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治理制度创新——董事职业化
杜志艳
上市公司的监管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之间必须有很好的衔接通道，这是监管有效的必要条件。为了维护中小股东的正当利益，在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中国证监会在上市公司中强制推行了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制衡内部董事和管理层权力的有效措施，得到了广泛认可和采纳。但是由于独立董事在产生、行权与维权方面的制度缺陷，制度实行以来，存在如下六个方面的问题：不完善的委托代理关系、激励机制的缺失、信息支持不到位、独立与公正问题、新一轮监督成本问题以及效用定位问题，不作为现象、花瓶效应以及广告效应过度凸现。要解决独立董事存在的上述问题，显然有必要对独立董事制度进一步创新，不仅在董事会内部要形成有效的制衡，既要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还要从强调核心控制权的专业化、提高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工作效率方面予以全面考虑。因此，要从效率与制衡的角度出发，在上市公司中推进董事职业化制度。董事职业化是指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内，把上市公司董事作为一种责权利高度统一的专业性较强职业，以全体股东为委托人，以职业董事为代理人，利用团体委托，将公司的核心控制权进行整体性的委托转移，通过职业董事市场对董事人力资本的定价，引导职业董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应有的效用。
董事职业化是链接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的必要途径
由于上市公司股东在数量和空间上的相对分散、同时大多数股东在议决事项上也存在明显的信息约束，目前看来召开高效的股东大会可能性比较小，所以董事会便成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从理论上讲，董事会是全体所有者的信托对象，而这种所有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出资人、以人力资本加盟的管理人员和公司员工、公司所处的社区以及与公司存在借贷关系的债权人。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非股东的所有者一般都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地位，而中小股东与大股东相比，弱势地位又最为明显，因此要把董事会如何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来考虑。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成员大部分是大股东的代表，或者就是大股东本人。即使作为内部治理重要力量的监事会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组织，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这种状态下的董事会明显还是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方。在与监事会、外部监管的博弈中，能够通过隐藏信息乃至提供虚假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博弈，从而忽视乃至掠夺其他人的正当利益，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监管需要大量的信息和激励支持，缺少信息支持的外部监管和缺少激励支持的监事会内部监督都不可能有很强的效果，最少是不能及时对上市公司的非正常行为采取约束手段，董事会或董事个人的道德风险从而无法避免。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在内部治理方面问题较多的事实了。要真正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将目前的独立董事职业化，建立职业董事制度，在董事会内部打造能与外部监管有效对接的内部治理。
在公司治理的制衡与效率之间打造新的平衡，必须实行董事职业化
由于对上市公司公众所有性质和人力资本参与剩余分配的进一步认识，考虑到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成长的重要性，公司的所有者的概念得到了拓展，公司管理者、员工、社区、债权人都与出资人一样成为了所有者。在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公司组织构架中，如何保护全体所有者的利益，协调公司治理主体与代理人的关系，达到公司财富的最大化是公司治理结构设计的核心问题。 如果从简单委托——代理的角度考虑，各种不同的所有者就必须推选自己的代理人进入公司的核心控制层——董事会，以便在董事会中体现不同所有者的意志，并监督制约其他的董事。显然，这是在制衡方面一种比较进步的设计，但是与现代企业的效率原则严重相悖，如果片面的强调制衡而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全体所有者的利益在制衡的过程中流失。制衡不是目的，制衡仅仅是一种手段，效率和财富才是目的。因此必须以现代公司委托——代理的组织理论为基础，在制衡与效率之间打造新的平衡，既要让董事能够代理委托人的利益，又要让董事本身有能够行使这种核心控制权的个人能力，唯一的途径就是董事职业化。由于终极出资人缺位的国有资本还在大部分上市公司中拥有一定的股权，从保护正当的国有资本利益、防止其多层代理人越位的角度，董事职业化也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途径。