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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程           ★★★ 【字体:
积极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程

作者:佚名     人气:363    全球最全的财富中文资源平台

  当前,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正处于关键时期。如何使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调整与企业改组,加速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升级,协调解决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面临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是当前经济理论界、政府部门和企业十分关心的重要课题。
  一、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迫切要求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强调的,是一次战略性的调整。与前几次产业结构调整相比,这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迫切要求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
  首先,过去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在短缺经济背景下发生的,是供给导向型的调整,这次调整则是在买方市场背景下进行的,是市场导向型的调整。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经济基本上是短缺性的,短缺经济甚至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在当时,理论上也把这种短缺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持续的高速增长,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消费需求结构的改变,我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供求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基础性生产资料基本告别了普遍短缺时代,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在短缺经济下,基本上不存在需求制约,只要能够缓解供给的资金和资源瓶颈,国民经济就能在产业结构平面扩张的同时迅速启动起来。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明显增强,现有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日益减弱,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动、生产能力结构性过剩的矛盾愈加突出。但应当看到,目前的产品过剩,是在人民收入和消费都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出现的。在21世纪初期,居民收入将由目前的低水平的小康过渡到比较富裕的小康,居民消费也将随之发生转型升级。这一方面要求居民收入上升到更高的水平,另一方面要求供给结构优化升级。以市场为导向,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形成有效的供给结构,既能为消费转型升级提供供给支持,又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益,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源泉。
  其次,过去的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是靠增量带动,数量扩张,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这次结构调整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与效率,要进行大规模的存量调整与优化配置。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经济基本处于“一穷二白”状态,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工业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追求重工业的高速增长,使我国迅速建立了一个门类齐全、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增强国力和提高国际地位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增长是以高额的成本换来的。从物质投入看,我国由于产品加工深度低,技术含量不高,能源、原材料消耗高,用同样或等量的资源、原材料投入所创造的价值,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5左右。买方市场的出现,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资源、环境的制约,使得这种高投入、低产出,追求数量和速度的经济增长格局难以为继,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下降。要使国民经济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就必须提高国民经济素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效率。这要求提升产业技术层次、加工深度等,同时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实现规模经济,并加大资产重组力度,通过兼并、联合等形式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盘活庞大的国有资产存量,使资源向高效产业、优势企业集中,提高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三,过去的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是产业平衡发展型的,而这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是产业升级,培育和发展新的支柱产业,推动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过去的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是“填平补齐”式的,调整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比例关系失调问题,缓解“瓶颈”部门制约的压力,填补产业“空白”,弥补产业“短线”,实现产业间的总体结构平衡。例如,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的调整主要是解决农、轻、重比例失调,90年代初的调整主要是缓解农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不相适应的矛盾。而这次调整,核心是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动,对目前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加以调整,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培育和发展新的支柱产业,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四,过去的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而这次产业结构调整的体制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0年代以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计划的资源配置功能,包括对产业间的资源配置实行倾斜政策,将国家直接掌握的资金投入到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等。进入90年代,产品生产、交换、流通等环节逐渐实现了市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初步确立。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市场化改造等方式,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因此,这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依托市场进行,调整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但同时应当看到,目前要素市场发展仍然比较滞后,与产品市场发展严重不对称,阻碍了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储蓄向投资的转换障碍仍比较严重。这都不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因此,在这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促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打破条块分割,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促进生产要素的顺利有效流动。
  第五,过去的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是封闭半封闭性质的,而这次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一种开放式的调整,这就要求国有经济立足于国际竞争,调整布局,调整组织结构,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当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正在经历着产业结构调整。从世界范围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发生,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十分迅猛。这同时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调整和升级,甚至使一些衰落产业重新焕发活力。世界范围内的这种产业结构变动,特别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正通过国际分工的变化,如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区域分工、产业内分工的变化等,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格局,影响到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步伐十分迅速。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并购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我国加入WTO指日可待,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结构调整不仅要考虑国内市场,还要考虑国际市场。“落后就要挨打”。我国要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必须恰当确立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定位,培育和发展我国的支柱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全面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总之,过去的几次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都是在短缺经济下进行的,中心是解决比例关系不协调、数量短缺问题,是一种增量性的调整和平面扩张。在这种性质的调整中,解决问题的关键主要是突破资金、资源瓶颈。这次调整的目的则是解决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而解决结构性矛盾的核心是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因此,推动这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是突破体制瓶颈和科技瓶颈,其中,科技瓶颈能否突破,关键在于体制瓶颈能不能突破。可以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目前,国有经济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1995年底,在36个工业行业中,国有资产所占比重超过50%的行业有21个,占20-50%的行业有10个。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国有经济这种配置格局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国有经济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1)从宏观、布局的层次看,战线过长,过于分散,大量资产分布在那些不需要国有经济控制和难以发挥优势的领域,影响了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例如,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国有经济成分,在国有经济并没有优势的领域,仍然在大量配置国有资产,从1985年到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增长6.6倍,其中食品行业增长7.6倍,饮料行业增长8.3倍。国有经济的这种面面俱到、战线过长的布局是国有经济整体效益偏低、主导优势不突出的重要原因,进而导致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偏低。(2)从微观、重组的层次看,在国有经济应当控制和能够发挥优势的领域,由于管理体制、产业组织结构、管理组织方式等不合理,创新能力较弱,也不能真正发挥优势,严重不适应新的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总而言之,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调整与企业改组是产业结构调整中最关键的环节。解决了体制性矛盾,建立了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功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能够基本得到解决。

  二、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解决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体制性矛盾,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如上所述,我国经济面临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双重任务,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其中,体制性矛盾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而国有企业体制不合理是体制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使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因此,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首先,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市场特征和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恰当界定国有经济的存在范围和产业分布格局。现代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分析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存在的基本理由。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之所以建立了庞大的国有经济,也有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就当前我国的情况而言,要在改革深化过程中恰当界定国有经济的存在范围,必须立足于我国面临的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市场特征等方面的因素,并考虑到国家的宏观管理能力。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经过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庞大的工业体系,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居民储蓄目前已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经过近20年的改革,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已跨过了起步阶段,产品市场已成为买方市场。同时,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因此,国有经济的原有功能在很多方面已经大大减弱,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势在必行。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并没有完结,二元经济特征依然明显,作为后起国家的赶超任务仍有待完成。同时,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仍然相对较弱,国有经济的进入、退出与转移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引导产业调整的重要物质力量。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除了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发展国有企业的领域、履行国有企业的一般功能外,就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国有经济的职能范围应更广。从把国有企业作为经济发展(包括“赶超”)的重要手段这一角度而言,我国国有企业应当主要分布在对实现工业化、赶超目标至关重要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
  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调整与企业改组,在不同产业有其不同的涵义与内容。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指出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包括“三类行业”、“两类企业”。国有经济在不同类型的产业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其改革与改组方式也因此有很大的差异。在传统产业中,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基本原则应是收缩战线,保障重点,依托优势大公司、大集团的力量,推动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国有经济一方面要退出那些非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竞争性行业和产品生产领域,首先是退出资金规模和技术要求不高、进入壁垒较小的行业和产品生产领域;另一方面要在重点领域巩固发展,主要是集中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自然垄断型和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大公司、大集团。在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资产重组的核心任务是在政企分开、打破行业垄断的基础上,形成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具备规模经济特征的大企业,同时强化产品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在制造业(如机械、家电行业),除劳动密集型行业贯彻落实“放小”外,关键是形成技术开发创新能力,要推进重大产品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带动优化重组,发展协作配套关系,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在新兴产业或先导产业,国有经济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基础性的研究与开发活动,鉴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高投资、高风险,风险投资不宜以政府为主导,要通过市场,由投资者出资,国家要做的是建构高新产业中的基础条件,除立法等软环境外,硬条件就是改造国有资本。在科技创新初期,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给政策,提供宽松的市场环境。同时鼓励以大企业为依托,推进科研院校与大企业的合作开发活动。形成好苗头后,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控股、参股的方式介入,或者传统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分立出一部分,开始作为副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作为主业。在第三产业中,国有经济成分应从小型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退出来,集中发展大公司、大集团,如交通运输集团、电信集团等。在那些直接为生产生活服务的部门,也完全可以依托国有企业的力量,金融保险业就是如此。一些国有性质的大型内外贸企业,也可以积极参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资产重组,带动其所在行业或其他行业的结构调整。

  其次,根据国有企业的定位,对履行不同功能的国有企业分类制定改革办法。按照上述对国有企业存在理由和功能的分析,我们把国有企业分为三类:一是国有企业功能已经非常弱的大量竞争性企业;二是垄断性、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三是履行战略功能的战略性企业。对这三类企业应有相对不同的改革办法。
  对于第一类企业,因为其履行国有企业自身功能的作用基本消失,所以主要工作应当是发展多元投资主体,有些领域甚至可以考虑国有经济成分完全退出。这些企业的最终命运由其在市场上的表现来决定,对这些企业的控制主要通过股东进行。对于这一类企业中的大中型企业,在推进股权多元化的过程中,应着力构造法人持股、特别是法人交叉持股模式。
  对于第二类企业,由于规模经济、自然垄断或地域性垄断方面的原因,改革的主要工作是控制其行动效果。在这方面,尽管可以采取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采取的一个行业两个以上大公司的做法,但主要任务是改进政府对这些企业的管理办法。因为即使一个行业只有两、三个公司,该行业市场格局仍是寡头垄断性的。单纯强调其走向市场,强调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结果可能使国家垄断变成企业垄断。因此,对于自然垄断型和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政府应当借鉴发达国家政府管制的通行做法,完善对企业的监控。例如,对电力企业的管制就主要通过监管价格(防止企业制定垄断高价)和消除某些价格歧视形式进行的。
  对于第三类履行战略功能的企业,国家应保持控股地位。同时,为了促使该类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应改变其国有独资的格局,积极推进股权结构改造,吸引非国有经济成分投资。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家将一些规定的指标纳入到企业目标,国家对这些企业的考核主要以市场效益和指标完成情况来确定。

  对上述三类企业采取不同的改革办法,具体办法可见附表。但需要说明的是,三类企业的划分以及关于国有股权的结构、评价依据和管理方式的选择,不是绝对的、静态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动态变化着的。有些战略功能型企业可能在一定时期之后其战略功能大大减弱;有些垄断性企业也可能由于技术进步、市场环境变化而转变为第一类企业。而国有企业功能较弱的企业在特殊紧急时期,其国有企业的功能也可能迅速增强,如有些药品生产企业在战争时期生产大量的军用药品。
  三、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大企业为“龙头”
  在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产业结构调整中,究竟是以企业为主体,还是以政府为主体,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结构调整一直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调整至今结构矛盾仍很突出,达不到预期效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之一是转轨时期结构调整主体缺位。由于政府可直接支配的资金、资源较之过去已经大幅度减少,国有企业逐渐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大企业(集团)的作用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与产业结构调整应当以企业为主体,特别是充分发挥大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经验表明,那些不仅具有生产、流通功能,而且具有融资、技术研究开发、资本经营等综合性功能的大型企业集团,能够发挥企业群体优势,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等作用,应该成为结构调整和国有经济改组的最重要的主体。政府要做的工作主要不是直接出面进行结构调整,而是培育这类企业集团生长的土壤,创造良好的宏观外部环境。所谓以企业为主体,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国有企业的改组要以企业化、商业化原则为主导,不能把非商业化的活动纳入到企业的目标函数;二是改组行动主要由企业自行安排,政府的活动仅是辅助性的。培育、发展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既是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方向,也是加快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大型企业集团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按照市场竞争机制和集团发展战略的要求进行兼并、联合,是实现政策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纽带,也是提高结构调整效益,减少结构调整中行政失误或政府失灵的合理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集团取得了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处于一个无法替代的关键位置。面对紧迫而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格局,如果国有企业起不到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力军的作用,靠民营企业是很难的,不能期望用短短几年内成长起一批民营集团,应对国际竞争的主体部分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是国有经济,特别是其中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第一,大型企业集团是国有企业的骨干和精华,是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产业和新的支柱产业的重要依托。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所在。在这类产业发展过程中,大企业的作用至关重要。只有在规模经济基础上运作的大型企业(集团),才有可能制定长期发展战略,进行可持续的发展,承担起投资金额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产业的发展责任。不充分重视和发挥大型企业集团的作用,我国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将很难站住脚,也难以调整目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而仅仅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铺摊子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大型企业集团是产业技术进步的策源地,是技术创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有力推进者。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中,技术进步因素将取代劳动成本因素在产业竞争力中构成越来越大的份额。现代产业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所需要的大量财力和人力投入,是中小企业难以承担的。因此,在经济发展进入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为主的阶段后,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就成为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主体,大企业在产品创新基础上的科研组织功能是现代技术革命的主导力量。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及其与科研机构的联合,能够有效地改变我国科研与生产脱节、产业技术开发能力薄弱的状况,成为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有效的组织形式。而且,在科技型小企业创新成功后,大企业有能力迅速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并通过产业协作链条传递到中小企业中去,带动一大批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素质的提高。因此,大型企业集团是我国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中枢性的环节。

  第三,大型企业集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骨干型的企业组织,是推动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主力军。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一方面要适应规模经济的要求使生产经营集中化、一体化,另一方面要适应专业化分工的要求实现专业化和小型化。这些要求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一种以大型企业为骨干、众多中小企业为基础的企业共生体。大型企业集团通过并购、合并等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市场集中度,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改变买方市场条件下过度竞争的割据;通过发展把生产、流通、科研、金融联结起来,通过产权纽带或协作方式把大量中小企业联合在周围,既可以大大提高市场的组织程度和稳定性,也有利于突破条块分割对资金、资源在全国统一市场中流动所造成的行政性壁垒。
  四、充分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为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与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有利的环境,并加大支持力度
  国有经济战略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事关全局,任务繁重,要求充分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恰当确立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鉴于我国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新兴工业化经济的企业集团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的经验教训,政府在以下方面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政府在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与产业结构调整中可以起第一推动作用。国有产权的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使跨行业、跨地区的并购难度较大。目前存在的结构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于旧体制形成的行业壁垒、部门分割造成的,地方市场分割则是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这需要由政府推动,打破体制障碍。比如上海市近年的结构调整取得重大成绩,由原有的二、三、一产业结构模式向三、二、一产业模式演变,新的汽车、电子等几大支柱产业基本形成,替代了上海传统的纺织等支柱产业,进而形成一批势力强大的企业集团,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应强调的是,第一推动力到此为止,政府不应直接插手具体的重组过程。
  第二,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并推动实施。产业政策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即产业合理化政策、产业结构高级化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合理化政策要解决的是现有产业的资产重组和关联产业之间的协调;产业结构高级化政策要解决的则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现有产业技术结构升级问题;产业组织政策涉及的是企业规模结构、主要是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三者密切联系在一起,不能截然分开。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建立有效的协调机构。制定和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协调投资、加强网络联系和挑选优胜者。在前两类方式中,政府主要试图强化市场信号,激发企业活力,这也是战后日本和韩国政府的做法;第三类方式则是政府设法取代市场。我们应当汲取日、韩两国当时的有关组织经验,把政府、大企业(集团)、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学术界的有关专家领导组织起来,共同制定并策划实施产业政策,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共识。

  第三,加大对企业集团技术创新支持力度,同时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技术引进体系标准和引进程序,加速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步伐,尽快建立有利于经济独立的技术体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切实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与核心竞争力,必须把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放在首要位置。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技术、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体现,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的协调配合。从国际经验看,各国政府鼓励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都不是依靠一个政策文件,而是围绕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国家竞争力这一主导思想,制定多种政策措施相互配合的政策体系。在这方面,政府当前的工作重点应是:研究制定产业技术发展规划,明确战略性技术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加强政府对大公司、大集团研究开发方向的引导,并加大政府的研究开发投资力度。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必须树立中央权威,在重要行业要建立统一的技术引进领导机构,同时结合法律法规措施,把行政权威与法制权威紧密结合起来,防止多头对外,盲目引进,重复建设。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要以有能力设计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装备为目标,有计划地引进国外技术,并配合以促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支持措施。同时要以现有优势企业为依托,逐渐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尽快形成独立的技术能力和技术体系。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在鼓励科研院校与企业开展研发合作、鼓励一些科研所并入企业的同时,应当强化政府在战略性产业和潜在优势产业研发活动中的领导与协调作用,一些基础性的、重大的研究项目,由于外部效应较强,研究时间长,风险较大,也许只能由国家承担。国际上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目前在我国设立了“中国研究院”。我们应有长远眼光,真正建立一些研发力量强的“国家队”,不能因为近期利益,就将科研院所全变成“俱乐部”式的。
  第四,建立一个高层次的权威领导协调机构,强化对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我国产业结构正处于一个大变动、大调整时期,企业也正处于大分化、大重组时期,这一过程涉及到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协调,涉及到地方利益的协调,涉及到经济领域、社会稳定,范围非常广泛,要对复杂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因此,中央政府的综合协调作用极为重要。我们认为,没有一个高层次的权威领导机构,不充分发挥中央的有力协调作用,树立强政府形象,我国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进程有可能拉得很长,付出的代价很大。
  建议借鉴日本、韩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的做法,完善目前负责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与产业结构调整工作的领导体制。例如,可在国务院或有关部委下设立若干产业合理化审议小组,人员主要由来自各产业贸易部门、相关产业的大企业、银行等的代表组成,主要任务是统一研究制定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研究大公司、大集团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如何发挥作用,制定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的具体步骤,包括指导和协调大集团的资产重组活动。  
  主要参考文献:
  (1)白和金:《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宏观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2)M·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
  (3)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
  (4)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

  (5)王积业:《关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思考》,《宏观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6)王永治、胡春力主编:《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
  (7)魏礼群:《大量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载王梦奎、林兆木主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1987年版。
  (8)曾培炎:《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研究与建议》第11期。
  (9)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7》,经济管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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