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些国有企业搞不好，其实质是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不愿为政府廉价地“打工”。在这种时候，我们的政府是死死把住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放，还是通过资产退出的方式，放手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出让国有资产？如果认清了生产组织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大胆地退出。不能让人做物的仆从，而是要让人做物的主人。这样做，既保全了国有资产，又发挥了企业家积极性。各级政府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要注意防止国有资产在这一退出过程中的隐形流失，政府的职责是把好退出关。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十分活跃，但仔细观察便可以发现，这种活跃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政府工程的带动下产生的。因此，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经济逐渐显现出了“政府拉动型经济”的模式。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配置着中国经济的资源。六七年过去，这种“政府拉动式经济”的问题逐渐显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益。
　　　　 有鉴于此，我国经济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已从原先的一个方面扩展到两个方面，即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扩展到政府功能和职能的改革。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是有顺序的，即政府配置的资源首先要从企业领域退出，再从行政领域退出。
　　　　 政府之所以能如此大规模地参与配置资源，是因为政府仍然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因此，要想使政府尽量多地退出资源配置过程，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将资源推向社会，使资源社会化。这一工作在企业改制方面的主要表现是产权多元化和国有企业民营化。
　　　　 近年来，我们可以不时听到这样的消息：某某著名企业家一手创办的企业突然被政府托管了，或是企业家与政府之间为了企业的归属权问题争执不休，弄得企业几近破产。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往往是这类企业的产权在政府和企业的创立者或是实际经营者之间分配不清的问题，我们往往把这些企业称作戴“红帽子”的企业。
　　　　 所谓产权不清，实际上是在办企业之初，创办者与国家的经济关系不清楚。在挂靠的过程中，企业利用了政府的许多政策资源，也就是政策产权、知识产权等。因此，当它发展壮大之后，政府仍然有权索取它的“政策产权”。然而这种“政策产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的存在是一种改革的过渡，时机一旦成熟，政府的“政策产权”必须尽快退出，因为它再存在下去就既不合理、也没有必要了。问题是政府的政策产权价值有多大，要给这种“政策产权”定出合理的价格。
　　　　 政府应当尽快明白，国有企业所拥有的只能是“物权”，而不是“人权”，即国有财产或国有资产中包括的只能是物质形态的资产，而不是企业中的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国有企业中的人力资源价值属于劳动者自己。从企业产权结构上分析，国家所拥有的只是物权，而某些知识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经营者的头脑中的。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产权是不完整的，只有将人、财、物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产权。因此，对当前社会上的一些“红帽子”企业，必须对其产权进行清晰的界定，才能避免引起纠纷。在这一点上，当前的中国特别需要理论支持。没有清晰的理论，便不会有清晰的实践。
　　　　 当前社会上还兴起一个新词汇“混合所有制”。实际上在今天实现一种混合的现代企业制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目前国有企业存在两种不同合资方式：一是产权不明晰形式，国有股与私有股一同经营；二是产权明晰，国有股不参与经营，享有其他权利，由私人股负责经营任务，保障国有股方的全部利益。不同合资方式给私有股方带来了种种问题：一是国有股方面频繁的人员流动，给私有方的经营、管理带来不便；二是国有股只重视地区的社会责任，给企业的跨地区发展带来层层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