渐成为经济体系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出表现在：（1）宏观管理成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2）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就无法进行（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合计占国民收入的20%~40%，影响到全部国民收入）；（3）重大科技发展项目如果没有政府的组织就不可能进行（如航天、核工业等等），而其在经济中所产生的巨大创新扩散作用就更谈不上了；（4）处于自然垄断状态的社会基础设施，其建设、经营、管理，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和监督，整个社会必将付出沉重代价。另一方面，政府也日益认识到不能限制和取代市场机制的基础调节作用，凡是市场机制能做到的，政府就不去做。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政府的干预也减少了，而以社会集团的组织谈判和法律裁决取而代之。 6．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格局中两极化和不平衡依赖迅速发展。首先，发达国家的商品劳务（包括技术）输出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仍然占主体地位，资本输出并没有取代商品输出而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表式。商品和劳务的生产依然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主要因素。商品输出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占世界贸易的60~70%）。其次，资本输出增长也很快，但越来越局限于几个发达国家和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之间，广大第三世界处于资本净流出的地位。第三，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1988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2.9%，而低收入国家除去中国和印度，只增长2%，低中等收入国家也只增长2.6%。由于以上原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合和争夺同步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依赖（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市场）大大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却大大增强。 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的原因及其内在矛盾 造成上述演变趋势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有以下三个：（1）工人运动的长期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导致资产阶级被迫作妥协；（2）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打破了资本主义旧的世界格局并影响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国内经济和社会生活模式；（3）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引起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三个因素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生产方式才是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仔细分析，上述种种趋势，都可以从生产方式变化中找到根据。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最初取决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个素。由于三种要素为不同的社会集团所占有，社会因之分为三大阶级。之后，管理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成为独立的第四个要素，因之形成了管理阶层。而战后四十年中，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于科技成为第五个而且也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因此，中下层白领阶层就成为最大的社会集团。由此可见，从“金字塔形”转变为“洋葱形”是必然的。 收入分配结构是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结构适应的，由于在生产中知识的地位上升，白领的地位上升，因此分配也必须进行调整，以保证白领阶层能够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不断生产出来。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的生产和再生产，但生产又有两种，一种是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另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改变这个原理，但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也不再是简单的种的繁衍，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增长，其中特别是教育费用，不仅是生活需要而且日益成为最主要的投资，两种生产进一步统一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物质性的资本积累，比之人力资源的开发降为次要因素。 国家进入经济体系内部，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在现代科技背景下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依赖的减少，虽然也有民族独立、国有化风险等等因素作用，但更主要更根本性的原则在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生产对物质资源和劳动力数量的需要日益减少。根据美国一个经济学家的分析，过去工业社会的曲型产品（例如汽车）的成本中物质性原料占极大比重，而现代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的典型产品（例如集成电路板）的成本中，物质原料所占比重只有2~3%，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道理足以解释，为什么世界市场上初级原材料的相对价格持续下降，甚至绝对价格有时也下降。最近几年来，发达国家耗费的能源也出现了相对或绝对减少的趋势。这就造成了，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却在持续削弱，出现了日益不平衡的依赖格局。 但是尽管出现了上述变化，西方世界并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天堂，相反，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矛盾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更复杂多样化了。从占社会成员多数的中产阶级来分析，可谓矛盾重重。所谓的中产阶级，并非是一个确定的内在统一的阶级，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一方面受到外部资本和政府的支配，另一方面，更受内部各阶层的挤压和自身生存发展条件的制约。上层中产阶级是高级管理人员，而中下层则主要是工程技术和其他专业人员，他们之间收入和生活条件差异悬殊。然而，又由于种种关系的交错和重叠，各阶层这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在过去，一个工人的对立面是一个确定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阵线，而现在，一个白领雇员面对的却是一个集团，一个体系，甚至整个社会。尽管60%以上的雇员有自己的私有房屋，80%左右的人拥有小汽车，更多的人数量不等地都有一定的金融资产，然而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多少自主、独立和自由。对人的束缚如此广泛又如此隐蔽，因为不仅来自外部，也来自自身。平等依然是理论而不是现实。所谓“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至多是一种愿望而已。 蓝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进一步下降，虽然其经济收入的绝对额增长了。社会对蓝领的压迫，不仅表现在对他们个人的歧视，更突出地表现在对他们的子女的歧高，因为教育条件的低水平，导致他们生活境况的恶性循环。外籍工人和少数民族尤为突出。更不协调的是，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至今仍然有赤贫居民，他们露宿街头，四处流浪。 如果我们把分析的焦点从经济领域转移到全部社会生活领域，即按照马克思那样将资本主义所有制理解为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那么问题就更加尖锐了。在物质生活条件普遍富裕了的国家，人们在生活中并没有增加多少幸福感。精神疲劳代替了肉体疲劳，成为普遍现象。在人均GNP最高、社会最稳定的瑞士，1973~1985年，因心理和精神疾病就医者增长了76%。在美国、英国等国家更要严重得多。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几乎没有改善。自杀就像瘟疫一样蔓延，特别是20~30岁的年轻人的自杀率不断上升。吸毒和酗酒问题几乎是不可遏制地发展着。社会犯罪、家庭问题，独身父母亲问题，都困扰着社会。另一个突出的冲突发生于现代工业化与自然界，环境问题成为人人关心而又难以根治的痼疾。令人悲观的是，上述种种问题，从目前来看，只存在着继续恶化的可能，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 三、从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中应当借鉴什么 我们应当把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一面镜子来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中国决不能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这不仅因为在资本主义现有世界格局中，一个落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不容易，而且还因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这种代价使得经济发达失去了本来的目的和意义。那么社会主义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文明并没有为社会带来公平、自由，相反成为对人的奴役的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就是从这种物质束缚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就是能够在同样的自然物质条件下使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在以同样的速度发展生产力的时候，付出比资本主义低得多的社会代价。社会主义就是在同样的物质水平上能够为人民提供更公平、更合理、更优良的生活条件。例如，中国虽然经济水平比西方低得多，但是西方的那些社会问题却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在低得无法比拟的程度上存在着。中国的人均GNP只有几百美元（尽管汇率偏差有所影响但总归不会达到几千美元），然而中国目前的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婴儿缺重率都接近人均GNP1万多美元国家的水平。一个美国人写文章说，上海妇幼保健支出人均只有13美元，而纽约是1000多美元，但上海妇幼保健成就超过了纽约的水平。这就是社会主义！ 然而，不可否认，几十年来我们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没有取得可能取得的发展成就。问题不在于我们追求了社会主义的这个根本性目标，相反，恰恰出在我们可能在有些时候过分看重一些形式、手段而没有牢牢抓住这个根本性目标。例如，我们长期以来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纠缠不休，总在争论是计划好还是市场好，是计划多点还是市场多点，甚至时至今天，仍然有些人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又例如，在所有制形式上，总觉得国有制就比集体所有制好，听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超过国有企业，就不高兴，听说把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就以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不去认真研究为什么大多数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在不断放权让利的条件下，在政策优先保护的条件下日趋困难的具体原因，探索国有企业如何下次出困境。事实上，实际生活远远走在观念的前面。现在，全部商品和服务的使用者价格不管名义上如何，实际上已有75%左右基本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宏观经济调节中最有力的手段已经不再是直接性计划指标，而是间接性金融和财政政策。而所有制结结构中，目前实际上在国民经济总体（即一、二、三产业的总和）中，国有部门生产的增加值只占GNP的40%左右，集体部门占50%左右，其他所有制占10%左右。能不能说这种格局就不是社会主义呢？我看不能。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中国十多年的改革才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才能有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高。以我个人之见，即使市场调节的作用范围再扩大一些，国有经济的比重再降低一点（转化为集体所有制或法人持股为主的股份制），也丝毫不会改变我们的社会性质，反而必将推动经济更快发展。前面同志们的发言中都提到，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之所以比战前要快一些稳一些，很大程度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和策略上灵活多了。如果说资本主义尚能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呢？ 为了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更进一步从资本主义发展中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战后西方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给了我们以很多启发，我认为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经济现代化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科技，而科技的基础是教育。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发展速度最快的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无不重视教育和科技。这个事实对我们是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的自然资源条件不算好，但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件很好，只要下大力气抓教育，中国就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基础。目前的现状是，我国教育支出，即使把一切非财政开支因素都打进去，占GNP的比重也落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2．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管理本身是较为成功的。其基本经验是，在不破坏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下，紧紧控制住总量关系的变化方向；对一般企业绝不干预其自主经营，对自然垄断部门则严加监督，对人为造成的垄断则尽可能地予以限制。 3．公平合理的竞争才能带来高效率。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无法证明私有产权制度就一定能产生高效率。西方严肃的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一点。有人主张私有制，那是他的信仰，绝不是科学。但是几乎所有发达或不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在竞争性部门，例如消费品工业，一般机械工业、商业和饮食服务业，实行国营，在大多数时候经营实绩不佳。我们必须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4．战后西方国家的股份所有权的机构化、分散化和市场化，表明法律上的资本所有权与经济过程可以完全分离，但不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马克思早就指出，所有制是包括分工在内的全部经济范畴总合起来构成的，是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他曾经严厉批判蒲鲁东的独立于其他经济关系之外的所有制概念，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即使我们将竞争部门的国有企业股份化或有偿转让给集体、乡镇企业，也完全可以保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最后，我想就中国经济问题提出一个观点：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和困难，中国目前加快改革和加快发展的条件之好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说前面我对西方的分析只有一二分把握，那么，我对这一判断的信心要强八九倍。
*本文写于1991年10月18日，是作者1991年中旬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2期。 原苏联东欧经济停滞的历史教训* 近几年来在东欧和苏联所发生的一系列震惊世界的社会政治事件，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按照官方的统计，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到70年代还毫不逊色。但是，事实上，这些国家早在60年代（个别国家甚至在50年代中后期），经济的实质发展速度就出现了落后于西方国家的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到80年代，一些国家增长乏力，另一些国家甚至发生负增长，终于爆发了全面危机，国家和民族被拖入巨大的灾难之中。 为什么苏联和东欧的经济会走入死胡同呢？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需要认真研究。 一、经济运行机制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 人们在总结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时，常常说，这些国家的党和政府“没有认真抓经济”，或者说“经济没有搞好”。作为一般的说法，并无不可，但有些时候人们这样说可能是指党和政府对经济重视不够，参与太少，管得太松，那么这就成问题了。 从事实来看，这些国家的党和政府并非没有花力气“抓”经济，“搞”经济。远的不说，从50年代初斯大林逝世之后，虽然各国都有一些政治波动，但远没有中国的政治运动频繁广泛，总体上可以说是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目标是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主”，甚至是“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至于对经济活动“抓”的范围或“搞”的领域之广泛具体，则更是西方国家的政府所不可比拟的。 从逻辑来看，经济活动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活动，并不只是党和政府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党和政府的事情。这不是说执政党不应该重视经济，更不是说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和管理是没有必要的，而只是说，经济运行的效果如何并不必然取决于党和政府“抓”得多不多，“搞”得宽不宽。从苏联东欧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也许可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因为党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抓”、“搞”太多，所以经济成效不佳 。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一个国有的经济表现如何，完全取决于资源（即人力、物力、财力）的使用效率如何。任何国家不论经济多么发达，自然条件多么好，其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尽可能地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水平。资源有效利用的道理，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了，而且概括得极为简洁明确，这就是：人尽其力，物尽其用。资源利用的有效性是相对的，因为理论上的最优状态，实际上总是难以完全达到的，而且理论上的最优状态本身也是随着人类的认识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但是在大体相同的外部条件下，两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效果可以相差极大，一个是事倍功半，一个是事半功倍，或者甚至是，一个用一单位资源创造出十单位产出，一个用十单位资源创造出不足一单位产出。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要素生产率方面比苏联东欧国家高出数倍到数十倍。 那么资源的使用效率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资源的使用效率取决于资源的使用方式，规范的说法是资源的陪配置方式或经济运行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生产要素如何分布于不同部门或行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以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来生产，等等基本问题。显然，上述每一问题，在现实中都有无数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但是，合理的解决方案，肯定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有用产品；不合理的解决方案，肯定是以较多的资源生产出较少的有用产品。不幸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恰恰是属于后一种情况。 资源配置方式涉及许多因素，但最要紧的因素有两个：（1）经济决策的信息；（2）经济活动者的动力。虽然决策主体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与这两个因素相比还不能说是最基础的。不管是由谁决策，在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投入多少、产出多少等问题上做出合理选择都必须以获得正确的完整的信息为前提。信息的完整和准确又取决于两个条件：（1）必要信息量的多少，越多越难完整准确；（2）信息量的收集、传输、加工、反馈体系的效率，不管是多么合理的决策，要付诸实施，必须通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们的认真工作和主动配合，及他们必须有足够的积极性。经济活动是人的社会活动，是一种主动的创造性活动，如果劳动者没有足够的动力，再好的决策方案也没有意义。动力与利益相关，利益包括物质性利益和精神性利益。一项经济活动与参与者们的利益直接相关性越大，其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反之则相反。然而，苏联东欧过去多年的经济体制恰恰没有解决好这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经济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信息往往不正确或不完整，制定的计划越来越脱离实际；其次，劳动者的利益与其劳动脱节，集体的利益与集体的经济活动效果脱节，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动力越来越弱化，相反消极动力却日益增强，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懒惰、弄虚作假和投机取巧现象。由此可见，苏联东欧的经济失去活力完全是其经济运行机制造成的。 但是，也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经常被作为相反论据提出的问题是：同样是中央集中计划经济，为什么苏联在30年代的工业化中能够取得举世震惊的发展成就？为什么苏联东欧在战后恢复时期的经济实绩也十分优良？答案其实很简单，形势不同，经济运动机制中两个基本因素的情况也不同。世界经济史提供的经验表明：（1）当经济结构简单，发展目标单一，政府效率较高，信息失真的可能性较小，那么国家集中决策的合理性就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2）当社会成员的利益较为一致，差异比以前大为缩小的时候，动力问题就比较容易统一解决。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经济运行效果一般都不差。通常只有在一个国家面临民族存亡、对外战争或革命成功的形势时，才会具备这两个条件。不仅苏联有这样的时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家直接组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赶上欧美工业国家；二战前期的德国，以及所有国家在战时的统制经济大体都如此。苏联十月革命后，扫除了沙皇时代封建落后的生产要素，建立了新型的国家机器，劳动群众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充满革命激情，西方帝国主义的包围更增加了这种凝聚力，加之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经济较为简单，资本积累来源有限，因而需要政府强制手段等等，各种因素造成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成功。二战之后，恢复时期本身就较为特殊，战争胜利的激动持续较长，加之冷战时代的迅速到来，苏联和东欧又处于准战时状态。这些非常时期毕竟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随着条件的变化，两个因素的状态也会变化。其实列宁很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他说过，单凭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是不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东欧经济出现停滞，关键是科学技术落后了。这种说法不错，但没有抓住根本。要害在于：为什么科技落后了？苏联30年代和40年代的科技进步速度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快的，甚至在50年代与西方国家也差别不大。是党和政府不重视科技吗？不是。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科研机构和国家科技推广体系，预算支出中科技费用的比重之高也大大超过西方，苏联的科技人员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在人口中的比重都并不低。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相脱离，科技进步不是内在于社会经济运行机制，而是一种外在的东西。恩格斯说过，社会经济需要可以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技推向前进。而苏联的体制却扭曲阻隔了这种社会需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其经济运行机制更趋于维持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不断地促使经济活动的主体去追求科技进步。只有国家关心科技进步，因为有强烈的国际竞争压力，生产单位和劳动者（包括大多数科技人员）对科技进步基本上是冷漠的。国家的关心，能够保证最适宜由国家来承担的科技领域的发展得以实现，但是不能解解决普遍的科技水平的提高问题。与普通的生产活动相比，科技发展工作更具有创造性，对劳动者的主动性、个人兴趣的要求更高。因此，用行政式办法组织科技工作弊病更大。在美国，新技术和新发明的90%是来自民间，而且主要是个人或小组，应用的普及也主要是在民间经济活动中自发完成的，专利制度和技术市场保证了研究者和应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竞争是普遍的推动力。在苏联，一切都由国家包揽，国家组织研究开发，国家组织普及应用，个人和集体都不是科技进步的活动主体，他们都不能从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中看到自己利益的满足，相反很可能是自己利益的损害。在美国国家组织的尖端技术开发，例如航天技术，可以很快地扩散到几乎所有可以应用的工业领域。经济企业每时每刻都在试图得到新技术或新技术的某种信息。在苏联，一方面军民分隔，千方百计对尖端技术信息保密；另一方面即使政府主动送给企业新技术，企业也不一定有多大兴趣。美国的科技进步是以世界经济贸易关系为纽带，以资本主义国家国际交流为基础，苏联的科技发展相比之下，主要是为国家的政治军事需要服务的，而且几乎是封闭的。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苏联东欧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正在于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合理。 二、特殊时期形成的经济体制没有适时转变 苏联传统体制的弊病早已开始显露出来，从50年代初期就出现了革新的思想，赫鲁晓夫上台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60年代中期又尝试过“柯西金一揽子改革”，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只起某种修补作用。东欧国家也大都如此。 传统体制顽固坚持其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认识原因。在近代历史上，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其有限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由沙皇的国家机器从西欧引进发展起来的。十月革命后，曾经试图以共产主义的原则组织经济，遇到巨大的困难。列宁说，原来以为可以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但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但是在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下，走自由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实现工业化绝无可能。只有一条路，即国家集中控制经济，统一组织实现工业化。国家集中控制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对此列宁早已预见到，并且多次尖锐指出过，这就是：官僚主义无孔不入。然而，用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来代替官吏并且随时轮换的设想，显然也不切实际。幸亏革命后社会政治热情高昂，不断紧张的国际环境加强了这种形势，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异得以最小化，政府效率得以最大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恢复时期更是如此。进入和平时期之后，社会形态逐渐恢复正常，需求开始多样化，生产不断复杂化，利益也开始多样化，然而体制却继续如同以往。 今天的研究者在分析苏联传统经济体制长期维持的原因时，列举出许多因素。例如古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或公社发挥着重要的经济组织和管理职能）的历史传统，近代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革命后重工业先行的发展战略，通过剥夺农民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工业化道路，二战军事胜利和政治胜利的影响，战后输出革命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负担，官僚主义和既得利益的根深蒂固，等等，这些因素很可能不同程度地都发挥了作用。但是，放在国际范围来进行比较分析，恐怕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些因素是苏联传统体制持续的根本性原因。 从经济生活内部的矛盾来看，战后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存在着改革可能性的。而且事实上，苏联也采取了许多行动，例如强化厂长负责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允许开办集体农庄市场，以净产值或利润取代总产值作为企业考核指标，调整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拉开工资档次，实行奖金制，提倡物质刺激等等，这些措施我们都曾批评其为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所有这些政策调整，都没有触动根本性的体制，因为都是在行政协调的范围内试图改善经济运行效果，因而并没有削弱行政性管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强化了行政性管理。同时还由于有些时候有些方面缓和了利益矛盾，这些措施反倒有助于巩固传统体制的地位，拖延了根本性问题的解决。 经济运行机制不能从根本上转换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思想的僵化和理论的陈旧。这不仅表现为，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意识形态构想越来越脱离实际生活，越来越成为纯粹的主观臆想；而且还表现为，作为改革意见提出的新思想，由于各种原因，也往往局限在某种确定的框架之内。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然而恰恰是这个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思想理论领域，事实上长期受到排斥和否定。 思想理论的僵化首先集中表现为，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把二者看作是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的社会经济制度。斯大林虽然承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商品货币关系，但是，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不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当实际经济生活中出现不如人意的问题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改善中央集中计划的精确性，没着这条思路，一直走向“计算机乌托邦”和更繁琐更庞大的行政管理方式。当这种尝试被证明并不灵验时，又返回来搞行政性分权，以为给地方和部门以较大的决策权可能就会减少失误，没想到又失败了。后来又想到给生产单位以较大的决策权，于是成立所谓“联合公司”��“托拉斯”，以增强计划的实际有效性，同样不能解决问题。其间虽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要考虑多利用商品经济因素，例如市场机制、价值规律，但是往往被视为异端，尽管其中有些具体建议曾经被采纳，但总体上说，还是坚持计划经济不能成为商品经济的基本信条。只有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改革在较大范围内引进了市场调节机制但是也并没有把商品经济原则贯彻到底，虽然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是在南斯拉夫实行了所谓“社会契约”，在匈牙利实行了间接行政协调，二者形式不同，本质上却都是否定商品经济规律的。 观念脱离实际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公有制的教条主义理解。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是，不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资经济不能允许存在，而且集体经济也应当尽可能快地转变为国营经济，这就是所谓越公越好，越大越好。在保持庞大的国营经济的前提下，国家要进行经营管理，就只能搞指令性计划，搞指标和配额，搞行政式领导和组织，企业和职工就不可能对生产效率负责，而且也不应当负责，平均主义和抽肥补瘦，吃“大锅饭”就是其必然的结果。然而，如果有人对国营提出怀疑，那这比对指令性计划提出怀疑更可怕，势必被认定为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的观点。但是实际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又无法回避，官僚主义、瞎指挥造成巨大的物质浪费和人力浪费，而且还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在这种形势下，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了对国有制的批判，50年代初首先发端于南斯拉夫，随后在波兰、匈牙利也出现类似思潮，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承继了这一思想，提出的口与是：社会所有和工人自治。 一直到80年代的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纲领中，这个口号还具有很大影响。不过，真正在实践中付诸实施的只有南斯拉夫。这种思想的产生是因为看到了所谓“行政性社会主义”的实际弊端，但其解决问题的方案却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等论点。从理论争论的角度看，这种主张是很有力量的，因为它声称更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但从实际解决经济运行机制问题的角度看，却并非如预期的那样理想。诚然，在50年代，南斯拉夫的经济实绩也相当不错，但是50年代的南斯拉夫比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更具有非常时期的性质，所谓社会所有和工人自治，实际上更依赖于人民的政治和军事热情，更依赖于民族主义和国家独立的统一精神。六七十年代，南斯拉夫的消费品供应比其他东欧国家要好一些，但是收入膨胀和物价上涨问题却十分严重，即使总体上评价，其经济状况相对好一些，那也很可能是由于允许较多的市场调节，对外较为开放（允许劳动力流出和外资流入）等等因素发挥了积极作用。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南斯拉夫出现了“滞胀”，而且持续多年而不得解决。社会所有和工人自治连同所谓“社会契约”等等要素构成的南斯拉夫模式，逐渐也受到南斯拉夫人自己的怀疑，进而受到批评，并最终被否定、抛弃。 第三个被视为理论禁区的是所谓“要素收入”问题。尽管在所有苏联东欧国家都存在着利息收入形式，60年代的改革中也几乎都提出要实行资金、土地的有偿使用原则，但是，很少有人从理论上论证要素收入的合理性。后来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甚至开始努力去建立资金市场了，但是要素收入是否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其实，即使在传统体制下，企业把全部纯收入上缴给国家，国家获得的就是要素投入。国家的许多税收也是要素收入。如果否定要素收入，其实质就是否定经济本身。当然，敏感的问题在于，个人能否获得要素收入，或以多大规模获得要素收主。今天看来，显然应当允许个人获取一定的要素收入，如果需要控制，则可以采取分配和再分配的多种手段来予以调整。总之，否定要素收入存在的合理性，就等于否定有效利用资金、土地，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找不到任何不同于市场交换的方式来保证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三、80年代的改革为什么最终失败了 80年代苏联东欧掀起的第三次改革浪潮，是声势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改革运动，也是最后一次改革运动。但是这次改革运动彻底失败了。 这次改革运动的失败，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必然的。因为改革的时机已经十分不利。僵硬体制造成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常年累月，积重难返。 第一，经济处于过去几十年最衰弱的时期。作为此次改革运动直接动因的经济增长停滞，事实上发端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苏联的实际增长率跌到战后最低水平，波兰出现负增长，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统计数字虽然不低，实际经济情况却在陷入危机，而过去曾率先改革并有所成效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双双掉进“滞胀”泥潭。不仅供给总量不佳，结构更成问题，在绝大多数国家，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大批过时的军火和落后的机器却在继续制造。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东欧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处于绝对下降状态。在这种最糟糕的经济形势下发起改革，显然凶多吉少。然而，事物的逻辑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形势如此严峻，也许很可能就不会有这样一场改革。多年来都是在拖延，一直到此次改革也可以明显地看到拖延，因为这次经济危机在80年代初就完全表现出来了，可是改革普遍达到高潮却是在80年代后半期。 第二，党和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社会生活日益失去控制。官方的理论和宣传，曾经不断为国家的人民描绘出光明的前景，但是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将其化为泡影。特别是由于西欧国家富裕的生活与之形成强烈对照，而且来自外部的信息往往是成倍放大的，更刺激整个社会越来越失去耐心。然而，改革是体制转换的特殊时期，其成功的必要前提是必须有一个非常有权威的政府，否则不仅改革措施无法贯彻，而且还会使经济和社会生活丧失秩序。 第三，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缺乏改革的愿望和热情。多年实行的行政集权体制和毫无竞争性的干部选拔制度，造就了一大批拿钱不干事、头脑僵化、因循守旧的官僚主义者，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会照传照转上级的指示，毫无创造性工作的能力和动机。但是他们对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如何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却是十分敏感。改革是一种创新，而且是有风险的创新，没有一大批积极探索的干部，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在国际国内都有一种看法，认为苏联东欧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先搞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先搞经济改革。但是，“先搞经济改革就能成功”，仅只是一种假设。因为从其各级干部的普遍状况看，要启动经济改革都是十分困难的。 第四，长期实行的传统体制使全社会养成一种惰性，劳动群众也不例外。这个因素往往为分析家们所低估，春实恐怕是导致改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举例来说，苏联有些地区早就开始试验土地承包，奇怪的是，不仅干部有抵触，农民也很少有人支持，结果常常是土地包不出去。更有甚者，当少数人承包经营获得丰收时，其他人竟会成群结队将其成果一抢而光。城市也是如此，大家都在抱怨食品供应短缺，但是组织去农村抢收土豆，却没有多少人乐意，结果大批土豆在秋雨中烂在地里。政府以法律形式鼓励发展个体户，但是个体经济始终不如预期那样迅速生长。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科夫斯基曾经说过，最要命的问题是，我们的人民都想像西方人那样生活，但是还要像以前那样工作。这种社会心理状态，对于现在和今后经济的恢复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当然，这并非是人民群众本质上不好，而是传统体制造成的最恶劣的社会后果。可以确切地说，各国这种社会惰性与其对居民生活的“包”、“保”范围完全成正比，“大锅饭”越严重，这种惰性就越严重。 第五，改革领导集团始终处于盲目和被动状态。由于种种原因被推到改革的最高领导地位的领导人及其助手和顾问们，直到启动改革之时，也并不真正清楚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更谈不上可行的道路和方法了。这不是他们个人的天资问题，而是由于在过去的体制下，他们的生活视野和思维方式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而且很难摆脱。他们固然看到了实际生活中的种种弊病，但是地很难认识到其根本性原因。例如，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连“改革”两字都不敢提，对不景气的经济开出的药方是所谓“加速战略”，这不仅是什么改革而且是为以后的改革进一步制造困难。还有一个药方是“反酗酒运动”，近乎荒唐，酒没禁住，还白白使财政损失了巨额收入，而且招致消费者的一致非议。随着政策不断失灵，问题越来越严重，改革的口号和目标，法令和文件犹如走马灯，但是几乎没有一次是自己先弄清楚其含义的。后来，苏联领导层的改革纲领已经变成“建立调节的市场经济”，随后不久又是“市场经济”、“私有化”，一浪赶过一浪。 第六，从行政性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轨缺乏技术性基础。与战后西方国家从统治经济退回自由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中计划体制已经搞了数十年，大多数人对商品经济都十分陌生，更谈不上对其复杂运行规则的掌握了。80年代开始改革时，苏联搞集中计划经济已有50多年的历史，其他东欧国家也将近40年了，如果早在50年代或60年代初改革，情形就不同。如果逐步摸索、学习，可能还会有所成效，但其他形势已等不及了。 四、从苏联东欧的悲剧中应当有吸取的教训 我国从1979年就开始了认真的、勇敢的、脚踏实地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但是，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完全解决旧体制造成的机制扭曲，更没有消除其恶劣影响，因此导致苏联东欧经济走入绝境的某些隐患还存在于我们的经济体系之内，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有鉴于此，从苏联东欧的悲剧中应当吸取如下教训： 1．必须牢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列宁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这里的理论包括一切理论，不管人们认为这种理论多么正确，多么科学，但是与生活相比，它肯定是相对的，有限的。正如有同志讲过的，苏联东欧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教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如果我们过去十多年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辞句上，那么我们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果我们将来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辞句上，那么我们的事业将没有任何前途。 2．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抓住根本，千万不能舍本求末。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就是能够创造更高的生产率；社会主义就是在现实条件下能够按照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使用资源；社会主义就是经济能够不断增长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就是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能够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公平更合理的生活条件。离开这些实质性规定，去追求这样那样貌似有道理的东西，必将走入歧途。 3．必须勇于创新，无创新就无活力，就无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千百万人民群众朝气蓬勃的创造性事业。一切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东西都是违背社会主义本性的。体制、政策、法律、法规，更不要说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都要不断改革、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和环境，当然这绝不是否定或抛弃过去有用的经验和有效的措施。但是，苏联东欧的失败特别告诫我们，对任何一种事业的组织管理方式都必须认真地区分革命时期、战争时期与和平建设时期的不同特点，区分不同的和平建设时期的不同特点，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以不变应万变，将特殊的个别的东西当作普遍的一般的东西，那以十之八九会遭受挫折。 4．必须和一切貌似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划清界限。例如，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政企不分，以行政办法从事商业性经营，长官意志和“瞎指挥”等等，过去司空见惯，至今仍然存在。我们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地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反复宣传说明最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不能养懒汉，更不能不断地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懒汉；社会主义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发展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条件，但是创造幸福生活要靠每一个人自己的辛勤劳动；社会主义还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就要按价值规律办事；社会主义还需要官员，更需要优秀称职的官员，但是社会主义绝不需要官僚主义者，等等。 5．社会主义必须追求资源的合理利用。在目前阶段上，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和完善商品经济才能达到目的，舍此绝无他途。在些前提下，我们要根据多种条件确定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具体模式。如果反过来，我们先定下计划的职能和市场的职能，再回过头来考虑计划和市场的具体调节形式和调节范围，那就会遇到许多矛盾。对二者的结合方式，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如果说，“一五”时期我们不搞指令性计划就不会奠定工业化基础，那么现在我们不缩减指令性计划，就无法改善大中型企业的处境。要是把指令性计划当作命根子抱住不放，就搞不好大中型企业。目前总的来说，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协调更需要依靠市场，即把企业更多地推向市场竞争，让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协调则更需要依靠计划，即更进一步加强宏观管理 。 6．必须正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国有经济形式都曾经发挥过历史性的巨大作用。但是随着政治和经济环境变化，国营形式在苏联东欧和中国都普遍地出现了许多弊病，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国营企业的经营效果与集体和“三资”企业相比差距越来越大。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国营企业形式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由于它们与政府财政紧密相连，因此就不会自负盈亏，由于政府要干预其经营，它们就不能自主经营。不切断企业对国家财政的依赖，只放权给企业那么就会出现企业行为短期化，只追求自身职工的收益而不承担任何风险的，不改变这种公有制实现方式，要把这些企业推进市场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使进入市场也得垮下来。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致主张，股份制是国营企业的最好替代形式，即组成法人持股的，或法人持股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股份制企业。小企业也可转变为集体的、合作的、合伙的等多种形式。对基础性的自然垄断性强的企业，则继续保留国有形式，但进一步实施政企分离的措施。许多同志担心国有形式改变之后，就会改变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种忧虑是多余的。其实我国目前全部经济中，国有企业提供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也只有40%左右，集体经济提供50%，其他占10%，能说我们的经济现在已经改变性质了吗？而且很明显，不抓紧改革，国有企业的份额还会继续下降。此外，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来看，国营、私营两种形式也是经常变化的，最突出的是日本，1875年在全社会总资本中，国家资本占81.7%,1885年是74.9%,1895年是41.6%,难道能据此说日本那时的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内,西欧国家中的国营经济都曾达到较高比例。 7．必须建立起新型的强有力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物质条件和觉悟水平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有机地统一起来。过去在理论上的偏差是，只看到旧社会的皮鞭和棍棒纪律、饥饿纪律的丑恶，没有预料到另一个极端上的不合理性，即由于没有压力和差异会滋生劳动者的惰性，会使劳动者丧失热爱劳动的本性。过去实践中的最大失误是：（1）把革命和战争等非常时期的激励手段当作和平时期普遍适用的激励手段，总是寄希望于政治宣传和动员，要求人们以革命精神从事一切工作，既然不是革命时期，就不可能普遍保持那种无私奉献精神；（2）在否定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实施按劳分配，结果始终不能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因为按劳分配的“劳”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耗费，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耗费，而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是不可以估算的，只有经过市场竞争实现的商品经济才能体现出来。但是由于生产经营组织不需要进入市场进行竞争，因而没有压力，在组织内部也没有对个人的竞争压力；（3）由于否定商品经济更不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因此就完全否定要素分配，资本不计利息，土地任意占用。新的激励机制应当纠正这些失误，首先要真正按照商品经济原则贯彻按劳分配，其次要允许其他合理分配形式作为补充，第三，在与物质激励相一致的基础上实施精神激励。造成劳动致富者光荣，善于经营者光荣，储蓄投资者光荣，为社会为他人无私奉献者更光荣的社会气氛。 8．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保持企业、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凝聚力。这固然是求同，但首先要看到差异的客观存在，才能求同。以往的失误往往是由于看不到差异，或者是随意主观地夸大或臆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此为政策基点，结果造成巨大损失。在现阶段上，首先要以实现现代化、复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为基点，团结和感召一切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甚至对中国怀有感情的外国人也会就此达成共识。其次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基点，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团结全国人民。在国内，一定要进一步明确，对公民只要求他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不要求他必须具有何种政治信仰；对党员只要求他遵守党章，符合党员标准，不要求他必须是英雄模范。宣传教育当然可以有而且必须有提倡高水准和反对低水准的内容，但是，宣传教育需要更多地增加那些一般水准的内容。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受到重视的重大问题。例如，一个企业，可能有一两个大公无私的模范，这固然很好，但是多数人可能连基本的职工守则都做不到，上班工作懒懒散散，那么这个企业的工作重点就应当放在整顿纪律和健全规章之上，而不是扩大宣传这两个模范之上。总之，要求和提倡不是一回事。 9．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处理各种矛盾和分歧。苏联东欧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剧烈变化，人们的思想信仰突然陷入巨大混乱是重要原因。但是，思想混乱是因为过去就不清楚，否则不可能一下子出现雪崩式的变化，普通老百姓如此，领导人也如此。越是闭塞的国家，打击就越沉重，我国不同，十多年前就改革开放，大批人员进出国门，而且国内宣传上也并不讳言中国的落后，所以反倒没有那种突发式的冲击。由此应当得到启发，凡事能够正视，便可争取主动，凡事争取主动，就可获得有利的结果。目前，除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少数人之外，国外许多人（包括中国的留学生）对中国存有种种疑虑和误解，国内也有这种情况，我看这些情况并不是不能解决。首先要全面真实的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至少一半问题可以解决。这方面有无数事例不去列举。其次，要坦率承认我们有一些消极面和体制上的弊病，但是要解释清楚其复杂的原因，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是什么，牵制在哪里，代价又会多大。当然我们的态度十分鲜明，非常希望解决问题，所以才坚持改革，但是改革有个顺序和过程问题，对此，欢迎所有人来一起研究讨论。第三，不否认西方社会在经济管理、行政管理和法律程序等许多领域有其合理成份，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不合中国国情，我们不能学习。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与美国、英国也有许多体制差异。当然，不能照搬不等于就不好。还有一部分可能在将来可以学习，但现在还不具备条件。剩下有一部分现在可以学习，我们正在研究借鉴。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偏狭顽固的学说，而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概括和总结。过去是这样，现在也应当是这样。如此有理有据，我们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谈，而且大多数人即使没有被完全说服，也可以达到相互理解。当然总有一些人以傲慢和偏见看问题，但由于不可能有多少事情可以供其利用，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也没有什么关系，那是他的信仰，不是事实，不足为据。而且这类人，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也只是极少数。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以上九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事实上我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并付诸实践，我想强调的仅只是一点：坚持下去，举一反三，取得更大成绩。 *本文是作者1991年12月上旬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2期。 作者：郭树清 |
|||||
| 财富论今——新的理念 心的飞越 | |||||
| | 设为首页 | 劳动创造一切，财富造就神话 | |
| 财富论今－http://cf.xinyuwen.com 苏ICP备05013302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