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者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TCL集团等企业，引爆一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政策之合理性、改革过程之公正性、改革结果之可行性的大讨论。除了普通网民和媒体之外，方方面面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纷纷主动或被动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和立场。
　　一场激情遮蔽理性的辩论
　　这场辩论已不是一场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且是对公众说话，对政府说话。学者们希望使自己的意见影响甚至左右未来的公共政策。因此，这是一场重大的公共政策辩论。
　　辩论进行至此，已经极端清晰地将经济学界的分歧暴露在公众面前。
　　一方是所谓经济学界“主流”，对方将他们称为“新自由主义者”，暗示他们与阿根廷、俄罗斯那些鼓吹私有化和全球化的经济学家具有同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不管怎样，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曾积极参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案设计，而他们自己也确实以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成就作为自己理论的实践结果。在目前的辩论中，他们也正是以这一成就来捍卫国企产权改革的合法性、民营化的正当性。他们承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存在问题，但他们说，问题并不像另一方所说的那样严重。那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而改革本身的正当性是无可置疑的。
　　另一方则通常被人们称为“新左派”，他们更多地具有批判和怀疑色彩。跟往常一样，他们以民众和国家利益的代言人的角色相期许，而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成就表示质疑。他们指责，这样的改革，不过就是允许少数权贵肆无忌惮地掠夺国有财产，而人民则因此沦为下岗职工，被甩到社会边缘。
　　双方的知识谱系和政治取向如此截然不同，因而，整个辩论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中不乏情绪性的、或者上纲上线的攻讦。尤其是“新左派”方面，在一次同仇敌忾的研讨会上，又发表公共信，又上书领导人，其言论也具有强烈的战斗色彩。左大培先生近日发表声明说，“我向全中国人民敲起警钟：人民的财产和未来在危险中！”他号召“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保卫我们人民的财产，痛击那些侵吞人民财产的豺狼！”
　　面对这样的言辞，任何一个希望保持自己尊严的人，一个希望理性地讲述道理的学者，恐怕都无法回应。而左大培先生也已经提出了他的战斗计划：“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严厉打击那些掠夺人民而致富的富豪，我们更需要真正的清算：对那些借‘改制’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对那些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的贪官污吏进行清算，对那些有意识支持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当一个辩论者发出这样的号召的时候，辩论就终止了。
　　回头再来看这场辩论的导火索，恐怕也正是这样充满硝烟味的言辞所点燃的。郎咸平先生的很多研究多有惊人之语，即以其批评格林柯尔的公开演讲《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例，其“涉嫌骗取国有资产”之类的说法，在目前的体制下，很容易被普通读者解读出某种对企业极为不利的弦外之音。而他在回应格林柯尔对他发来的律师函时，也有意无意地曲解了该函件中个别用词的含义。后来，郎先生则沉浸在“战斗的兴奋”中，表示将“斗争到底”！并称“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样的姿态具有新闻轰动效应，也使学者可以轻松占据某种道德制高点。但是，这恐怕更多地应当是政客的伎俩，而不应是学者的技巧。更有甚者，学者的这种激烈态度，在政策层面上，可能激化人们的情绪，使某些非常极端的主张迅速占据公共空间。这极有可能使公共决策趋于非理性。本次辩论最终是否有益于形成某种更为合理的国有产权改革政策，实为未知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