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的股市已经站在了市场化大门的门槛上。只要我们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能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在主体上跨入市场经济的大门。在我看来，这一步可能就是国有股减持。因此，必须把国有股减持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工程来加以推进，从而使减持具有更丰富的改革内涵和更明确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国有股减持来理顺产权关系，进而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并且使政府进行有效的功能归位，那么我们的经济体制就可能真正地、全面地转向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股票市场就可能真正具有了进行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基础和条件，从而也就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重生。
　　经过1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股市又走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面对国际金融资本正在步步紧逼地叩击着中国的大门。负重的中国股市该迈出怎样的步伐才能走出计划经济的怪圈，进而到达现代市场经济的彼岸？站在不同角度的人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思考着这一事关中国股市和改革全局的重大课题，并且也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出答案。
　　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在一种极为特殊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计划经济的天敌，资本和资本市场在中国长期处于被排斥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建立商品经济体制和理顺市场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日益突出地显示出来。但在8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阴影还浓重地笼罩在中国大地上，计划与市场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交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场争论的最主要成果，是1984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作出了明确肯定，这一重大的理论突破使主张改革的社会力量迅速在商品经济理论的旗帜下聚集并且逐渐地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令人遗憾，在当时也是难以避免的是，《决定》在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同时又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改革中所能接受的只能是没有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从而也没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传统市场经济（当时称之为商品经济）。
　　1986年 4月，我在《理论内参》第4期上发表了《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的文章，认为市场本身具有自我扩张、自我收缩、自我协调和自我选择功能，只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而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把社会经济的运行真正置于市场机制的竞争之中。1987年10月，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问题》，指出产权明晰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没有明确产权边界的国家所有制与要求有明确产权规则的商品经济的不适应，因此，必须以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现代法人企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全面推进产权的人格化进程。
　　随着改革的推进，虽然反对股份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但主张走股份制道路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人数也在日益增多。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政府决策部门没有采纳主张走股份制改革道路的经济学家的主张，相反，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地推广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资产经营责任制。但是，代表现代生产力最高组织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毕竟是一种最具生命力并且也最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方式的企业组织形式，随着各种各样的“模拟资本”的改革思路所固有的种种弊端的日益显露，引进资本机制的改革思路也日益得到重视，股份经济和资本市场终于在社会各方的努力下登上了中国改革的舞台。
　　1990年 10月和 1991年7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成立，掀开了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史上的新的一页，也标志着我国的股份经济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